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所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者从自创的“新心学”角度，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前五十年中国哲学的发展。编者精心对勘，恢复1945年初版原貌，同时保留1989年再版贺麟亲自修订内容。反映着旧中国一批学者的学术造诣和认识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局限都可以从中看出来。

贺麟所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是著名哲学家贺麟的著作集之一，原名《当代中国哲学》，撰成于1945年，由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印行，著者修订后，于1989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印行新版，更名为今名，2002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三章，从新心学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约五十年时间中国接受西方哲学影响，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下编则深入探讨了“知行”学说问题。

题记

新版序 

《当代中国哲学》原序 

上 篇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第二章 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

 第三章 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

一、引言

二、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剖析

三、辩证唯物论的剖析

四、古典哲学的新展望

 附 录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介绍康德、

黑格尔哲学的回顾

下 篇

 第一章 知行合一新论

 第二章 《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引言

一、对知难行易说各种批评的反批评

二、孙中山对知难行易说的证明

 1据知行的界说以证明 

 2 由知识可贵证明知识难能

 3 由人类文明进化的阶段以证明知难行易 

 4 由人类的分工以证知难行易 

 5 哲学史的证明

三、知难行易说的绎理

四、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

 第三章 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

附录一 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

附录二 抗战七年来之哲学（谢幼伟）

附录三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任继愈）

第一章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哲学界即或没有别的可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好现象，就是人人都表现出一种热烈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也就是哲学所要求的“爱智之忱”。我们打开了文化的大门，让西洋的文化思想的各方面汹涌进来。对于我们自己旧的文化，即使不根本加以怀疑破坏的话，至少也得用新方法新观点去加以批评的反省和解释，因而会觉得有无限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的发掘。尤其足以迫逼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探求新知的地方，就是我们处在一崭新的过渡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均起了空前急剧的变化。其剧变的程度，使许多激烈趋新的人，转瞬便变成迂腐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既不能墨守传统的成法，也不能一味抄袭西洋的方式，迫得我们不得不自求新知，自用思想，日新不已，调整身心，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应付我们的危机。因此，这五十年来特别使得国人求知欲强烈的主因，是由于大家认为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哲学的知识和思想因此便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力量——一种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力量。

所以，欲了解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哲学思想，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推翻传统权威和重新解释哲学思想之处；（二）接受并融会西方哲学思想之处；（三）应用哲学思想以改革社会政治之处。因此本书也分下列四章：（一）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二）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三）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四）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兹先述第一章。

有许多纯粹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他们没有直接受过西方哲学的训练，然而他们却感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哲学以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的心理，分析起来大约有几种不同：有的人，对于中国的文教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认为西方的文化有了危机，想发扬中国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恼；有的人，看见西方思想澎湃于中国，中国文化有被推翻被抛弃的危险，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产业的苦心，亟思发扬中国哲学，以免为新潮流所冲洗，荡然无存；有的人，表面上攻击西方思想，而不知不觉中却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些人，表面上虚怀接受西方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方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复到旧的窠臼。总之，当东方学者与西方哲学初次接触的过渡时代，免不了有种种不彻底的表现。前两种人，思想中本来有新的成分，甚或从守旧眼光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然而他仍说他是直接孔孟。后两种人，喜欢用他自己也不全懂得的新名词新口号，喜欢作翻案文章，抬出些他们尚未消化的西方某派学说或主义来攻击古人，然而细考其思想言论，他并未能将中国哲学向前推进一步。

大体上讲来，中国哲学在近五十年来是有了进步。这进步的来源，可以说是由于西学的刺激，清末革新运动的勃兴，从佛学的新研究里得到方法的训练和思想识度的提高与加深。我们试简单地结算一下，至少有了下列几点，可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一）在这几十年中，陆王之学得了盛大的发扬；（二）儒、佛的对立，得了新的调整；（三）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了新的调解；（四）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

要叙述最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1858—1927）开始。康氏于五十年前（1891），开始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之万木草堂。以一派宗师、思想政治礼教之大改革家自命。综他生平的思想，虽经过激变，由极激烈之改革家，变为极顽固之守旧派。然他生平用力较多，气味较合，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他在万木草堂时，对于梁任公、陈千秋作学问的方针，仍“教以陆王心学”。（见梁任公《三十自述》）平时著书立说，大都本“六经注我”的精神，摭拾经文以发挥他自己主观的意见，他的《新学伪经考》一书，论者称其为“考证学中之陆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洵属切当。他《大同书》中许多胆大激越的理想，如毁灭家族，公妻共产，破除国界、种界、形界、类界、级界等等主张，也颇与王学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他晚年提出“不忍”为他所独办的刊物之名称，所谓不忍亦与孟子恻隐之心、阳明良知之说较接近。P15-17

远在四十年代，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曾经写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收入当时发表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中。后来，我在此文的基础上，于 1945 年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时，便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其后各章分别为：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此书涉及面很广，包括五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的各个方面及其逐步发展的线索。此书于1947年在重庆胜利出版公司印行。当时读到此书的人可能不多。近年来有同志问及此书是否再版，他们认为有再版的必要。再版书名改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明确限于从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之时为起点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这一阶段。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中第一第二两章除个别字句稍有修订外，尽管有的老一辈哲学家已经去世，有的青年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卓有成绩，我也并没有为他们增加篇幅，未免有遗珠之憾。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

上篇的附录“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是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哲学》第二辑中发表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一文略加修订而成。作为历史性的记述，对于我国哲学界的老前辈直至中年哲学家在建国以前（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作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介绍、论述，都尽量记载。正好补充了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使其相得益彰。

下篇目的在集中深入讨论知行问题，我认为知行合一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界讨论得很多而贡献最大的问题之一。无论程朱与陆王、王阳明与王船山、孙中山与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都对知行合一问题有过重要的贡献，而以《实践论》更为突出。

“知行合一新论”，我于1938年曾在昆明西南联大哲学讨论会上讲演过，并编入《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内。此文似有不少新意思，对于讨论程朱陆王以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和知行合一都有帮助，故置于首篇。

此外各篇总的目的都在于从各方面去说明并论证“《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特别作了一引言，以概括以下四篇的要旨，归结到《孙文学说》是始于革命实践，经过革命实践的考核，有了他自己丰富的革命知识和经历，特点是他对医学专业锻炼而写成的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哲学学说，称之为《孙文学说》，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末章谈的是“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的曲折发展过程，正好达到了一个全面的总结。——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记载着当年的大学讲坛上，一些真心实意追求真理的学者们辛苦探索的历程……反映着旧中国一批学者的学术造诣和认识水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局限都可以从中看出来。总结过去，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任继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