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财政悬崖，政府关门；制造业萎缩，无就业复苏，创新领先优势不再；教育不公，医疗养老困境，社会分化。

美国正在衰落吗？它将走向何方？

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层持续中空？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系不断倒退？

为什么美国不再理所当然地处于创新领先地位？

爱德华·卢斯所著《美国醒醒》，一位旁观者对美国未来发自肺腑的忧虑，能否唤醒抱持“鸵鸟心态”的美国？

作者爱德华·卢斯在担任英国《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的4年时间里，遍访美国商界、政界领袖，从比尔·盖茨到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从普通教师、工人到科学家，深入剖析了美国的现实状况。

卢斯发现，美国的各个领域都开始呈现出颓势：在科研领域，中国、韩国的创新者与美国科学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商业领域，像IBM和通用电气之类的企业巨头，如今日益热衷于在国外而非在美国雇用员工；至于国内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忙于相互攻讦，决策体系几陷瘫痪，说客和竞选资金控制了国家议程，政策常常沦为寻租工具；公立教育体系因公共资金投入不足而陷入恶性循环；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问题重重，改革举步维艰……。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社会似乎对此不愿正视。

《美国醒醒》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客观中立地分析了美国为何以及如何陷入颓势。《美国醒醒》是作者继有关印度的畅销书《不顾诸神》之后，又一部引人入胜的国家特写。

序言 在毕业典礼上

第1章 孤独的中产阶层

 为什么美国的中产阶层持续中空

第2章 一个都不能少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制在不断倒退

第3章 会下金蛋的鹅

 为什么在创新领域美国不再理所当然处领先地位

第4章 格列佛的阵痛

 官僚机构何以荼毒美国的竞争力

第5章 对抗自身

 为什么美国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

第6章 或许我们不能

 金钱政治何以深嵌美国肌体

第7章 非凡的挑战

 阻止美国衰落的未来之战为何胜率渺茫

致谢

注释

目前美国出观两种类型的就业增长。一方面，顶层10％的人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他们是：华尔街金融家、硅谷开发者、管理界和知识界精英、博士级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这些人的薪酬与全球而不是国内的经济增长率挂钩。另外就是低端服务工作，此类岗位雇佣所有其他教育水平的人员：从高中辍学者，到比例越来越大的只有本科或一种职业学位（不同于研究生教育）的人。他们包括护士、家政服务员、食物调配师、看守人员、呼叫中心员工、信息技术设备运维中心员工、皮肤护理专家、汽车维修工、营养师和牙医助理。这部分人的数量会不断增加，但是收入多半只能维持原状甚或有减无增、日益下滑。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把这个现象称为“中产阶层的缺失”：经济体越来越需要具备极高端技术的人才，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技能的职员。大量需要“中间”技术的职业正在消失（这些技术基本上可以在工作中学会）。麦肯锡一份十分严格的报告预测。，在2011～2021年间，美国的制造业不会给国家经济增添任何新的净就业机会——而且这还是根据其“积极、有利的情况”做出的评估。在“不好不坏的情况”下，制造业在美国总就业中的占比将继续萎缩。今后几年里美国可能创造出少量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主要针对高学历者，这些人掌握着无法在工作中学会的知识，比如机器人技术、高级工程学或生物化学。

华盛顿对农业部门的爱恋始终绵延不绝，从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席卷大平原时起就一直保留着大把补贴；相比之下，几乎无人力促华盛顿讨论制造业方面的资助。然而与农业不同的是，大多数工厂和车间可以整体搬到世界其他地方。“我们的联邦补贴没有多大意义。”国防大学工业防御计划主管杰拉尔德·阿博特对我说，“你可以跑到地球另一端，一砖一瓦地拆卸和重组一家美国工厂。但是你不可能把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移植到中国去。”

除非美国政界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否则美国的经济结构很可能继续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分叉。中产阶层也许只会变得越来越落魄。无论美国经济是否或多快能恢复到其崩溃前每年大约3％的GDP增长率，增长带来的大部分好处都会落人索洛教授所说的少数幸运儿的手中。在最近一轮美国经济周期里，从2002～2007年问，顶层1％的美国人攫获了近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超过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掌控在顶层1‰的美国人手上。与此同时，占去美国大部分劳动力的中等阶层家庭的收入下降了2000美元——现代史上首次出现大多数美国人在经济周期结束时比在开始时更加贫困的情况。

上述局势极可能导致一个动荡不安的未来，那是哈佛大学杰出经济学家劳伦斯．卡茨给我描绘过的一幅“粗俗美国”的景象。其主要特点是多数人服务于少数人。“我们（美国）已经开始变成这样一个地方：最高收入阶层继续保持超乎想象的富有；其余的，则无论如何都要努力工作进而方便那些精英们活得更加安逸——在他们年老时照顾他们，给他们的空调套房安装和修理无线网络系统，教育或照料他们的孩子，还要为他们提供饮食服务。”卡茨这样叙述。

美国中产阶层不断没落的前景令卡茨焦躁不安。“我觉得，这个社会正在开始扭曲这块机会均等之地曾经有过的希望：你在哪儿出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与生俱来的才能。”卡茨说。我追问这样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卡茨回答：“我担心这会给美国制造一种越来越丑陋的政治文化，令各种问题更加不易解决。”

卡茨勾画的未来仅在细节上与卡姆登的有所不同，是利希滕伯格和其他许多美国人所熟悉的景象。利希滕伯格说，借鉴父亲曾经尽力——偶尔是借助皮鞭带来的灼痛，当然也通过言语的教诲——传递给他的某些价值观很有裨益。他的话里会出现“俭朴”、“节约”等似乎已经从美国辞典里绝迹的词汇。尤其对年轻人而言，转型是件困难的事，利希滕伯格认为。

给“凯利服务”打工期间，这位年逾七旬的律师有时会扎在20多岁、30岁出头的年轻人堆里。他们当中不乏努力偿还沉重学费债务的沮丧的法律专业毕业生。还有许多从通用汽车、美国钢铁、卡特彼勒或通用电气等公司失业的车间工人，包括不少原电气工人和机械师。这些人如今做的是临时文书工作。

“他们中间有些人总是诉苦，‘我真该接受护士培训，现在一切都晚了’，”利希滕伯格说，“我告诉他们一切都不算太晚。他们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争取各种资格证书。”利希滕伯格似乎已经内化了新的现实。但他非常担心年青一代。他们没有目标。利希滕伯格以他那中西部特有的简洁语气补充道：“我比任何人都讨厌正在发生的一切。但这就是事实。”

P15－P17

在毕业典礼上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聪明，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正是樱花烂漫的暮春时节。世界显得分外美好。或者，至少在齐聚大学钟楼下参加毕业典礼的300多名工商管理硕士（MBA）眼里，景光定然如此。乔治敦大学2011级的大部分毕业生，包括我妻子的表弟比克拉姆·巴苏（BikramBasu，他是我出席毕业典礼的原因），都强烈意识到他们即将一头扎入波涛汹涌的经济深海域，前途难卜。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肯定要重点强调那些积极正面的东西吧。然而，那场毕业典礼的著名演讲人罗伯特·索洛，却另有主意。“很抱歉，”索洛在短短几分钟振奋人心的致辞中对毕业生们说，“我不做励志演讲。”

索洛年近九旬，出生于1924年，是少数经历过大萧条且依然健在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索洛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确定和测算了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世人已经见证，在他生命中的几十年里，这些技术基础打造出了迄今为止最庞大、最富有的中产阶层——被消磨、被忽略了近一个世代，直到最近才重新受到重视。真切体味了大萧条导致的极度匮乏，并看到了个中差异，索洛无疑可以为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注入一针定心剂。

但是，索洛以真正学者特有的温和而抑扬顿挫的语调，展开截然相反的论述。他首先指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财富显著从工资和薪金所得转变为营业收益。索洛评论说，企业利润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目前已经攀升到自大萧条前夕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工资占比则降至最低。这意味着，当顶部1％的富裕阶层正在重温“镀金时代”的曼妙生活时，大多数美国中产阶层遭遇的是长年的收入持平甚或下降。索洛认为造成这种扭曲的原因既错综复杂又根深蒂固。但是，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他以经济学家钟爱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补充道。

“这也许是因为社会力量均势正在永久性地转向（极富有人群），”索洛说，“若果真如此，这种转向就很难发生逆转——甚至根本就不可逆转。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不变，那么我和你一样，也拿不准整个社会将做出什么反应。”撇开社会反应不说，我倒是很好奇听众会如何响应索洛的话。在索洛教授结束演说之前，大体等分的美国学生、留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属当中，没有多少人流露出任何感想。乔治敦大学的毕业生很可能“跻身最受青睐的群体”，索洛让大家放心。然后，仿佛是为了调和这个说法，他又加了一句，“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能从哪里融入”。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结束语同样经济实惠，他说，“祝各位好运，谢谢聆听。”片刻令人尴尬的寂静之后，人群里才传出20秒稀里哗啦的掌声。  几天后我找来比克拉姆，想问问他有什么感受。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还没毕业比克拉姆就已经在辛苦地寻找工作，尽管他拥有各种底气十足的证书（加工程学背景）。“我们几乎被一视同仁。”他说。大部分外国留学生，包括比克拉姆，都喜欢索洛那段坦率的讲话。而多数美国学生则感到失望。“我觉得他们当中有些人是想获得稍多一点的鼓励。”比克拉姆认为。和那些美国朋友不同，如果比克拉姆在美国没什么光明前途，他大可轻松回到飞速发展的祖国。“我想在美国工作两三年后再返回印度，”他表示，“但也未必非得如此。”

曾经有一段时间，绝大多数在美国读书的外国学生，尤其是占海外留学军团很大比例的亚洲人，都会施展浑身解数争当美国公民。现在，实际情况变得多样化起来。不仅他们的国家已经能够切实提供相称的、有时甚至收入更丰的就业机会，而且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外国留学毕业生越来越难继续留在美国。

这种剪刀效应——国内发展空间越来越大，留在美国则机遇越来越小——已经明显减缓了人才流失；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正是借助这些外来人才而获益匪浅。人才流失减缓的实际效应，相当于美国大量补贴她的全球竞争者。因为美国高校收取的费用，在大多数自然科学和工程学高等学位的真实成本中仅占一小部分。印度籍评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说得好：“如今，每位签证官终日活在恐惧之中，害怕一不留神就会放进下一个穆罕默德·阿塔。结果，被他拒之门外的很可能是另一个比尔·盖茨。”

有人（譬如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将后“9·11”时代的美国制度称为“国家的自毁”，主张采取“重要行动”，给每个大学学位自动附上一张绿卡。但是很少有人（无论带有何种倾向）希望华盛顿方面在不久的任何时间彻底改革“9·11”事件后的国家体制。巴拉克·奥巴马在其第一任期内只是就此说了些漂亮话，做做门面功夫。就连小布什，虽曾试图在他的第二任期促成一番革新，但也未能调动大部分共和党同僚的积极性。而奥巴马的第一任重磅级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老早就说过，制度革新将是“第二任期的一个重大优先项目”，这像极了不追求连任的总统（包括小布什在内）所承诺的神风特攻队式的使命。

如果美国想直面越来越可能发作的衰落症，就必须正视移民问题，更应该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进行反思。人们时常讨论美国不尽如人意的公立学校体系，这些学校的科学和数学教学目前在国际一直排名20位之后。另外，国家大量的基础设施已经退化到第二世界的水平。而且，虽然美国本土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诸多创新，但她至今未能摘取这些创新产生的一系列经济果实——不仅仅在迅速扩大的可再生能源领域，还有机器人技术、喷气式飞机、机械工具、核能、显示系统和电瓶电池设备等领域。美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包括混乱的移民政策，从理论上都很容易把握。可事实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问题都越来越难以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美国人本能地瞄准了华盛顿，把它当成弊病的渊薮。然而，正如本书所要探索的，华盛顿的行事风格植根于美国社会。指摘政客已经成为美国现代生活的一种懒散积习。甚至政客之间也相互推搪、责备——抨击华盛顿便是美国两党所剩不多的热门话题之一。极少有候选人会在竞选时承诺要改变美国文化。然而，任何懂得自我保护的候选人都宣誓要改变华盛顿的文化。有时，美国人似乎热衷于某种形式的勾结：选民装模作样地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则装模作样地治理国家。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的核心问题在于：国家越是迟迟不能就相对衰落症的发作达成一致意见，就越难以推行适宜的政策。大约在2020年前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今已是时间紧迫、资金短缺。但美国人依然克制不住玩弄时间和金钱的欲望。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曾发表卓见指出，美国人很少研究哲学。但他们往往以“哲学的方法”来生活。换句话说，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痴迷的是理论上的东西，美国人则痴迷于实践。托克维尔写道：“因此，美国是世界上最少研究哲学的国家之一，而笛卡尔的各种训诫却得到了最好的应用。”半个世纪后，美国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绝非偶然地创造出新词“实用主义”（pragmatism），以表现托克维尔所描述的这种哲学方法。这个词语极具美国特色。但本书志在阐释：至少在治理自身方面，美国已经不再那么务实。

不少自由派人士都心怀一种无奈的恋旧情结，向往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段黄金时光，那时，中产阶层逐渐发展壮大，联邦政府还把人类送上了月球。养家糊口的人们在工厂一天工作8小时，可以寄希望于“凯迪拉克式的”医疗保险计划，过上殷实的市区或郊区生活，另外每年还有5周的假期。而在许多保守派眼里，情况则较为玄虚：昔日的时光浸渍着开国元勋们的神圣美德，虽然目前国家已经严重偏离了他们的期望。过去，人们自强自立，坚定地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这里曾经是由稳固家庭组成的小城镇聚集地，人们敬重军人，积极参加社区的教会活动。

怀旧情绪总是愈演愈烈。但这两派人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抹杀了事物的阳光面。当人们叙述一个国家时过于流连它的历史，就会丧失对现状的恰当审视，继而还会对未来偷工减料、敷衍了事。“过去，美国习惯于向前看——我们曾经很擅长计划未来。”英特尔公司前首席执行官（CEO）克雷格·贝瑞特对我说，英特尔一直称得上是美国最令人瞩目的科技巨擘。“现在，我们整日缅怀‘最伟大的一代人’（即‘二战’时期的那代人）。我们总是忍不住要查看历史后视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