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传奇记者、作家，宋庆龄一生的挚友。　　“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晚年宋庆龄三次去信邀请爱泼斯坦为她作传。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上下)(精)》是基于大量中外文珍稀史料和对相关人士的实地访谈，一部历经十年艰辛写就的大传。

《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上下)(精)》是得到宋庆龄本人授权的传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受宋庆龄生前所托，在整理吸收大量材料特别是外文史料、采访众多相关人士的基础上，历经十载艰辛而成。本书全面记述了宋庆龄的非凡经历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书中关于宋庆龄的史实极为丰富，材料多是作者在与宋庆龄长期交往中亲身经历的或宋庆龄晚年亲自向作者提供的，因而真实可靠。

上册目录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第一章 青年时代：美国，1907—1913年

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第三章 回国和结婚：1913—1915年

第四章 孙中山

第五章 为了维护共和：上海—广州，1916—1922年

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

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第八章 1927年的武汉：考验和分水岭

第九章 赴莫斯科：1927年8月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国：一场短暂的暴风雨

第十二章 再赴欧洲：1929—1931年

第十三章 救援革命者：上海，1931—1934年

下册目录

第十四章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上海，1935—1937年

第十五章 抗战岁月（上）：香港，193712—1941年

第十六章 抗战岁月（下）：重庆，1941—1945年

第十七章 在战后的上海：1946—1949年

第十八章 建设新中国：1949—1965年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艰难的日子，1966—1976年

第二十章 金色的余晖：1976—1981年

第六章 广州的变局：1923—1925年

1923年，宋庆龄30岁了。

1月间，她陪同孙中山与苏俄政府使节越飞在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会谈，成果是在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1883—1927），蓄黑胡子、戴眼镜，身体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即使在一个坚决反共、但亲眼见到过他的作者笔下，也不能不对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个最不寻常的人……尽管不到四十，看起来已经像个老头子了，因为在沙皇统治时期他在狱中受过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里的中国人]出神地听他阐释他信奉的主义，他宣称欧洲的所谓政治原则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世代相传的偏见……他给北京的官员们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内幕（他是参与谈判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关于当时还是秘密的中欧历史的真正事实……[中国]首都的知识界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一个新的俄罗斯—中国团体组织起来了，它看来要产生一些伟大的事情。”

越飞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他是谈判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高级人员——这个和约在1918年签订，终止了俄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并且在保证被包围的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得以生存下去这一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在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国际会议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击败了国内的反革命和十四个外国的干涉之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和平共处”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了第一个外交行动，借以打破在欧洲各国中的孤立状态。

列宁对他在党内的同事和下属总是从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去衡量的。列宁给越飞的信件显示，他首先看到的是越飞作为一个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和能干的外交家，但也不乏对后者缺点的尖锐而友好的批评，这些缺点中有神经质的内部争吵以及未经请示就自作主张地采取错误行动（在派到中国来之前的几次任务中）。但尽管列宁对他有所责备，仍继续交给他新的重要任务。列宁不是会轻易抛弃老同志的那种人。（在斯大林领导下，越飞的日子过得没有这样好，而且不久就惹上了很大的麻烦。他加入了托洛茨基反对派，于1927年自杀。）

回到孙文—越飞会谈这件事上来吧。十月革命的发生还只是五年前的事情。俄国的内战刚刚结束——1922年10月，白卫军在它最后一个据点海参崴被歼灭。几星期之后，越飞就动身来中国了。

派遣这样一位资深人员（副人民外交委员）到中国来也标志着苏联开始参与远东的外交事务。越飞先在北京开始执行他的任务，试图取得中国官方政府（当时在军阀主宰下）对苏联的承认，从而打破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列强要把苏联在亚洲也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企图。如上所述，他还努力向中国的舆论界解释苏维埃革命的意义及其实践。但北京的官方不同他谈判（部分地是由于外国的压力，这些外国在1918年曾迫使中国派兵到西伯利亚去进行干涉）。至此，越飞才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样，同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反对和蔑视的苏维埃政府和孙中山之间，除了过去列宁和孙都表示过的革命同志情谊外，又有了外交上的接触。

下面将会谈到，越飞要同北京建立关系的努力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高兴。越飞解释说，那里的现存政府——不管人们怎么看——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是必须要与之打交道的。越飞甚至明白地说，不论现时怎么做，在苏联的心目中，代表未来的是孙中山。但孙中山并没有真正被说服。

就其他历史背景而言，应该记住的是苏联当时还不富裕，还很穷困。格里哥里·维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诉孙中山——他当时听了显然很苦恼——俄国虽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还没有恢复到战前（即1914年前）的经济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国的穷人不但战胜了本国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且战胜了最富有的外国“列强”的干涉。俄国和中国人民相互同情，不仅因为他们都穷，还因为俄国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希望，以及胜利了的俄国人民对于帮助其他国家被压迫穷人的鲜明愿望——尽管他们自己还衣衫褴褛、穷苦不堪。这就使苏联与其他绝大多数外国形成鲜明对比，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深得人心。不管在这个世界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有力的历史事实都是不容掩盖的。

孙中山和越飞的谈话以及在此之前五个月中他们之间的通信，都是用英文进行的，并且无疑都是由作为孙的英文机要秘书的宋庆龄经办的。

在越飞之前，庆龄已遇到过达林和维金斯基这样一些较早时期的苏联信使，他们的年纪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现在她又看到了越飞那种成熟的智慧和经验——这是她一贯尊敬的两种品质。同时，在同越飞用交谈和通信进行的谈判中，她了解到共同的立场，也知道了种种复杂的情况。

P107-109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英文版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景。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长期的经验和深沉的思索使她坚信中国——世界也一样——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取得进步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不是空洞议论，而是她几十年来历经风雨用行动所显示的事实。

正如她在一切经验中对革命的信念从不动摇一样，她对知识所赋予的价值也是从不动摇的。她深信，未来是要用革命精神同最先进的知识来铸造的。

她是为妇女充分参与共同事业的权利和职责而奋斗不已的战士。

她最深切的爱和关怀在于儿童，为了他（她）们的身心健康、为了他（她）们的教育，使他（她）们成为来之不易的进步的自觉继承人和未来的充满信心的建设者。

谈到现代化，宋庆龄无论就其内在或外表来说，都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中国人——她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在整个一生中是这样，而且我敢说，在这一代人以及以后的无数代人中，她仍将被认为是这样。

这些就是我想要告诉读者——特别是年轻的中国读者——去认识和了解宋庆龄的理由。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