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先生(1930～2008)属于这样一代人：出生于民国时期的旧式家庭，接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长大后进入新式学堂，经历新思潮洗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之时，他们刚好大学毕业，怀着对新中国的热情向往步人工作岗位，投身祖国建设。比起之前较早的一代，他们在青年时期的人生选择更紧密地与国家需要相连；比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又多了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惦念。

本书为你展现出陈乐民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

陈乐民（1930-2008）是他那代人中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历经社会变革，却始终没有放弃用良知和理性去思考中国现实，作为读书人，他以陋室为书巢，将晚年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欧洲文明史，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研究，不懈追问“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在考察欧洲公民社会和启蒙思想的同时，他内心焦灼的是何以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不能催生现代化。当陈先生投入到“中西之交，古今之异”的矛盾与思索时，拿起毛笔，用传统方式写字作画成了他的最主要的消遣。或许正是这种独特的方式，让他真正保持了一种中国文人的自觉。

编者的话

春蚕到死丝未尽

画里画外的父亲

艺海留踪

　童年艺趣忆

　人生行旅中的“中转站”

　前贤可畏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观后感

　董其昌与南北宗

　倪云林和余叔岩

　诗中哲意

　杜甫题书画诗

　郑板桥论画竹

　王羲之

　董其昌

　关于四山摩崖

　《唐碑百选》见精神

　关于“淡墨”

　于右任楹联

　一九九八年自作七律诗（读时文有感）

　病亦有乐

　日记摘抄：论诗画和文风

友人追忆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集中西“绅士”于一身

　一片潇湘落笔端

　岁岁年年满树花

　自得之趣

　条案之痛

　一身跨两代

画里画外的父亲

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交替变换着。

一个是他西服革履的样子，一个是他穿着中式白色绸衫、圆口老头鞋的样子。他西化得很，法语地道，英语流利，可以不打底稿临时用法语发表长篇演讲；他喜欢吃牛排、奶酪，爱喝红酒、咖啡，吃顿好西餐舒心得很，自称全“盘”西化；他在读书、写文章时喜欢放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光盘，甚至一九八九年非常时期听巴赫的音乐磁带稳定心绪。而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满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精通京戏，爱听昆曲，唱起老生韵味十足；他最大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是哪辈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笔对抗“数码时代”，我们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他的桌面上是永远的纸墨笔砚，始终一管毛笔一面著书立说写欧洲，一面写字作画。他的书桌上经常是一摞原文欧洲文史哲，一摞线装古书。

就连他的文风和眼光也是交替变换的。

父亲和母亲每逢秋末都会到江南小住，苏杭的秀丽景色令他心旷神怡。这时他就是一位赋闲的文人墨客，用诗文辞赋白描每一寸景致，比如：

出“山庄”右行过小桥的“天泽楼”，原宋代前“天泽庙”旧址，曾有“天泽井”、“祈雨台”。南宋临安知府赵与慵祈雨应验，明万历郡守张振之祈雨“复验”。为后建共两座，一高一低，皆木制，由木板小幽迤逦相连，其间花木扶疏，栀子叶肥，曲尽其妙。此木板曲径延通甚远，吾未尽其半。楼前曲水，树影清晰；此水自西湖引至，盖无疑义。楼内五老，弄丝竹之趣，随风飘来，清远之音，益曾幽静。背后杨公堤上车声嗡嗡，稍损雅趣。此处风景未曾见过，去年来时在赵公堤上远见此亭，竟不知有此佳境。楼有楹柱，联句甚俗，“天泽楼”三字亦然平平。惟此楼建筑结构，回环古朴，为北方所无。此景与“曲苑风荷”、“郭庄”等相对，不甚有名，旅游者估计稍顾及此。有道是：“杭州不惟西子好，移步之内有芳草。”

此时他的行文丝丝人扣，水波不兴。可是在西洋绘画面前，他又一反含蓄的风格，笔触是激越、跳动的：

艺术的欧洲、高雅的、富于遐想的欧洲，贝多芬叫人如醉如痴和精神激昂，莫扎特使人觉得舒缓而又酣畅，肖邦悠扬而又深沉，巴赫使人在极度宁静中渐入梦乡……那天，听肖斯塔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的磁带，一个熟悉的旋律使我的心骤然激荡得不能自已，悠悠然忘掉了一切。

只要看一眼希腊、罗马的雕塑，哪怕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也不能不惊叹古代欧洲美术的震慑力。《拉奥孔))是美和力的结合，使观者心率加快。古代的雕刻传到近世的罗丹，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人文陶冶，使每座作品都是人性的最集中的结晶。《思想者》深沉地感染着每一个驻足的人，使人产生思想的冲动：我也要认认真真地去思想。很可能，笛卡尔在“沉思”时就是这样的：上帝呵！我确信你的存在和万能；可是，这怎能在几何学里得到证明呢？

文艺复兴时期的几幅最著名的杰作的永恒价值，在于它昭示欧洲正在心情激越地向死气沉沉的中古告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诚是旷世奇珍，而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和耶稣，尤其是世间最理想、最令人向往的母性和人性的回归——如果人世间充满了如此完美的和谐和纯洁，那该多好呵！文艺复兴使人的理想跃动起来，它预告新世纪的启动。

中国的艺术品最缺少的，恰恰正是这种体现时代变革的内在精神和形象表征。从中国的美术史里，风格、神韵的分殊差别固然可以表现出时代的不同特色，唐宋元明清，风格各异，但都没有向昨天告别、向新世纪招手的迹象。(一九九八年病榻日记)

读这些文字，会觉得他是富于感性思维的，可他又崇尚西方哲学的抽象推理，在康德思想中遨游会给他带来抽象思辨的乐趣甚至艨胧诗的意境：“那些个难弄懂的概念和许多似乎是同义反复的推理都有些像读李商隐的朦胧诗，一个典故一个典故地去抠，越抠越朦胧，但通篇看去，却迷蒙中有味道。”他本行是国际关系，却讨厌政治，觉得单纯的政治学乏味。于是他把国际关系研究拉向文化与历史传统。他欣赏文史哲融会贯通的伏尔泰式的文人，喜欢读有文采的史书，比如他极力推荐上世纪二十年代陈衡哲的《西洋史》，他在书评《史中有文》一文中说：“满脑子只有政治的人可能要说：‘文学算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文学的民族很可能是弱智的。”

父亲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专家式的知识分子，无论从志趣还是文化修养上，都更接近跨领域的中国或者欧洲的传统文人。

他深谙中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是欧洲，心里想的是中国。他心中的西方启蒙思想和理性是要广为传播的，是面对社会的，研究欧洲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理念是他的事业和责任，在中国建立理性的公民社会是缠绕他的顽念。他总在写，在讲，尽管他悲观地认为他写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多少人读。他把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进程和哲学思想梳理得越清楚，就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更得益于西方的经验，越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牵强附会地挂上钩。他没有那种一定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上号的情结，但是坚信中西学是相辅相成的，他说：“治西学者不谙国学，则飘浮无根；治国学而不懂西学，则眼界不开。文化割弃了传统，是贫瘠的文化。”父亲的教养与情怀、他的知识结构以及他对中西方历史文化的感悟，使他更接近“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他在《在中西之间》的后记中写道：“从本质和气质上说，我属于比我早一代的那一代人；进入暮年，我有了更豁然的自知之明：我喜欢做什么(兴趣)，我能做什么(能力)，我应该做什么(责任)，我心里特别清楚。”他的兴趣和责任不一定是统一的，然而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他这个人丰满而有情趣。P48-51

陈乐民先生(一九三○～二○○八)属于这样一代人：出生于民国时期的旧式家庭，接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长大后进入新式学堂，经历新思潮洗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之时，他们刚好大学毕业，怀着对新中国的热情向往步人工作岗位，投身祖国建设。比起之前较早的一代，他们在青年时期的人生选择更紧密地与国家需要相连；比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又多了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惦念。

一九五三年起，他长期担任新中国的外交“公务员”；后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二十年间写出《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的进程》、《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多部专著，开创中国的“欧洲学”研究。在女儿眼里，他西化得很，法语地道，英语流利，可以不打底稿临时用法语发表长篇演讲；喜欢吃牛排、奶酪，爱喝红酒、咖啡，吃顿好西餐舒心得很，自称全“盘”西化。但同时，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看的是世界，想的是中国。满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精通京戏，爱听昆曲，唱起老生韵味十足；他最大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是哪辈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笔对抗数码时代，我们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他的桌面上则是永远的纸墨笔砚，始终一管毛笔，一面著书立说写欧洲，一面写字作画。他的书桌上经常是一摞原文欧洲文史哲，一摞线装古书。就连他的文风和眼光也是交替变换的。

这本小书，将更多展现出陈乐民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陈先生并不是书画家，书画只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著书立说之余，他坚持用毛笔在陋室书巢中挥洒出一方书画天地，这些字画太过属于文人画的理想——“自娱”，以至于其中许多连家人也未尝见过，直到他过世整理遗物，大家才连连惊叹，他究竟是如何从读书、思考、写作、疗病的缝隙里挤出时间，留下如此多墨迹。我们从中遴选部分，并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事实上，陈先生本人对他的这些字画并不满意，也绝没有想过要拿来出版)，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人——他的人生际遇，他的志趣胸襟，他的思索与抗争，以及他对祖国和家人无言的挚爱，谨此表达我们对这位老人的追思与纪念。可以说，陈先生的心路历程在他那代知识分子里是有代表性的，从这些书斋字画中，我们看到一辈人正在远去的身影，但愿他们不是真的走远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年3月

中国画重在内蕴，如果抽掉了“文”的内涵，无论多么逼真，也是失去了中国画里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书卷气，董其昌说的“士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知识分子气”。

——陈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