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西方人的说法，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全世界都对这一年充满期待和热望，期待着第十九个一百年能呈现出新的面貌。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一年为庚子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人在结束了1898年的故事后，经过一年的调整，各方面的情形进入正轨，似乎也要与时俱进，开始一个新时代。

然而一百年后回望这一关键年份，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这一年不仅没有开辟一个新时代，反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尴尬记忆：中华帝国蒙受了奇耻大辱，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国的国际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而国际地位却一落千丈，跌至六十年来的谷底，清廷几乎成了“洋人的朝廷”；国际制裁、武器禁运特别是远远超出中国人支付能力的巨额赔款，给中国套上了沉重的镣铐。中国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内矛盾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决定中国未来走势的主要力量。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演变的呢？

公元190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红色风波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义和拳运动使华北陷入一片混乱，列强组建联军进入中国。

这是一场非均衡战争。联军拥有世界上最现代的武器，义和拳民众号称“刀枪不入”，其实不过是花拳绣腿。

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义和拳民众有效地阻止了西摩联军向北京的进攻；联军不宣而战，武力夺取大沽炮台；清政府默许联军进京，但是不能容忍联军欺人太甚，索要大沽炮台，怒气冲冲向十一国宣战，但却宣而不战，只是围困公使馆。

这是一场尴尬的战争。当朝廷危在旦夕，正需各路诸侯出兵勤王之际，东南督抚却悍然宣布脱离中央，要与列强重建信任，试图以背叛朝廷的方式与列强达成局部和平。

题记

第一章 义和团起山东

 失去土地的农民

 秘密社会悄然复兴

 政府的态度：有限的镇压

 不到三月遍地红

第二章 谁制造了华北大乱

 卜克斯事件

 剿抚之间的摇摆

 五国公使联盟

 义和团北上京津

 樊国梁的一封来信

 使馆卫队要进京

第三章 走向对抗

 动荡在加剧

 联军在集结

 主抚派暂占上风

 无能的西摩

 公使们的恐惧

 招安是否可行？

第四章 不宣而战与宣而不战

 联军回撤

 不宣而战：大沽失陷

 所谓“归政照会”与太后的心结

 宣战诏书的真实含义

第五章 围而不攻的战争

 克林德之死

 时间差带来的误会

 孤岛囚徒

 炮打西什库

 重建信任

 互信再遭破坏

 善意被误解

第六章 东南互保：莫名其妙的和平

 保境安民：方面大员的忧虑

 所谓“伪诏”：一个奇怪的借口

 大战中的局部和平

第七章 被撩拨的帝王情结

 以“勤王”的名义

 章太炎的期待

 孙中山的愿景

 唐才常：从自立到他立

 张之洞：帝王意识一闪念

第八章 大局糜烂与趁火打劫

 太原惨案：诱杀在巡抚衙门

 保定总督府的恐怖疑云

 阴霾笼罩牛庄

 天津失陷

 一个趁火打劫的典型：以开平煤矿为例

第九章 向北京挺进

 联军增兵

 联军统帅之争

 挺进北京

第十章 中国在哭泣

 两宫“西幸”

 帝都在呻吟

 艰难的议和

民间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有着非常具体的政治背景和利益指向。自《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市场开始向外部世界开放，新兴市场的价格洼地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成本，都在吸引着外国投资者。国际巨资不需要中国提供怎样的实质性担保，它们争先恐后涌入中国，攫取巨额利润。

外国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促动了中国经济超常规发展，促动了中国经济结构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增长。然而，超常规的经济增长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心城市开始成型，经济网络开始布局。与此相伴的是，失业人口，特别是随着经济大发展而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人口也都有所增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成为历史的记忆，动荡不安，朝不保夕，成为转型期中国民众必须承受的心理压力。

下层民众并没有上层社会那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他们是最实际的自然人。他们不知道中国向西方学习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走向世界，与世界同步，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知道几十年前五口通商了，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洋货和生活上的便利，洋火总比打火石来得方便和实用，洋布总比土布光鲜和耐用，洋油总比松脂光亮和持久。这些变化使他们并不觉得洋人可恶。相反，那些传教士不辞辛苦深入中国内地和边远乡村，为缺医少药愚昧落后的村民带来了外部信息和近代文明，他们对洋人反而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近感。

然而，甲午战后随着生活状况日趋恶化，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生蔓延。特别是随着洋货无节制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自沿江沿海向内地无止境崛起，民间生存状况较之战前进一步恶化。下层民众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政府无能的同时，也感受到可能与那些洋人有关。洋人来之前，他们处在均贫状态，我穷，你也富不到哪里。现在不一样了，最先紧随洋人捞到第一桶金的那些假洋鬼子富裕了，而更多的人则因为跟不上时代步伐而日趋贫困。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于慢慢对准了传教士和那些所谓“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说，他们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甲午战前，大多数传教士做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但到了甲午战后，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工作，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比如被罗马教廷批准归德国保护的圣言会的中国主教安治泰，就是具有浓厚的政治偏见和文化偏见的宗教徒。在他的领导下，圣言会不惜与中国传统文化正面冲突，竭力向孔孟故里曲阜、邹城等地扩张，导致山东境内频繁的教案冲突。

面对这些教案冲突，清政府按照传教章程，大都采取保护传教士稍微亏待自己人的策略予以化解，下层民众虽然略有怨言，但也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本分的传教士应该知足，应该以为上帝服务的精神对待中国所有民众。可是安治泰并不这么想。他认为，中国民众之所以对圣言会抱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是因为圣言会在中国享有的优待不够，于是他通过德国政府向清政府索要官阶，1893年获得了三品顶戴，翌年又获二品顶戴，以此提升自己和圣言会的政治地位。

安治泰如果仅是为了传播宗教而获取政治地位，人们或许还能理解。然而，当中德利益冲突时，安治泰不顾主教的尊严及保持中立的基本原则，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了。1897年底，巨野教案发生后，正在欧洲的安治泰闻讯后立即赶到柏林，急切建议德皇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行为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当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借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紧密结合起来。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