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彻平叔先生生平
王维彻(1898—1940)，字平叔，亲友皆以字相称，巴县姜家乡人。1898年出生于姜家乡一贫苦家庭，父亲靠抬滑竿的微薄收入养家。王平叔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乡私立小学学习期间，成绩名列前茅，得姜姓老师资助，考入万州历史上第一所新式中学堂，即有“川东名校”之誉的万州学堂(今重庆万州第一中学)，后于1917年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后并入四川大学)国文部。
王平叔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之际。成都作为四川及西南的文化中心，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风起云涌，不但成立了四川学生联合会，还出版了机关报刊《四川学生潮》(周报)。作为学联骨干与报刊主编，王平叔不但经常在《四川学生潮》上发表文章，还积极参与学联及高师组织的示威游行、罢课请愿、抵制日货等活动…。
1921年夏，王平叔从高师毕业后，受聘于张澜主办的南充中学任国文教师。从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心来到相对平静的川北小城，面对依然贫困与保守的社会现实，王平叔“思想无路，生活遂失引导”“前后曾持刀自杀过两三次，均为友人所解救”。正当他思想上彷徨不决之际，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三版)出版，恰好打动了这个深受东方文化影响而又亟欲在西方文化中探求真理的热血青年。1922年夏天，王平叔毅然辞去南充中学的教职，到北京向梁漱溟求学。事前虽经张秀熟、袁诗尧等和他反复辩论，校长张澜也再三挽留，都未能使他听从。梁漱溟曾撰文回忆道：“平叔毕业于四川高师，依中等学校教书为生，而当‘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烦闷不得解决，几于自杀。既得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决心从游于我。不顾家人生计，辞去教职。路费无所出，则尽卖去其书物。其事至足动人。”
从1923年春季到1925年末，王平叔加入梁漱溟“再创宋明讲学之风”的师友团体，从在北京的同处共学到参与山东曹州筹备曲阜大学并创办省立六中(现菏泽一中)高中部，王平叔已经从梁漱溟的普通学生成长为得力助手。其投奔梁的行为，带动了高师同学张俶知、钟伯良、刘砚僧，以及后来曹州中学的武绍文、吕烈卿等加入了梁漱溟师友团体。1924年夏至1925年夏，在参与曹州办学的人员中，王平叔是核心成员之一。在1922年到1925年的4年间，王平叔与梁漱溟之间形成了在人生观、价值观与学术观上共同探讨、互相批评、平等交流、亦师亦友的关系，还结识了熊十力、朱谦之、卫西琴(美籍德国人，教育家、音乐家及心理学家)等文化名人。
1925年底，王平叔与梁漱溟的学生黄艮庸、徐名鸿一道，作为梁漱溟师友团队的代表，南下广州，参加正在酝酿的北伐战争。1926年初，王平叔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师长陈铭枢(北伐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陈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秘书，随陈铭枢、白崇禧前往湖南带动唐生智参加北伐，并代陈、白起草了争取湖南省长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的《谢湘中民众电》，是年6月随军北伐，出征前加入国民党，其后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等重大战役。参与北伐的经历，使王平叔从书斋走向社会，并经过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之后形成了独特的价值观；完成了从一介书生成长为对生活有见识、有担当的觉悟者，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的重大人生转变。
1927年5月，王平叔随梁漱溟、黄艮庸赴广州，初在梁任校长的广东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任教员，后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私人秘书。1930年因父丧曾回到重庆，后又赴山东邹平参与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1931年与陈慧卿女士结婚。1933年11月，参与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之后，王再次回到重庆。
1934年初，王平叔在原南泉乡村师范学校(该校由王之高师同学杨砺坚于1930年创办，为四川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立南泉乡村建设实验区，并任区长。实验区设讲学部与实施部。讲学部下有教务课与编辑课。实施部下有乡政课、建设课、教育课，学员分布于温泉、土桥、鹿角、界石、樵坪、公平、文峰、崇文八乡。实施部之乡政课，主理各该区组织、调查、统计、登记、选举、制订公约、自卫、储备、救济、息讼、调解等事项；建设课主理各该区农作改良、造林、畜牧、家庭工业、各种合作社、交通、卫生、测量、借贷所、医社、医院等事项；教育课主理各该区小学教育、民众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家庭教育、幼稚园、艺术馆、自然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礼俗改良、公共娱乐等事项。南泉乡村建设实验区，是重庆地区成立较早的乡村建设实验区之一，为之后波澜壮阔的抗战大后方乡村建设运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35年，王平叔受聘于四川乡村建设学院(1936年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担任人生哲学导师；1936年任私立巴县图书馆馆长；1938年任泸县(今泸州)川南师范学校教师兼训育主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梁漱溟师友团体的大多数骨干，都迁移到了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他们大都参与过梁漱溟主导的办学及乡村建设实践，面对新的社会形势，决定重树乡村建设旗帜，继续平民教育事业。1938年，创办南充民众教育馆，次年，王平叔即赴南充民众教育馆担任教员，并兼任南充中学国文教师。1940年初，开始与梁漱溟等筹办勉仁中学，由梁漱溟任董事长，王平叔作为办学发起人之一，起草了《办学意见述略》，由梁漱溟定稿后公布。同年夏在璧山县来凤驿镇参与筹建勉仁中学，在学校即将开学之际因病逝世，享年42岁。对于王之英年早逝，梁漱溟曾撰文称：“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己。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P2-6
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粱漱溟
平叔，四川巴县人，少有奇气，颖悟甚高，闻梁漱溟讲学北庠，走京师从之游。旋问学于余。素行脱略，触及世事，辄慷慨泣下。
——熊十力
平叔思想深阔，闳造未可限量。
——陈铭枢
梁门诸子都是笃行不务外一流，尤其是亡友王平叔先生维彻，益我最大。他的言论恰好针对了我的病痛。
——罗庸
我1962年出生的时候，外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22年了。
在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家中的长辈与亲友，很少向我提起外公。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才开始对外公的生平有些碎片化的了解——他读过大学，他是梁漱溟的学生，他与梁漱溟一起创办了勉仁中学(我从小在北碚长大，勉仁就在北碚)。然而，外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他的形象，也甚为模糊，就像一个无法看清的背影。
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舅王治和收到梁漱溟先生寄来的外公写给他的一些信件的复印件，还有一张外公大约于1923年拍摄于北京的照片(大舅加印了许多张分发给亲友)，我才算“见到”了外公——照片中的外公大约24岁，面庞清俊，眼睛不大却有神，紧闭的嘴唇，显得既矜持又自信。
2004年初，大舅又收到了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漱溟全集》整理者梁培宽先生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外公从1922年至1940年期间写给梁漱溟等人的数十封信的原件，这些信件都是梁漱溟先生生前保存的，梁培宽先生按照梁漱溟先生的安排，委托大舅转交重庆图书馆永久保存。在转交图书馆之前，我将信件全部进行了翻拍，并复印了梁培宽先生撰写的相关背景材料。
当初翻拍外公的信件，也只是为了留下一个纪念，照片的像素也不算太好。在翻拍之前，我虽然大致浏览了一下这些信件，但文白夹杂的语言与没有断句的格式，读起来十分吃力，几同囫囵吞枣。
2008年，在北碚举办的一次梁漱溟先生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梁培宽与梁培恕先生。之后，陪同他们参观了三峡博物馆与北碚图书馆，还去巴县看望了大舅(他与梁培宽同过学)。在几天的相处过程中，培宽、培恕先生不但告诉了我关于外公的许多故事，还嘱咐我好好研究一下外公写给梁漱溟先生的那批信件。两位先生回到北京后，又给我寄来了一批梁漱溟先生的作品及与之相关的书籍，其中包括《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和梁培恕先生撰写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读着书中关于外公的介绍，想起培宽、培恕先生的嘱咐，我才有了认真梳理外公这批书信的打算。
时光荏苒，世事纷忙。直到2014年秋天，我才开始认真阅读外公的这批信件，并试图对其中的相关内容作出注释。而当我真正投入到这一工作中的时候，才发现它的艰巨与浩繁。首先是我才疏学浅，对外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人际交往甚至文字风格都知之甚少；二是因为外公英年早逝，在梁漱溟师友团体，特别是勉仁弟子所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很少有涉及外公的内容，许多史料都来自相关的旁证。而网络时代，信息芜杂，有时候，一个看似细小的信息，往往需要多渠道比对方能够核实。以人物注释为例，信件中的称谓往往有名无姓，或者有字无名，考证起来十分吃力。此项注释，主要参考梁漱溟师友团体相关文章中的内容，而未曾涉及者，尽量采信公开出版物的相关信息。对于实在无法厘清者，只好以“待考”表述，以待方家指正了。
本书的编注，得到了梁培宽、梁培恕先生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梁培宽先生，他2004年撰写的《关于王维彻先生早年所写的一批书信》及《王维彻先生书信目录》，不但介绍了外公的生平，还将这批书信按时问顺序进行了编号(如今正式出版的编号，主要参照梁培宽先生的意见)，并对部分信件的背景做了简约的说明——这些信息，为我们后来的编注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近年来，我曾多次到北京探望梁培宽先生，年近九十的老先生，身患多种疾病且案头工作繁忙(梁培宽先生近年致力于《梁漱溟全集》修订版的工作，需要梳理的资料浩如烟海，先生依然用笔写作，仿佛一叶孤舟行于茫茫书海之上)。但每次我去，他都安排出时间接待。对于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他都认真回忆，耐心回答，还不时找出一些相关的资料馈赠与我。2015年春天，已经九十高龄的梁培宽先生，又专门为本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
培宽先生为本书作序，为我们的编注工作注入了极大的动力。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与舅舅王治森及表哥王家伟反复讨论，共同修改，几易其稿。而现在即将付梓的文字，肯定还有许多疏漏与瑕疵、缺失与遗憾，只有留待今后，等专家指正了。
九十多年前，外公的挚友黄艮庸先生，曾以一首《咏竹》赠予外公——
冉冉孤生竹，结根于磐石。
风雨晦乾坤，我心良匪席。
长叹望修竹，枝柯幸弗折。
守身如执玉，乃有固穷节。
岁寒思至友，独立凌霜雪。
但愿上阳生，毋使春景绝。
如今，重读外公当年写给梁漱溟及其他先生们的信件，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一代人在追求真理、复兴中华的人生路上，历经坎坷依然奋力前行的身影；仿佛听到先辈们的期望——但愿上阳生，毋使春景绝。
李炼
2016年7月11日
于重庆渝北水滴书屋
记王平叔先生·代序
梁培宽
1939年夏，我小学毕业，考入四川省立南充中学后，借住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内，等开学后去入住学校。一天我走过开水房，看到房内火炉旁站着一位身材修长的少年，令我很感诧异。夏天气温常在三十摄氏度以上，为何他却怕冷成这样(数年后我染过一次疟疾，就全明白了)？后来我听说他是平叔先生的长子，名治和。开学后，我在初一，他在初三，常可碰见。他又不时引我去平叔先生在校内的宿舍，因他是中学的高中国文教师。如果我晚饭后随治和兄去平叔先生的住处，有时可以碰见，可是不多，再加两人缺乏共同的话题，因而很少交谈过，仅是招呼一番而己。只是听说平叔先生早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四川去北平见了先父梁漱溟，从此有了师生关系。
1940年夏，我转去了璧山县，平叔先生也不在南充教书了。就在这个暑期，我们兄弟二人，随先父去江津白沙镇，在镇北数里的聚奎中学附近，租赁了几间草顶泥墙的民居，在那里度暑假。一天来一急电，说平叔先生病危，表示希望再见老师一面。先父即放下手头写作的事，匆匆赶往璧山县来凤驿。后来听说，待先父赶到时，平叔先生最后的一个遗愿终未得实现——他己早一天故去了。
以上所述，就是我早年对平叔先生的所知了。对平叔先生有较多的了解，那是自己退休后开始投入整理编辑先父著述工作以后的事。
2008年，为选编《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拣出先父所收存早年师友来信，读到平叔先生致先父的一批旧信，对平叔先生的了解又多了一些。为了能保存好利用好这些早年旧信，我想到必须为这些旧信找个合适的归宿——重庆图书馆，由它永久收藏。
交给图书馆之前，我必须对这些旧信做进一步整理，包括所有旧信按时期加以排列分类，最后再写一前言，对平叔先生其人，以及这批信的内容做一简介。通过细读这批平叔先生早年所写的书信，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早在1922年，先生辞去南充中学的教职的原因及其所表示的决心。看了其辞书，又知道了当时学校校长又正是我们随父亲第一次到南充设宴欢迎的主人张表方老先生。而表老又是创办中国民主同盟时与先父合作，在同盟工作中共事关系最好、相知最深的一位老者。又如，当年革命军北伐事，从平叔先生参加北伐时向先父汇报的若干书信中，也对北伐行动有了不少了解。其他种种，读者读其书信自可明白，无须赘述。
先父于“文革”结束之年(1976年)写有《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文中特地写道：“因《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讲演而引起结交的朋友更多，而关系最深，踪迹至密，几于毕生相依者，则为王平叔、黄艮庸、陈亚三。”
对这三位“关系最深，踪迹至密，几于毕生相依者”中之第一人平叔先生，又写出了约三百字的回忆。其文如下：
“平叔毕业于四川高师，依中等学校教书为生，而当‘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烦闷不得解决，几于自杀。既得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决心从游于我。不顾家人生计，辞去教职。路费无所出，则尽卖去其书物。其事至足动人。熊书(《十力语要》)中所见有张傲知、钟伯良、刘砚僧等姓名，盖皆平叔在高师同学友好，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来从我，并同问学熊先生者。惜伯良、砚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十岁。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主动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身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从以上简要叙述，可了解平叔先生之为人，同时可知平叔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二人间的师友情谊非同一般了。
1940年初，在川师友有兴学之议，首先由平叔先生起草《办学意见述略》，由先父修改定稿。于是同年夏在璧山县来凤驿镇筹建勉仁中学，在筹建工作进行之中，学校将开学之际，平叔先生竟病逝于来凤驿，令师友悲痛与惋惜不已。
2015年4月23日于北京
王维彻(1898—1940)，字平叔，重庆巴县姜家乡人。1921年夏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投师梁漱溟先生，与梁漱溟师友团体长期同处共学，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是梁漱溟最亲密的学生和同事之一，也是其办学团队的核心成员。1926@：参加北伐革命战争，任陈铭枢秘书。1934年创建重庆南泉乡村建设实验区并任区长，1940年参与筹办勉仁中学，起草了《办学意见述略》。是年夏，在璧山县来凤驿病故，享年42岁。
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1922-1940)》共收录从1922年至1940年间，王平叔写给梁漱溟的28件信札及致熊十力等师友的信札5件，读书笔记1件。其内容既有师友间的学问与思想交流，更有对当时社会热点的剖析与评说。
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既生动地反映了梁漱溟、熊十力与学生之间亦师亦友的人际关系，也向普通读者展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拜师求道、探索人生、改造社会、追求真理的心路历程。
李炼、王治森、王家伟编注的《王平叔致梁漱溟的二十八封信(1922-1940)》主要内容为作者在1922年—1940年间写给梁漱溟的31封信件（这批信件按照梁漱溟的遗嘱，现保存在重庆图书馆），其中包括追随先生、参与办学、同处共学、参加北伐、师生情谊、创办勉仁等几个阶段，内容丰富，文笔朴实，既反映了梁漱溟师生团体的学术风气、人际关系与社会活动，又记录了一个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从书斋走向社会的人生轨迹，还从侧面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的现实。信息量丰富，文史价值极高。另外，本书由梁培宽（梁漱溟长子，《梁漱溟全集》责任编辑）作序。附录中还将收录梁漱溟、熊十力、梁培恕、陈友琴等文化名人对作者的评述文章以及作者后人的怀念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