《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初版1960年。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本书具有极强的平民意识，一部纯美的散文式的电影；一种委婉的诗意，一片宁静的意境；近乎一幅素雅、淡泊、简约的中国水墨画；满含人间烟火味，却无半分名利心。

在《城南旧事》中，林海音深切地眷恋着她的第二故乡北京，她称在北京度过的25年时间，是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北京城的胡同、四合院，西山脚下的毛驴，以及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这些影像都给了她创作的灵感。摄影师沈继光先生愿意陪伴作者再走城南，用镜头去收拾古城的残片。

冬阳 童年 骆驼队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后记

收拾残片——陪海音先生再走城南(沈继光)

残片不在，记忆失了根壤(沈继光)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末”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栈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

另外一个拉骆驼的，在招呼骆驼们吃草料。它们把前脚一屈，屁股一撅，就跪了下来。

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的走，慢慢的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们天生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很难看。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的响。

“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戴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戴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讦，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么？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金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P3－7

我曾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稿，现在把它抄录在下面：

我的兴趣很广泛，也很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惚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惚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看见那人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就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大声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惚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就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滋滋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闹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就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候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家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者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招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成屠宰场，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犯，没尽到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自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在时间上有点连贯性，读者们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挨而神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