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险恶之旅》讲述1911年1月至1913年1月，英国海军上校斯科特率队进行南极探险，以人类所能具备的勇气、毅力和坚定信念，在那片艰险之地进行科学考察和极地探险活动。整整三年，在极不利人居的地方，为了并没有财务回报的纯粹对知识的探究，付出卓绝努力和生命代价。本书作者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作为斯科特的队员之一，亲历了三年的生死劫，他从自己的视角和经历写了这本关于极地旅行的书。虽然“仍有人认为探索未知的两极地区不是什么要紧事，但彻底探究这些地区对科学的重要性固不需赘言；人类的历史更一直就是从黑暗朝向光明的持续奋斗，因此，讨论知识有用无用是没有意义的，人如果不再有求知的欲望，他就不再是人。”这便是本书的精神支柱和价值所在。

1910年，英国极地探险家斯科特率领探极队员乘“新地号”由英国出发前往南极，尝试挑战世界上首次抵达南极点的纪录。经过无数次筹划、一次又一次的冰棚物资运补、在险恶雪地不断跋涉后，探极点的五人小组却在最后阶段深陷厄运、坏天气以及成员精神崩溃的魔掌。此外，他们还得面对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一行早在一个月前已率先抵达南极点的重击。悲愤与痛苦之余，五人展开了一场被诅咒的回程之旅，最后因体力不济及燃油缺乏相继倒下，全体罹难，为这场极点竞赛画下壮烈的句点。早先回到基地的运补队员于1913年回抵新西兰。这支探险队中最年轻的成员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于1922年出版了《世界最险恶之旅》这部极地探险的经典巨作，让世人见证了这起探险史上最著名的悲剧事件。

序文

第一章 从英国到南非

第二章 东航

第三章 南下

第四章 登陆

第五章 运补之旅

第六章 第一个冬天

第一章

从英国到南非

短暂离开你在岸上的关人儿，

以将归的誓言堵住她们的悲怨，

虽然你再也不打算回转。

——《荻朵与阿尼亚斯》①

斯科特常说，当准备工作完成时，探险行动最困难的部分便结束了。所以，一九一。年六月十五日，当他看见“新地号”驶出加的夫港进入大西洋时，他一定是大感宽慰。加的夫港热烈欢送探险队出发，斯科特还宣布“新地号”返回英国时，将以加的夫为第一个港口。整整三年后，“新地号”由尼尔森指挥，一路由新西兰回航，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四日重抵加的夫港，全员给薪解散。

打从一开始，一切都随意而愉快，有幸随船航至新西兰的人，虽然在船上五个月很不舒服，工作也很辛苦，回想起来却是整个探险过程中最快乐的时光。对我们有些人而言，出航的旅程、在大块浮冰上往南漂流的三个星期，以及在小屋岬的鲁滨逊式生活，是最可贵的记忆。

愉快互助的船上生活

斯科特说得很对：探险队成员只要有可能，都应随“新地号，，出发。也许他要求队员多多磨炼，而在船上确实是试验我们勇气的好机会。我们这些人，包括航行军官、科学组员、水手、职工等，都是从八千个志愿者中挑选出来的。

我们这伙人与一般商船上的人完全不同：组成分子不同，工作方式也不同。航行军官是从海军里物色来的，水手也是。科学组员中有一位医生，但不是海军军医，倒是个兼任科学家。此外有两个斯科特称为“打杂”的人，就是欧慈和我。科学组共有十二人，但只有六人上了船，其余的要到新西兰的利特尔顿港才加入，从那里，我们航行往南极的最后一段。在船上的人当中，威尔森是科学组组长，他是个脊椎动物学家、医生兼画家，而且，读者不久便会看出，他是船上任何人求救时随叫随到的好朋友。埃文斯中尉是船长，坎贝尔为大副。各军官立即排定轮班守望。水手分为左舷与右舷两班，与一般的船一样有一套人员递补制度。除此之外，船上无人有绝对固定的工作。船上的惯例如何我不知道，在我们船上差不多都是志愿从事。大家默认只要手头工作许可，有需要做的事就该立刻帮忙，但这完全出于自愿——谁愿意去把帆收紧，去加煤，去搬货，去抽水，去涂油漆或洗掉油漆？不断有这样的呼声，有些几乎是日夜不停每小时呼叫一次，从无一次无人应答。不仅科学组员如此，连航行官们，只要固定职责之外尚有余裕，也一样应声帮忙。没有一位航行官不是运煤运到看了就怕的地步，可是从没听到有人抱怨。这样的工作方式让人很快看出谁最乐意工作，但这些人的压力就大得不公平。另一方面，航行官和科学家们也都各有其本职待完成，应该优先去做。

自英国出海后的头几天，工作辛苦而密集，但我们很快适应了。接着我首次注意到威尔森的天赋机智，他能慧眼立辨有关键作用的小事，同时他对工作的热情立下很高的典范。尼尔森是另外一个工作狂。

停泊马得拉群岛丰沙尔港

出海八天后，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我们在非洲马得拉群岛①的丰沙尔港(Funchal Harbour)下锚。八天里，我们用帆，也用蒸汽机行驶过这船，甲板极尽清洁之能事。有一些油漆工作待完成，在港口好好清理一下，它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有一些科学工作，尤其是拖网与磁性观察，已经在做了。不过这么早我们已开始每天花几小时抽水，显然抽水工作将是我们持续的噩梦。在马得拉跟在别处一样，抽水这类工作是有需要就吆喝人去做的。六月二十六日清早，我们离港。启航前，尼尔森已利用仪器花了好几个小时做磁性记录。

各具专职，各显身手

六月二十九日(正午时位置在北纬二十七度十分，西经二十度二十一分)，我可以这样写：“出海才两周，但从舱房的外观来看，我们好像已经在海上一年了。”

离开英国时，我们彼此完全陌生，但航行官和水手们很快各安其职，而一伙男人同居于这么窄小的空间，合得来合不来也是立即可见。我们且走进环绕着后舱小起居室的一间间舱房看看。左手边第一间舱房是斯科特和埃文斯中尉的，斯科特不在船上，威尔森取代了他的位置。第二间是秘书德瑞克(Francis R．H．Drake)的。螺旋桨右侧住的是欧慈、艾金森和利维克——后两位是医生。左舷住着坎贝尔和尼尔森，潘是导航官。接下来是雷尼克(Henry E．de P．Ren—nick)和鲍尔斯，鲍刚从波斯湾回国，两位都是守望官。下一间舱房住着刚从印度回来的气象学家辛普森(George C．Simpson)NN位海洋生物学家，尼尔森(Edward W．Nelson)与利莱(Denis G．Lillie)。最后一间舱房被称为“育婴室”，住着最年轻的几位，因此一定也是全船最守规矩的，物理学家兼化学家莱特(Charles S．Wright)，挪威来的滑雪专家葛兰(Tryggve Gran)，以及我，威尔森的助手兼助理动物学家。很难明确说明某人的职位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做很多种工作，不过以上就是大致的情形。P51-54

极地探险是最清洁也最孤独的受苦方法。只有在极地探险时，你可以一件衣服从九月穿到十二月，除了一层身体自然分泌的油脂外，衣服看起来干净如新。在极地比在伦敦更寂寞，比在任何修道院更与世隔绝，邮件一年才来一次。常有人争论，是战时的法国艰苦，还是在巴勒斯坦或美索不达米亚难熬；而其实，跟在南极的日子相比，这些都不算差。坎贝尔①那组人里有一位就告诉我，在比利时打仗蹲壕沟，与南极的日子相比，算是相当轻松愉快的。但是当然，除非有人发明什么艰苦量表，否则很难比较。总的来说，我不信世上有谁的日子比帝企鹅更苦。

一直到现在，一般人眼中的南极，仍然像古巴比伦人心目中的众神居所一样，是一片高耸的大地，在辽阔大海的彼端，环绕着凡人的世界。光想想有这么个地方已经够骇人，更别提要去探索。因为，公元九世纪，阿尔弗雷德国王统治英国时，维京人已经在踏勘北方冰原；可是直到一八一五年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时，南极大陆还未发现。

如果想要读南极探险史，斯科特①所著《发现号之旅》(Voyageof the Discovery)中有一章写得极好，别的一些书上也有。本书并不做此图。不过，有人向我抱怨，说《斯科特的最后探险》(Scott's LastExpedition)一书交代不清，好像以为读者对一切都熟得很，而其实读者完全不清楚“发现号”是个什么，城堡岩(Castlle Rock)或小屋岬(Hut Point)又在哪里。为了让读者了解本书中所提历次南极探险的重大发现和遗留的痕迹，我在此做个简短的介绍。

库克：奠定南方大地的知识基础

打从一开始，有人绘制南半球地图时，就认为那里有一块大陆，命名为“南方之地”(Terra Australis)。探险家越过好望角和合恩角②之后，却只看到汹涌的大洋，不见其他。后来又发现了澳洲和新西兰，对南方大陆的信心减弱了，不过并未放弃。以前，探险是为了个人或国家事功；到十八世纪后半，追求科学新知的热忱为探险增添了动力。

库克①、罗斯②和斯科特都是南方大地的贵族。

是英国大航海家库克奠下我们知识的基础。一七七二年，他指挥四百六十二吨的“果决号”和三百三十六吨的“冒险号”，从伦敦近郊港口德特福德启航。这是两艘运煤船。他和南森③一样，相信食物成分多样可以防止坏血症。在记录中他提到，除了他的口粮“肉汤、胡萝卜泥和麦芽啤酒汁”以外，还打造了勋章，“送给新发现国家的土人，证明我们是最早的发现者”④。不知道这些勋章现在还有没有留存。

抵达好望角后，库克向东南下到新西兰，打算尽力南航，寻找那南方大陆。一七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在南纬五十度四十分，东经二度处，他第一次看见“冰岛”般的大冰山。次日，他“看见一些体型如鸽……挑选装备和人员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兼顾两个目的就要困难很多倍。斯科特和队员们都不愿只为探极这一个目的去，不过他们认为探极是值得尽力达成的目标。他们的态度是：“我们冒险，我们知道此行有风险，后来事情发展不利，我们没有理由抱怨……”

这样一种做事系统，我不敢说完美，但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发展到相当精密的地步，一定得完整传授给后来之人。我讲述这个故事，希望以后的南极探险领袖能够拿起这本书来说：“根据这本书，我知道该订什么，订多少，给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使用。我知道斯科特曾经怎么使用这些东西，他所定下的计划实行起来如何，他的队员在过程中做了哪些修改，对后人有些什么建议。我对其中哪些地方不是很同意，但这是一个基础，可以节省我很多个月的准备时间，对于探险的实际作业提供有用的知识。”如果这本书能让将来的探险者鉴往知来，就不算白费笔墨了。

不过，这不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一九一三年我开始写作时，是以叙事官身份替南极委员会写的，条件是让我放手去写。我最想做的是说明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是谁做的，谁的功劳，谁的责任，谁拉了最多雪橇，谁带领我们度过最后最苦的一年(那一年，有两支队伍失踪，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时间再拖下去，大家都要发疯了)。这些事都没有记录。我通常只是受别人领导，没有太多责任，而且常常吓得要死，很多情况我根本不清楚，我自己也知道。

很不幸，我无法以叙事官漠不关己的间接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我的方式是诚挚的个人告白。这使得南极委员会很为难。让他们不为难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本书收回来，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的，虽然没有一位委员能说其中有一字不真。官方报告应该正经八百、四平八稳，跟博物馆里的科学报告一起在架子上招灰。而且，依照委员会的要求，“每次都说清楚开始的时间、行进了几小时、地面与天气的状况。”这些对未来的南极探险者没什么用处，对洗涤作者的灵魂也没有帮助。因此我决定独力承担这不能分割的责任。不过，委员会让我自由取用他们的资料，可以说他们才是正式的叙事官，只是本书使用的研究结果我都尽量以个人风格呈现，委员会没有丝毫责任。

我应该不用多解释，本书的写作拖延了九年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我还没有从探险的过劳中恢复过来，就已经到佛兰德①照管一队装甲车了。参与战争与南极探险在一件事上相似：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我从战场归来，身心俱疲，这本书只得等待。

假如有人问我最喜爱的旅行文学作品是哪一部，浮现我脑海的总是这本书。这是本充满勇气、灾难、饥饿、英雄气概、探险精神，以及温馨友谊的好书。

——保罗·索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