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书诗气自馥——冯其庸先生的书与画
博学、多才、多艺，这是人们对冯其庸先生的一致评价。在当今书坛画界里，很少有人能像冯其庸先生那样在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同时取得出类拔萃的杰出成绩。单是红学研究这一项，冯先生取得的研究成果已令今人难以望其项背。数十年间他孜孜不倦地问学求艺，埋首做学问，已有二十余种、三十余册专著出版。近年来冯老白发临边，数次西域之行，发现、考实玄奘西行取经路线，并拍摄大量西部风光照片，更令世人瞩目。多年来，冯其庸先生的艺名被文名所掩，作为诗人和大学问家，早已为天下人所知，而作为一名书画家，还没有被更多的人知晓。直到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冯其庸书画展”，才使人们意外地发现他在书画上的杰出才能。1999年中国书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十老”书法展，人们再一次领略了冯老书法的高深造诣。冯老别开生面的书体书风，蕴含着笔墨文化精髓和传统理性精神的生命力，带给人们欣赏先生佳作的惊喜和满足。新世纪的第一春，中国美术馆又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短短几年中连续三次大的展示，昭示了冯其庸先生在古稀之年迎来了他艺术生命的春天，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当代书坛画界又走出了一位书画大家。
深人认识冯老的艺术世界并论述其书法绘画的特点，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本文短小篇幅力不从心的事。不过，从冯老的尺牍片言中，我们还是不难窥探到他那博大深邃的艺术思想。冯老书赠韩国李东泉先生的一首长诗中有这样四句：“十年一碑何足论，腹有书诗气自馥。江山满目钟灵秀，笔参造化神始足。”之后，冯老为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师生们介绍学书体会时又一次赠送了这首诗。我认为，诗句中“腹有书诗气自馥”、“笔参造化神始足”两句，不仅是对学书习艺者的期许，同时，也是冯老对自己几十年书法艺术实践的高度总结。这两句话，体现了冯其庸先生书法艺术的审美方式和崇高境界。冯其庸先生认为，好的书法作品，应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而不是书家之书。好的书法作品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只有这样才能自具气质，不染尘俗，没有书家习气。我曾从冯其庸先生著的《落叶集》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试看古来书法大家，除钟鼎和部分篆籀、汉碑无署名外，绝大部分书家都是诗人和学者，纯以书法擅名而无与学与诗或画者，极少极少。降至近世，始有纯以书法为事而于文事不通者，于是书风斯下矣，谓之书匠可也。”这段话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当代书法的艺术价值很有意义。中国的书法无论怎么发展，都不能忘记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块土壤。历史上的大书家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等，无一不是大学问家。不朽的书法作品应该同时是不朽的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高低，取决于艺术家的眼光，艺术家的眼光取决于艺术家的修养。冯老深谙书学之旨，故此，尽管他从小就学书习画，几十年间从未停辍，但他却不轻易将作品示人。而是潜心于学问，在书诗上筑基，七十以后，水到渠成，创立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崇高书法艺术品位，卓然成为一代书画大家。这一点让人联想到大器晚成的黄宾虹。黄宾虹一生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毅力勤奋做学问，七八十岁时作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终于成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山水画家。
读书、做学问之外，冯老非常重视游历。他一生游历过无数地方，六次去甘肃，七次去新疆，七十五岁高龄还登上海拔四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岸和明铁盖达坂。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登临的兴致。冯老说的“笔参造化神始足”，指的就是大自然、天地造化与书画创作的关系。天人合一是中国美学的核心。强调游历则是寻找人与自然契合的途径。冯老写过不少游历诗，读来神采飞扬、脍炙人口。我最喜爱的是他写的两首龟兹山水诗：“地上仙宫五百城，赤霞遥接北天门。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龟兹一片云。”“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几年前我曾追随冯老去西域，到过库车古龟兹国一带。龟兹山水光怪陆离，令人触目惊心。千万年的巨风将山体吹蚀成残缺的折皱，赤裸裸的峰峦将原始的狰狞暴露无遗。身临这雄肆、博大、奇崛、沉穆的境界，我感觉与冯老的诗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养天地浩然之气，得江山风月之助，冯其庸先生的书风如行云流水，似太古之音，圆浑自然、飘逸洒脱。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冯其庸画展》中有八尺条幅十二屏条，格外引人注目。此前我有幸目睹了这十二屏条的创造过程，冯老写的都是自己的诗句，书写是一气呵成的，行笔自由奔放、激情难遏，如江河东下一泻千里，感觉畅快之极。
冯老的画显然得益于他的书法功力。他的画笔笔都是写出来的。这种“写画”的审美标准已经很久不被画界所重视。中国画的笔墨，不仅仅是材料、工具，除了材料学的意义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艺术本体学意义。黄宾虹曾说：“拙画勾勒如枯藤，点叶如坠石，布自如虫啮木，皆宋元画家用笔，得书家之旨。明清两代已失其传，故真赏鉴者能知之。学画者悟此，即可成家矣。”冯老与黄宾虹是意会的，他曾在自己的山水画上题跋“黄宾老用笔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其深从北宋中来”。冯老洞悉笔墨文化幽微之旨，故此下笔雄浑豪放、清奇旷达、笔力惊绝。他的花鸟画宗青藤、白石，山水宗石田、石溪，皆能自出新意，构图布局简练概括，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冯老的画，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画的笔墨内涵有着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写于2001年
P233-235
2007年，《诸人笔下的王世襄》(出版社更名为《奇人王世襄》)出版，友人倡议续编《诸人笔下的冯其庸》，得到冯老师友的响应，因开始着手搜集相关资料，至今日得以结稿。十数年来，始终得到宽堂冯其庸先生的无私帮助，今次编辑《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以申谢意。
李希凡先生欣然为本书撰写序言“相知五十年”一文。周退密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签。
谢辰生、冯其庸、刘宗汉、郭延奎、任晓辉、谭瀚冰、付冬全等师友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峪良世讲从始至终参与了编选工作，金燕编辑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截稿于2011年12月。
2011年5月李经国记于观雪斋
相知五十年(代序)/李希凡
题诗
题其庸先生墨荷图/钱仲联
题其庸先生泼墨葡萄图/钱仲联
题冯其庸教授书画摄影展/钱仲联
冯其庸先生辛巳年冬八十大寿参用玉川子体为长歌以祝/钱仲联
水龙吟/钱仲联
赠冯其庸先生七绝三首/叶嘉莹
题诗/王世襄
题联语/王世襄
书画题跋/饶宗颐
宽堂兄见怀七律二首/虞逸夫
题联语二首/张伯驹
春暮怀其庸兄/巫君玉
敬题《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二首/刘宗汉
红学篇
《曹雪芹家世新考》后序/杨廷福
《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序/周策纵
积学集成大家风范——初读冯其庸《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吕启祥
冯其庸先生的红学研究/李广柏
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漫话冯其庸先生和红学/马瑞芳
道德文章高风亮节——我所认识的冯其庸先生/邱华东
冯其庸先生论《石头记》庚、己两本关系的信/季稚跃
记红学家讲《红楼梦》考证/映芝
文史篇
冯其庸先生与新时期国学/孟宪实
项羽身死之地的再论证/李广柏
一部特色独具、历久仍新的中国文学史——评冯其庸《中国文学史稿》/薛天纬
阔大恢宏坚韧执著——感受冯其庸先生治学为人的精神力量/吕启祥
《冯其庸学术简谱》后记/叶君远
学者·诗人·书画家——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教授/叶君远 邓安生
不有艰难，何来圣僧？——读冯其庸老师《落叶集》/周维敷
冯其庸：人民学术为人民/唐景莉 钱晓鸣
行走的学者——记冯其庸先生/任晓辉
西部篇
初识冯其庸先生/沈卫荣
直上昆仑意如何——冯其庸先生的西域研究/朱玉麒
冯其庸先生与西域研究/荣新江
沉沉爱国心浓浓报国情——感受冯其庸先生的几件事/王炳华
长亭一曲路三千——冯其庸先生的西域行与军旅情/屈全绳
抒性寄隋大西北——学习冯其庸教授西域诗词的一点体会/柴剑虹
重走玄奘之路——陪同冯其庸教授西部考察记/任晓辉
书画篇
平生百劫千难后万象纵横不系留——读冯其庸教授诗书画有感/杨仁恺
我与宽堂主人——冯其庸教授/杨仁恺
文情交融劲爽潇洒——读冯其庸先生书画/顾森
平生好诗仍好画——冯其庸画展观后/郎绍君
冯其庸和他的画/水天中
砚田活水无穷乐为有胸中逸气生/黄君
万象纵横尽我师——观《冯其庸书画摄影展》有感/范敬宜
一颗文心——冯其庸书画摄影展读后散记/刘曦林
腹有书诗气自馥——冯其庸先生的书与画/俞宏理
大笔如椽——读冯其庸诗·文·书·画/李松
诗情·画意·学识——读《冯其庸书画集》/王运天
书是心迹画乃性情——读冯其庸先生书画有感/顾森
问君曾到西天否——读《冯其庸书画集》/范敬宜
画到青藤更着花——读冯其庸先生的书画/尹光华
心在天山——冯其庸先生诗书画艺术的西部情结/朱玉麒
丰富的文本——读《冯其庸书画集》/牛克诚
求道之路——有感于冯其庸先生摄影展/孟宪实
以心观照情系瀚海——为冯其庸“大西部摄影展”作/柴剑虹
红学大师冯其庸的壮举/陈左高
文化艺术界空前的一次盛会——记冯其庸书画摄影展/何长运
浮舟沧海立马昆仑——著名学者、红学家、书画家冯其庸先生/耿毓亮
上下求索路漫漫——记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的学书道路/王磊
综论篇
翰墨结缘诗书名家/李经国
求学不辍境界常新——体味冯其庸先生的学术品格/张晨
冯其庸的三封信/蒋星煜
荷蕖发幽香昭然历劫新——冯其庸侧记/黄殿琴孙维媛
稻香家世翰墨因缘——《瓜饭集》读后/吕启祥
情真意切怀旧创新——在《瓜饭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柴剑虹
京东“瓜饭楼”——记录冯其庸老先生的点滴/卞毓方
对话篇
论“红”何止一千年——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访谈/江继兰
与“瓜饭楼主”谈《红楼梦》/刘琼
冯其庸：让传统文化给我们自信/董宏君
藏书逾万坐拥书城——冯其庸的读书生活/黄殿琴孙维媛
“我不是国学院院长理想人选”/郭少峰
冯其庸：书画媲美红学/金力维
老树春深更著花——冯其庸先生访谈/李一
读书·实践·真知——冯其庸访谈/张公者
关于中国书法和中国画的对话——冯其庸采访录/汪为胜
“文字归巢”是国家的一项伟大创举——专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冯其庸/张悦
“请关注《道德经》”——冯其庸先生如是说/杨君
编后记/李经国
相知五十年
我和其庸同志已是50多年的老友，或者说最早还有半师之谊。1954年，其庸同志进入人民大学任教，我于1953年秋，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人大哲学班做研究生的。事有凑巧，1954年暑假，人大学生会组织同学们进行暑期论文竞赛，当时我刚刚读完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深受小说主人公巴特曼诺夫的坚毅性格所感动，就写了一篇评论参加比赛。其庸同志是评委，是他推荐了我这篇文章，评为二等奖，因此，可以说我们那时虽不相识，却已有神交了。1956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学习讲座，其庸同志来人民日报社五楼小礼堂讲古代散文，我也是听课者之一。所以说，有半师之谊，是实实在在的。到了60年代，其庸同志已是我主编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的作者了。
其后，1963到1964年，我们又曾一起在林默涵同志领导下参加反修写作组。“文革”来临，各自经历了一番磨难，劫后重逢，我还得到了其庸亲自镌刻的一方印章。我记得，他送给我时，还说了一句：“可惜右下角缺了一小块，但并不影响字体。”我很高兴，因为这是老友的深情厚谊，缺角也有纪念意义。70年代又在一起校注《红楼梦》，1986年至1996年，文化部又把我们一同调来接掌中国艺术研究院，最后工作到离休。
当然，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联系得更为密切的，是我们共同爱好的“红学”。1974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都得到了重印。这时，文化部下属成立了“文化艺术机构”，袁水拍同志是领导成员之一。他曾向上建议，要校订注释一部恢复曹雪芹原作前八十回面貌的新版《红楼梦》，因为当时出版的《红楼梦》，仍然是所谓百二十回的“程高本”。那时，在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程高本”不仅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们对前八十回也有所篡改，进行校订注释，绝对是一项对广大读者有益的学术工程，上级批准了袁水拍的建议。就由袁水拍负责组织校订注释组，并从全国各高校调集《红楼梦》研究者来做这件事，袁水拍就借调其庸同志和我做他的助手——校注组副组长。能参加这项学术工程，无论对于其庸还是我，都是大喜事。很快，北京和各省大专院校都推荐了人选，也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并校注出《红楼梦》前五回，分赴各地去征求意见。
我之所以要特别讲这件事，一是因为这个校订组的工作，对近三十年红学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开展红学研究方面培养了人才，参加校注组的同仁，几乎每一位都有《红楼梦》研究专著问世，有的已著作等身。二是这项工程完全是在其庸同志领导下完成的。因为我只在校订组工作了一年多，就被张春桥下令离开。那时，我虽是《人民日报》工作领导成员之一，文艺部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却又是文艺部造反派的斗争对象，在他们的包围监督之下，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虽被他们逐出校订组，却不想回《人民日报》，就赖在校订组未走，而其庸同志有事也还找我商量。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奉召不得不回《人民日报》，但半年后又成了被审查对象，又去“五七干校”，虽心系校订组，却已无能为力了。袁水拍更是早已成了审查对象。于是谣言四起，说校订组是“四人帮”的阴谋组织，有的单位还贴出大字报。其庸独力支撑着校订组，日子很不好过。校订注释《红楼梦》能有什么阴谋？有几位刚恢复工作的文艺界老领导，他们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也反对“四人帮”，却也不支持校订《红楼梦》，使其庸同志的工作更加困难。我很感谢其庸同志，在此艰难时刻，正是他的奔走和坚持，得到了文化部和研究院贺敬之、苏一平、冯牧等同志的支持，让他继续完成这项任务。当时不少人已经调回去了，于是又向各地借调了一些人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也因本单位的工作回去了，最后只剩其庸等少数几位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完成了这第一次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校订注释工程，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截止到去年夏天已发行四百万套。我们并不认为，当时的校注就尽善尽美了，但它毕竟掀开了现代红学研究新的一页，集中各种《石头记》手抄本，以庚辰本为底本，进行了恢复曹雪芹前八十回原作的努力。近几年曾接受读者意见，在其庸同志主持下，又修订了一次。新版《红楼梦》无论在广大读者中，还是在红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起了促进学术研究的积极作用。
《石头记》(即《红楼梦》)诞生二百多年以来，评批很多，并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不乏精彩的见解。但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索隐派”旧红学和“自传说”新红学。胡适批评索隐派红学切中要害，但新红学完全不把《红楼梦》看成一部真实、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伟大文学作品，而一口咬定，曹雪芹写的是自己的家事——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是“写闺友闺情的”。他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虽做出了一定贡献，却大大曲解了《红楼梦》的历史内涵、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1954年对新红学的批评虽有过火之处，却引领红学研究走上了回归文学之路。其庸的红学视野并不始于版本校订，在“文革”的苦难中他已开始抄录《红楼梦》并思考红学问题，以排遣无聊的时光，并有了思考他的研究规划了。
校订《红楼梦》，首先是选底本问题，虽有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庚辰本为底本，其庸写了《论庚辰本》，阐述了他的选择。不管怎么说，庚辰本是最早发现的比较完整的曹雪芹原作前八十回的抄本，其后他又写了《石头记脂本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完成了他对《红楼梦》版本的系统研究。尽管“汇校本”缺乏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那时只能靠一两个人的对照抄写，成书时出现了不少讹误，后来，他又与季稚跃同志一起，花了多年的时间，重新完成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一书，不但改正了前书的错误，还集合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的评语，成为一部研究“红学”重要的工具书，也了却了他改正原汇校本错误的心愿。《红楼梦》的汇校本是红学版本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开拓。
《红楼梦》的创作，当然与作家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其庸在校订《红楼梦》时，就已经开始了对曹雪芹身世的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完成了《曹雪芹家世新考》和《文物图录》两部专著。三十年来，其庸有关红学的系列著作自成系统，循序渐进，版本的校订和研究，家世的调查和考证，评批的整理和集成，其庸是学国学的，治学有朴学的求实之风，他并非为考证而考证，也不像新红学派一些学者为趣味而考证，他的考证是服务于对作家和作品的科学论断，以便正确深入理解和解读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和《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其庸近年来出版的两部红学著作是《论红楼梦思想》和冯评本《石头记》，可以从其庸红学著述中看出，他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这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其庸的红学研究，虽继承了朴学的求实传统，却没有把小说作为考证对象，也没有把它看成是孤立的古已有之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到小说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产生它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分析和评价了曹雪芹和《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这是现代红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是科学的论证。
其庸在“红学”上的贡献，还不止在他的著作等身，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视野。三十多年前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一直延续至今，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举办各种专题的研讨会，培养一大批中青年红学研究者，中国红学会的工作，至少有二十年是他在支撑着。至于创刊三十多年的《红楼梦学刊》，更是他和几位青年同志一手操办创建的，至今在广大读者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面旗帜。这里有着我们共同的经历，使我感到歉意的是，在几次艰难的关键时刻，我都未能和他分忧。 其庸同志多才艺，不只书画创作独具风格，就是西部摄影作品集，那雄浑的气势，也令人震撼！即使在学术研究中，他的成就也不只在红学方面，他一生都是在中华文化大视野中拼搏、奋斗，有着多方面的建树，比传统国学更宽广。可惜这些领域，我都是无知无识，只能表示由衷的钦佩！
李经国同志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为大家全面地了解、认识冯其庸同志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此我愿聊赘数语以为序。
李希凡
2011年4月
冯其庸，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李经国同志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为大家全面地了解、认识冯其庸同志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师友笔下的冯其庸》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李经国主编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是一本冯其庸先生写冯其庸的书，其中有著名书画家和学人给冯先生的书信和题字28分，正文有李希凡作序，分题诗、红学篇、文史篇、西部篇、书画篇、综论篇、对话篇七部分，末尾是后记，总共79篇，98岁高龄的周退密先生为书名题字。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学术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