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小说在开头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件，事件引来了故事，也构成了故事。一个个相互关联的事件让故事充满悬念地向纵深发展，使读者欲罢不能，这是小说的制作方法之一。小说家在叙述事件或结构故事的时候，常常要设置一个场地，或者说要制造一个事件的“现场”，以便铺展故事，演绎人物。在实际生活的现场里面，“发生”永远是千变万化的，常常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在小说的现场里面，“发生”却是由小说家制造的，小说家的意志决定“发生”，也决定发生之后的发展。怎样才会使发生的过程生动而又真切，让读者如身临其境一般地来到小说的现场？或许，越是有经验的小说家，就越会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中篇小说《马嘶岭血案》是一个描述事件的典型范例。
在这篇小说中，陈应松的讲述触目惊心——两个为勘探队搬运行李的挑夫，因为见财起意，把勘探队的人全都杀死了。故事的结局被放在了前面，让我们随着两位挑夫艰辛的足迹，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了贪婪，走向了仇恨，走向了凶残。陈应松制造了一个犯罪现场，通篇的叙述都没有离开马嘶岭，没有离开那血腥的现场。现在我们假设这是一个有生活原型的真正的案件，如果将其写成一篇通讯报道，估计也同样会吸引人的眼球的。那位写通讯的记者，是一定要亲I临现场的，在写作的时候，他也一定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做出是与非的评判。陈应松写的是小说，所以他自己并不在现场，不但自己不在现场，而且是通篇让罪犯之一的“我”作为叙述人，来描绘这血腥的杀戮过程：“必须赶快灭口。这容不下我多想，也容不下九财叔多想，就听见有人喊：‘小王，小王！’话音未落，斧头就落到了祝队长头上。只见祝队长头上有白花花的东西飞溅出来……”事件发生了，残暴便要不可遏制地行进下去了，“接着又响起了小杜的几声连续的尖叫……我最后看见九财叔直起了他的腰杆，在扬眉吐气，手上拿着一个红彤彤的东西，是一只发卡！”见财起意，连一只发卡也不放过，可见这个人有多么贪婪，可见这个山里的挑夫有多么贫穷。这一只发卡很重要，在情节行进的紧要关头，还不忘记设计一只发卡，这说明作者具备了一个小说家的良好行文习惯。一篇通讯或者报告文学恐怕不会这么写。而在一篇小说中，这只红彤彤的发卡，这一句话点亮的细节，却似乎是可以照射出无尽的含义。
这篇小说是从结局走向过程，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在阅读的时候，在这过程的沿途，我们仍然会感到焦虑。在悲剧发生以后我们又会设想，这支勘探队，这帮给大山带来异样色彩，还有可能给大山带来福音的城里人，这些知识与财富的拥有者，如果他们稍微施舍一点点关爱与同情，用他们高贵的手，去抚摸一下九财叔们因挑担而磨烂的肩膀，可能血案就不会发生。但是，一道难以穿透的隔膜竖立在那荒凉的山野，城里人用他们的冷漠与无情，将贫困者对富有者的仇恨，慢慢推向了极致。
关于如果，关于隔膜，关于揭示，都是这一篇小说的阅读者从故事当中，从那个让人们信以为真的现场得到的结论，陈应松并没有做出判断，他只是下笔狠，将血腥的气息迎面泼来，让我们震惊，也使我们警醒。
小说中的现场是小说家制造的。当读者进入了小说的现场，有时候会发现另外一个影子，在那里指指点点，如同一位絮絮叨叨的解说员。这个影子正是小说家本人。小说家创作小说，制造了热热闹闹的，悲哀的，或者欢乐的现场，刻画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不同的人物，自己有时也会不由自主参与其中，受某些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一定要站出来说话。事实上，他或许没有意识到，虽然那个现场是自己布置的，人物也是自己塑造的，但自己却仍然应该是一名局外人，和那个正在发生着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那个现场越热闹越动人，他就越应该免开尊口。就像一对婚姻的介绍人，人家恋爱成功了，登记了，结婚了，双双进入洞房了，你喝完喜酒就赶紧回家去吧，小两口今后的日子和你没有关系了，你不必去指导别人怎么样去过幸福生活，否则你就会成为多余的人。P1－3
小说的另一种解法和读法——《小说法》序
孟繁华
万里兄关于小说作法或读法的系列文章，我曾追踪式地读过。我的意思是，批评家、作家和编辑对小说理解的角度是非常不同的。万里作为资深小说编辑，有许多关于小说的体会，那么他将怎样表达呢？有时会上见面或私下里喝酒，也经常谈到他写的这些文章。任何事情都怕坚持，话又说回来，几年下来万里竟然写了30余篇。现在汇集成书嘱我写序，也不是我多么高明，原因就在于我曾经关注过，仅此而已。
书名有意思。出版这本书的人可能怕我把书名念歪了——“小说、法”，他在说法之间停顿了下说，“往大了说，小说有法没有？当然有；还有作者叫‘小、说法’”，他又在小说之间停顿了下说，“就是作者谦虚，不把自己的说法当回事儿，说自己说的是一个小的说法。你说行吗？”我说当然行了。怎么念都行。这里当然透着出版者的诡辩暂且按下不表。单说这个“小、说法”，这是对的。小说过去四部不列，经史子集没有说部，这个文体一下子就矮了半截。不读诗无以言，没有说不读小说无以言的。小说是和逸闻、琐事之类的闲话稗史放在一起被看待和议论的。小说成了气候登得大雅之堂，是梁启超1902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之后的事。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原因是什么呢：“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说白了就是小说浅显易懂寓教于乐。于是西洋的小说理论文学理论汪洋恣肆一股脑进了国门，取代了过去传统的文章之学。那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的说法完全安到文学乃至小说上去，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误读。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还是“小、说法”吗？
那“小说法”可就大了。圆明园有大水法、香山寺有法松。只要和法有关，那就是立了规矩——家族宗法，就是一个民族的活法。那给小说立法呢？当然也是大事。过去的文章有作法，比如起承转合、比如骈四俪六、比如凤头猪肚豹尾、比如八股等。小说也确实有作法，尽管鲁迅“从不相信”。比如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以及各种小说作法的书。包括作家谈创作、各种小说选本、“诺奖”、“鲁奖”等，都是小说作法的另一种表达。万里的这本《小说法》略有不同的是，作为一位职业的小说编辑，他说的是感同身受的事情，这里没有说教，没有一定之规，没有别无二法的铁律。他讲的是“现场”、“极致”、“人生的慨叹”、“虚幻的力量”，讲“瞬间”的心灵悸动与小说的关系，讲家园的“坚守”，讲一个外地人如何吹响了城市的“葫芦丝”，如此等等。因此，这部《小说法》也同时是对涉及的小说的具体评论。本书的优秀之处就在于作者讲的都有具体的小说，不是一般的、虚空的、放之四海皆准又不着边际的理论空转，更不是那种洋洋洒洒天马行空的无效批评。因此，这部同一主题的文集就有意思了。
我注意到，万里不大用学院批评的一些说法。比如他用“命运的通道”来分析“玉米”的命运，玉米命运的大起大落，没有意义掌控在自己手里，飞行员对象的离去，父亲因睡了军婚彻底完蛋，都改变了玉米的命运。玉米再有心计也只是小心计而已，命运与小心计从来没有关系。这样的分析注重的是文本，他贴着文本评价人物时，人物就一直呈现在我们面前，然后看得越来越清楚；比如他讲那个“著名的萝卜”，这是莫言早期最著名的小说。他说：“孩子对那个神秘的萝卜恋恋不舍，那个透明的萝卜成了他心中一道总也抹不掉的美丽幻境，一种痴迷向往的偶像。萝卜辉映着孩子，慢慢的，随着阅读的行进，我们也对这个孩子恋恋不舍了，我们心疼他的疼痛他的寒冷，心疼他的心灵他的幻想，甚至心疼他的麻木和忍耐，我们为他的现状和前景焦虑，他在我们面前时而清晰时而朦胧，他的心中充满了幻境，而他自己又构成了一道让人难以忘怀的幻境。”万里说他写这篇文章时可能有些过时了，其实未必。对小说的评价从来都是再发现，这时万里对那个著名的萝卜的理解，仍然给人以启发。这就是《小说法》——小说的另一种解法和读法。
编辑一直站在小说最前沿，他们最早看到小说和它的变化。有眼光的编辑将优秀的小说推荐给读者，我们在惊讶作家创造力、想象力的同时，当然也就想到了编辑的眼光。万里是一位著名的编辑，他为人谦和非常低调。包括在酒坛，他喝酒也一直按自己的节奏，不像我等披头散发的人，一会儿就把自己整大了。万里的文章也是款款道来从不虚张声势。这就是文如其人。我觉得本书的编辑已经在内容提要中将这本《小说法》介绍得非常准确得体了，我全文引用如下：
这本书与当下国内许多优秀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一本小说评论集，书内收录的文章也不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同时它又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小说创作的教材。它是一种发现，它发现了国内若干位优秀小说家在创作时的思考路径。这等于是发现了许多的秘密，这些秘密隐藏在每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也隐藏在小说家的大脑里，这些秘密被作者发现了。
本书作者秦万里先生在国内一流文学期刊《小说选刊》任职多年，长期从事小说作品的编选工作。秦万里先生在对国内许多优秀小说进行了科学的研读之后．撰写了这些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从宏观走向微观，从生活走向文学，沿着小说家的思考路径，逐步深入到小说的肌理当中。秦万里指引我们看到小说家们思想的火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思想的火花。
有了这一段文字，我在这里饶舌几乎是多余的。承蒙万里高谊，我便说了上面不着天地的话。读者诸君还是读万里正文才是。
2013年12月25日于北京寓所
这本书与当下国内许多优秀小说有着紧密的关联。但它不是一本小说评论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小说创作的教材。它是一种发现，它发现了小说家在创作时的思考路径和秘密，这些秘密就隐藏在每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也隐藏在小说家的大脑里。
《小说法》作者秦万里先生在《小说选刊》任职多年，长期从事小说作品的编选工作。他在对国内许多优秀小说进行了科学的研读之后，撰写了这本书。他引领我们看到小说家们的思想火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思想火花。
秦万里编著的《小说法》与当下国内许多优秀小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一本小说评论集，也不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同时它又不能算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小说创作的教材。它是一种发现，它发现了国内若干位优秀小说家在创作时的思考的路径，这对小说的阅读者和创作者来说，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其实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