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三兄弟》中的这三兄弟都是有单独的传记的。各人的事业、成就、著作、思想等等，都是每一本传记的当然的内容。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不见得是在各人的单独传记中能够充分叙述的。这是一本三人的合传，着重写三人之间的关系，是对各人单独传记的一个有趣的补充。

鲁迅(周树人)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周建人都已经走进了历史，本书写了他们各自的事迹，更着重写了三个人的相互关系，一个大作家、一个大汉奸、一个大干部，三个人的际遇以及兄弟之间的爱恨情仇，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

一 快乐的童年

二 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

三 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

四 大哥到日本去了

五 两兄弟在东京

六 在寂寞里

七 两兄弟与《新青年》

八 聚居在八道湾

九 兄弟失和

十 两兄弟与《语丝》

十一 许广平来了

十二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十三 鲁迅在厦门

十四 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十五 论战中的两兄弟

十六 分道扬镳

十七 在“事变”中求生

十八 反法西斯斗争

十九 文场与战场

二十 鲁迅之死

二十一 汉奸与义民

二十二 高级干部与政治贱民

二十三 两兄弟的最后岁月

主要征引和参考书目

人名索引

后记

因为这是一个“钦案”，轰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这本来是在安桥头村，外公晴轩公中举人后移往皇甫庄，租住范氏房屋，这时便往皇甫庄去了。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因为年纪尚小，便交给一个老女仆照料同睡，大家叫她作唐港妈妈，大概是她的乡村名字。大舅父处有表兄姊各一人，小舅父处只表姊妹四人，不能作伴，所以每天差不多都在大舅父的后楼上玩耍。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这说话的究竟是谁。这个刺激的影响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与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外出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连的。

周作人还记得，他们避居皇甫庄的时候，鲁迅聚精会神做的一件事情：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大舅父有一本道光年间木刻原版的《荡寇志》，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看了很感兴味，决心影写下来。他到邻近杂货店里买来一种半透明的竹纸，每张一文制钱，一大张六开。这样一张一张细心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全部模写完了，装订成册，总有一百页吧。

他们在皇甫庄大概住了五六个月，到了年底，因为典屋到期或是别的原因，外婆家得搬家了。大舅父迁居小皋埠，小舅父回到安桥头老家去。于是鲁迅和周作人就跟着住到小皋埠去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六买新书)里回忆说：

小皋埠那里的房东似是胡秦两姓，秦家的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铦的儿子，也能画梅花，只是吃了鸦片，不务生计，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乃是败落子弟，但是很有风趣，和鲁迅很说得来，因为小名“友”便叫他做“友舅舅”，时常找他去谈天。他性喜看小说，凡是那时所有的说部书，他几乎全备，虽然大抵是铅石印，不曾见过什么木刻大本。鲁迅到了小皋埠之后，不再作影写绣像这种工作了，他除了找友舅舅闲谈之外，便是借小说来看。我因为年纪还小，不够参加谈天，识字不多，也不能看书，所以详细情形都说不上来了。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讲“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那是无可疑的吧。

他们兄弟在外婆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1894年上半年，大人们看到没有什么风波了，就叫他们回家来了。料想不到的是，回家之后，他们又得面临另一场家难：父亲病倒了。

《知堂回想录》(十一)中说：

伯宜公生病的开端，我推定在乙未年(1895)的春天，至少可以提前到甲午年(1894)的冬天，不过很难确说了。最早的病象乃是突然的吐狂血。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其有几何，但总之是很不少，那时大家狼狈情形，至今还能记得。根据旧传的学说，说陈墨可以止血，于是赶紧在墨海研起墨来，倒在茶杯里，送去给他喝。小孩在尺八纸上写字，屡次舔笔，弄得“乌嘴野猫”似的满脸漆黑，极是平常。他那时也有这样的情形，想起来时还是悲哀的，虽是朦胧的存在眼前。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医者意也”的学说，是极有诗意的，取其黑色可以盖过红色之意；不过于实际毫无用处，结果与“水肿”的服用“败鼓皮丸”一样。从他生病的时候起，便已经定要被那唯心的哲学所牺牲的了。

父亲的病虽然起初来势凶猛，可是吐血随即停止了，后来病情逐渐平稳，得了小康。当初所请的医生，乃是一个姓冯的，穿了古铜色绸缎的夹袍，肥胖的脸总是醉醺醺的。那时我也生了不知什么病，请他一起诊治，他头一回对我的父亲说道：“贵恙没有什么要紧，但是令郎的却有些麻烦。”等他隔了两天第二次来的时候，却说的相反了，因此父亲觉得他不能信赖，就不再请他。他又说有一种灵丹，点在舌头上边，因为是“舌乃心之灵苗”，这也是“医者意也”的流派；盖舌头红色，像是一根苗从心里长出来，仿佛是“独立一枝枪”一样；可是这一回却不曾上他的当，没有请教他的灵丹，就将他送走完事了。

这时伯宜公的病还是不显得怎么严重，他请那位姓冯的医生来看的时候，还亲自走到堂前的廊下的。晚饭时有时还喝点酒，下酒物多半是水果，据说这是能喝酒的人的习惯，平常总是要用什么肴馔的。我们在那时便团围着听他讲聊斋的故事，并且分享他的若干水果。

不过这病情的小康，并不是可以长久的事，不久因了时节的转变，大概在那一年秋冬之交，病势逐渐的进于严重的段落了。

父亲的病加剧了，家里先后请了姚芝仙、何廉臣这两位当地的名医来诊治。鲁迅的《父亲的病》(见《朝花夕拾》)中那位没有写出姓名的医生是姚芝仙，何廉臣就写作陈莲河了。这名医的出诊费，一次是一元四角，隔天一次，在那时就是一笔很重的负担了。名医当然是与众不同的，每张处方上的药引就很不易得到。例如有一次用的药引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知堂回想录》(十二)里记下了当年他和哥哥怎样去弄这药引的情形：

我们忙的是帮助寻找药引，例如有一次要用蟋蟀一对，且说明须要原来同居一穴的，这才算是“一对”，随便捉来的雌雄两只不能算数。在百草园的菜地里，翻开土块，同居的蟋蟀随地都是，可是随即逃走了，而且各奔东西，不能同时抓到。幸亏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分头追赶，可是假如运气不好捉到了一只，那一只却被逃掉了，那么这一只捉着的也只好放走了事。好容易找到了一对，用棉线缚好了，送进药罐里，说时虽快，那时却不知要花若干工夫呢。幸喜药引时常变换，不是每天要去捉整对的蟋蟀的。P8-10

这本书原来是应东方出版社的约稿写的，于2003年9月以《周氏三兄弟》的书名，编入他们的“20世纪著名人物群体传记”书系出版。我想，这三兄弟都是有单独的传记的。各人的事业、成就、著作、思想等等，都是每一本传记的当然的内容。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不见得是在各人的单独传记中能够充分叙述的。如果写一本三人的合传，着重写三人之间的关系，倒是对各人单独传记的一个有趣的补充。于是我就接受了这约稿。当时写得匆忙，不免有点粗糙，地名人名都有弄错的，像木渎错成了木溪，给郑子瑜的信错成了给曹聚仁的信。我一直想有一个改正的机会。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愿意出版这书，我就再校阅了一遍，改正了这些错误以及一些排校的错字，并且作了一些修改和增补，比旧版有一点改善吧。

单独的鲁迅传记，我写过几回，最近的一本是2007年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的呐喊》(香港三联书店出了这书的繁体字本，书名就叫做《鲁迅传》)，比这一本三个人的合传讲鲁迅的部分当然要详细得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

回忆2003年我写作此书期间，国家图书馆正因防止“非典”而暂停开放，是叶至善、王得后、陈琼芝、陈漱渝、周楠本诸位老友惠借书籍，才得以写成。现在修订重版的时候，叶至善、陈琼芝两位已经不在了，我很怀念他们。

朱正

2010年1月9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