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我们党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惊心动魄。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严格依据史实，生动地记述了高岗和饶漱石其人，“高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过程，高岗和饶漱石的人生结局……以及这一事件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和鉴戒。书中人物须眉毕露，情节起伏跌宕，不少内容鲜为人知。

本书以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的多次改动为引子，揭示了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首起重大政治事件的始末。

全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严格依据史实，生动地记述了高岗和饶漱石其人，“高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过程，高岗和饶漱石的人生结局……以及这一事件给后人留下的思考和鉴戒。

第一章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

第二章 一封秘信——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打秘密报告

第三章 两次会议——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前后后

第四章 一夜心潮——毛泽东心头掠过的风云

第五章 两项决议——从《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到《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第六章 两个高岗——尾声

主要资料来源

后记

这里有一幅画，一幅油画。

这幅画题为《开国大典》。作者董希文。作于1953年秋。

据说，这幅画完成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很想看看。商量的结果是，请江丰、董希文将《开国大典》连同精选的徐悲鸿、齐白石的作品，布置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大厅里。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抽出时间，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这些作品。

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来到怀仁堂后面的大厅，大家的兴趣集中在这幅《开国大典》上。 “画得很像。”大家都说。 “画得很好。”毛泽东紧握着董希文的手说。毛泽东意犹未尽，继续评论着董希文的这幅油画： “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油画拿到国际问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为了对艺术家的劳动表示感谢，毛泽东招呼摄影记者侯波，为大家合影留念。

后面还有一幅画，也是油画。标题也是《开国大典》，作者也是董希文，只是没有标明创作时间。

再仔细看看，这幅画同前面那一幅有没有什么不同?看看站在毛泽东后面的一群领导人，第一排从左到右数一数：

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

回过头去再看看前面那一幅，张澜的左面却多了一个人，一个留背头、戴眼镜、穿深色衣服、个子高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高岗。

这就是说，董希文第一次创作《开国大典》，画面上有高岗。

后来，高岗却从这幅名画上消失了。

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就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的前两天，1993年12月24日，首都一家报纸，在头版通栏的位置，发表了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没有高岗的《开国大典》；第二天，12月25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四版的头条位置，发表了1953年创作的《开国大典》，也就是有高岗的《开国大典》。

这件事可能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几乎微不足道。

这件微不足道的、极平常的事情，却有着极不寻常的意味。

三十多年前的1962年，有一个“利用小说反党”的重大案件，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可能知道，有的可能不知道了。

这个案件，就是作家李建彤写了一部题为《刘志丹》的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叫罗炎。罗炎给照金苏区送信，而高岗，在陕北闹革命时，就曾给照金苏区送过信。就为这，当时康生一伙人就认定“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写了高岗就是替高岗翻案，替高岗翻案就是反党。康生于是编出一条“毛主席语录”：“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由这部所谓的“反党小说”，牵牵连连，拉扯出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贾拓夫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死，又拉出一个马文瑞同志，凑成“习、马、刘反党集团”，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甚至干脆统称之日“西北反党集团”。就因为《刘志丹》小说一案，打击了几千名干部，再加上牵扯进去的文艺界、出版界的干部，以及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黑爪牙。P3-5

这本书从1999年1月初版(原书名《权力巅峰的迷津——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到现在，已经七年多了。

1993年7月，我从一场“艰难的舞蹈”中抽出身来，8月，就着手收集材料写这部书稿。1994年1月开始写作，4月底完成。

那时候，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还都健康，所以，书中提到他们，就说他们“至今健在”。1995年春天和1997年春天，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谢世了。然而，书中的“至今健在”四字，我仍保留着，无非是想用这点“时间的痕迹”，表示对这两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念。

我能完成这部书稿，并且能以出版物的形式面世，要感谢的同志很多，如人民日报文艺部的杨柏青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专家唐曼珍同志，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和党史资料室的侯惠珍同志及其他同志，还有审阅过这部书稿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庞松同志，他们从各个方面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当代中国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我曾说：“如果没有当代中国出版社，我这部书稿最终不过是废纸一堆，都说不定。”这不是夸大，而是有事实为证的。这部书稿完成于1994年4月。从那时到1997年夏天送达当代中国出版社，中间经过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三番寒热里，有六、七家出版社同我有过接触。有的一听说这个选题，就派人上门来，将书稿拿走，过几天又送了回来。有的来拿书稿时，说了不少好话，可是拿走后三个月、四个月，依然举棋不定，不吞不吐；也有的找上门来，掏出现金人民币四千元，要求“买断” (我不会做买卖，没有卖)。还有一家出版社的女士，约我把书稿送去，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六个月过去了，杳无音信。待我打电话询问，那女士回答说：“我们不用了，你来拿走吧!”我只好老老实实乘公共汽车去拿“回” (在她来说是“拿走”，在我则是“拿回”)。编辑部门退稿的事，像打电话占线一样，再平常不过了。我被退稿，可谓多矣，但方式是：或者将稿子邮寄回来，或派人送来，或在稿中夹一封退稿信，或在稿中夹一张印好的纸条儿，上面有几句客套话，这些都很平常，也很正常。然而，像这位女士这样，约我把书稿送去，时间过了半年，仍然不哼不哈，等我询问，才想起来，“我们不用了，你来拿走吧”。如此派势，如此不合“游戏规则”，实在是“别开生面”，令人难忘。

1997年，书稿送到当代中国出版社后，朱元石同志和唐合俭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还进行其他必要的相关工作。这书才得以在1999年1月出了初版。

去年夏天，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陈德仁同志告诉我，社里计划再版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以后，报刊上关于高、饶的材料，又有新的披露(他还给我提供了关于高岗自杀的新材料)，问我是否要作些改动。

这样，我又认真将这本书看了几遍，觉得书中有几处叙述过于简约。有几处材料嫌不足，看到这几年书籍、报刊上关于高、饶事件的叙述，对照之下，觉得书中有几处不准确。此外，书中的错字、错句也不少。于是。又改错，又补充，又修正，总之是变动较大。可以肯定地说，再版比初版，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在这本书稿“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它。现在，还是这个出版社再版这本书，给了我弥补不足和修正谬误的机会。联想到本书完稿后几年的“经历”，我要特别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领导的胆和识，大概也就顺理成章，容易理解和谅解了。

这是一本纪实文学之类的作品，书中涉及的重大、重要情节，都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只是在细节和人物内心活动方面，进行了一些推测和想象。我的党史知识有限，文学修养也不够，虽经多次修改，缺点和问题，仍然难免。希望能看到这本书的同志，再给我一些指教。

马畏安  2006年6月1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