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读者面前的由任月海主编的这本书《清代和民国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演化进程》，是关于内蒙古草原在明清以来出现的城市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书中以呼和浩特、包头、赤峰、多伦、张家口等单体城市为切入口，揭示了草原城市的产生由来、发展轨迹、规模建制、功能变迁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展现草原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特点，为今天深化经济改革、加快城市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史学家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精神活动和思想意向覆盖到历史事件上去；史学家也必然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时代热点的要求，不断转换历史认识的角度，变更历史探索的视野，去追寻当下社会兴趣的中心，将思考和研究更多地集中到人们所关注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从而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社会进步增添助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由任月海主编的这本书《清代和民国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演化进程》的论文作者正是在我国提出加快城市化建设战略的大背景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历史兴趣，把思考的目光投向草原城市历史的。他们的研究深化或拓宽了蒙古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草原城市历史变迁的理解，加深了对草原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这必将对我区今后城市发展的规划、模式和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此我为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可喜成果点赞。

清代和民国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演化进程

从归化城、绥远城的比较看呼和浩特发展的特点与轨迹

绥远城城市功能的变迁（清-1937年）

近代呼和浩特城市建设与变迁（1840-1945）

清代张家口城市功能发展研究

草原边城多伦诺尔兴衰及其原因

包头城市形成之探讨

十八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赤峰城镇经济发展研究

察哈尔地区的商业与城市近代化（1840-1935）——以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为中心

清代和民国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演化进程①（①作者任月海，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内蒙古多伦县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任月海

摘要

当代内蒙古地区的主要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清代形成的，研究清代和民国时期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进程，对我们今天推进城镇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作用。本文就清代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兴起的原因、发展的动因，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方面的功能和影响，以及在清末和民国期间的进一步发展做一探讨。

一、清初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的兴起原因

清代的“内蒙古”，既是一个政治区划概念，也是一个地理概念。从政治区划上讲，特指最先归附清朝的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六盟四十九旗，即清代档案史料所称的“内札萨克蒙古”。但人们习惯上所说的“内蒙古”通常是指地理概念，即瀚海以南、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南部地区，相当于清代的漠南蒙古，其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同时还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区及蒙古国的一部分，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塞外地区。

在历史上，这一地区也曾经建立起过一些城市，如盛乐、辽上京、元上都、应昌城等，其规模和辉煌程度，在史料中可见一斑，但由于王朝的更迭和战争的破坏等因素，这些城市基本上没有能够延续下来，而与当代有直接关系，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清代开始建立并奠定其发展格局的。本文试从大致的地理区域范围的“内蒙古”，探讨一下清代和民国期间几个主要草原城市的演化进程。

（一）明末清初民族政策的转变对城市兴起的作用

1．蒙明关系的变化促使明朝中后期蒙古城市重新出现

元朝灭亡以后，明政权历经朱元璋和朱棣两帝对退居塞外的蒙古北元政权连年征讨，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朱棣病死榆木川后，双方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政治上，以长城为界形成了北元与明朝蒙汉两大政权并存的格局。经济上，以通贡互市维持双边的往来。从正统年间开始，明朝对边外蒙古的政策开始走向消极保守，面对瓦剌蒙古咄咄逼人的态势，只是以经济手段来应付羁縻，勉强维持双方的关系。特别是“土木之变”以后，明朝国势渐衰，对边外蒙古更加趋于保守，以致转变为消极固守的应付政策。自弘治中期蒙明中断通贡后，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长城内外硝烟弥漫，蒙古成为明王朝切实之“边患”。

而北元蒙古内部，由于政治上的分歧，直到16世纪，始终未能消除“蒙古”与“瓦剌”之间出现已久的裂隙而重新形成一个强大的蒙古政治共同体。经过三十多年的内部战争，1402年蒙古与瓦剌正式分裂为东西蒙古，在政治上永远分道扬镳。东蒙古形成了蒙古大汗所在的蒙古汗国政权，西蒙古形成了自己四部联合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即卫拉特联盟。虽然达延汗的短期中兴，也没有使得蒙古高原统一，反而再一次的分封加剧了东蒙古的分裂。

由于以上的政治环境，元朝在蒙古地区曾经所建的城市，大多为明朝军队损毁殆尽。所剩城镇，由于蒙古的游牧特点以及内部的动荡，也弃为荒野。至明朝中期，城市在蒙古地区几乎不复存在。

直到16世纪20年代，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亦称“阿拉坦汗”，率土默特部东征西讨，逐步统一了漠南蒙古右翼各部，并控制了东起辽东、西至河套，远及青海的广大地区，成为蒙古各部最有影响力的领袖。阿拉坦汗为摆脱蒙古地区物资匮乏的窘境，想通过与明朝互市来解决经济上的不足，实现蒙汉经济上的互通。于是，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阿拉坦汗“挟众欲入贡”①（①《万历武功录》，薄音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四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但明朝未予理睬。之后，明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九年，阿拉坦汗几十次恳请与明朝通贡互市，都遭到明朝拒绝。阿拉坦汗只得发动边境战争，几十次的交锋，双方损失惨重，长城内外“三军暴骨，万姓流离”。①（《明史》卷222，《方逢时传》）（P1-3）

序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关于内蒙古草原在明清以来出现的城市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书中以呼和浩特、包头、赤峰、多伦、张家口等单体城市为切入口，揭示了草原城市的产生由来、发展轨迹、规模建制、功能变迁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展现草原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多样性特点，为今天深化经济改革、加快城市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意大利著名史学家克洛齐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告诉我们，一方面，史学家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精神活动和思想意向覆盖到历史事件上去；另一方面，也必然要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和时代热点的要求，不断转换历史认识的角度，变更历史探索的视野，去追寻当下社会兴趣的中心，将思考和研究更多地集中到人们所关注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来，从而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社会进步增添助力。本书的论文作者正是在我国提出加快城市化建设战略的大背景下，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历史兴趣，把思考的目光投向草原城市历史的。他们的研究深化或拓宽了蒙古史的研究领域，丰富了人们对草原城市历史变迁的理解，加深了对草原城市发展规律和特点的认识，这必将对我区今后城市发展的规划、模式和路径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此我为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可喜成果点赞。

这本论文集是近年来对于草原城市历史研究的成果的集中展现，尽管还有许多重要的有影响的论文并没能收入，还不能全面地反映学界关于草原城市研究的全貌，但仅从所收论文来看，其研究较过去，范围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深度更加精粹。这让我们对草原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有助于推动蒙古史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从本书的论文看，有许多闪光的创新亮点。例如，从城市的形成看，学界大抵可分为四类：政治中心，军事要塞，交通要道，商贸枢纽。而多伦的兴起却是另辟蹊径，它缘起多伦会盟，却因汇宗寺的修建，使这里成为四方教众的朝拜中心，渐次发展成一个商贸文化城市。正如人们所说，多伦是先有庙，后又城。其早期的经济活动包括手工业、商业交换也都是围绕庙会经济进行的，这在内地城市的形成中是少见的。任月海、刘爽的文章有详尽论述。再如，清代以来，伴随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内地通往草原的商道开始向外延伸，直抵俄罗斯，甚至远至东欧、西亚。于是在这茫茫的草原上便出现了像张家口、归化城这样的作为国际贸易大宗货物集散中转的城市。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这些城市不仅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也不断拓展，在经济、行政管理、教育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爱平、樊鹏的文章在这方面有颇有新意的阐述。此外诸如草原城市作为民间文化的汇集地，所表现出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碰撞交融，多元文化的包容并蓄，也都是在内地城市发展中所少见的，这对我们了解草原城市的鲜明特色会有所帮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翻阅这本论文集，我们注意到作者中除有专家学者外，还有些是近年来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同学们选取一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然后针对某一方面展开论述，或布局建设，或功能变迁，或兴衰过程，或商业贸易，这样能做到内容集中，重点突出，便于驾驭。对我们在研究生教育的论文选题确定来说，也有所启迪。

这里还想特别一提的是本书主编任月海先生。他是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的勤奋而忠实作者，先后在内大社出版了近十余种图书，其中长篇历史小说《康熙会盟》荣获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多伦文史资料》(1-4辑)作为自治区高校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获得好评。这本论文集，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策划安排，选文组稿，编辑审读，集结而成的，他本人还撰写了《清代和民国内蒙古主要草原城市演化进程》论文，对自治区草原城市的发展变迁作了综合性的论述，使论文集的内容更加丰富饱满。感谢任月海先生对本书出版所作出的努力，特别是他对后学晚辈的嘉奖鼓励，努力为他们提供发表成果的机会，尤为让人感动。

如果这本论文集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多人来关注草原城市的研究，从而推动自治区的城市化发展，将是我们的莫大欣慰。

石斌

2015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