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古”何解？北方方言有“讲故”、“侃大山”之谓，其义大概是差不多的，不过最相近的词汇还是“聊天”，这样说来“讲古斋”也就可以叫“聊斋”了。然此“聊斋”非彼“聊斋”。我的讲古不说鬼怪妖魔灵异，同乡蒲松龄老先生在临淄村头巷口支一茶摊，南来北往的过客留下故事就可以换杯茶。我这里就恐怕没这个条件了。
说到“讲故”，也还有必要作个申明。北方人说的“讲故”，多半含有瞎编、杜撰之义。本人不是小说家，不想作文学的创作，不想编故事，甚至也不想讲故事。既是讲古，而非“写古”或“研古”，就不能拉开做学问的架势，做什么严肃的所谓历史研究，更不该学当下红透全国的什么“明月”写一部大部头的什么“那些事”。我的讲古虽不是凭空臆造，却也不是一丝不苟的考据，可能没有典籍出处，没有旁证索引，只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谬误之处就不会少了。
这么讲古，不成了云山雾罩不着边际了吗？所以还要定个范围。我想这个范围还得在“古”字上下工夫。讲古就要讲些早先的事，不要批评当下，也不预测未来。古的事多了去，讲些什么呢？我想可讲古人，可讲古事，也可讲古文，说白了就是只要是古的就可说可论可评。
说到这里我的“讲古”总算是说清楚了。其实这种讲法绝不是本人的独创，中国人历来就有讲古的传统，中国人生就是历史人，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是最具历史传统的族群。无论你是学富五车的学者或是只字不识的老农，对自己民族的那点历史家底都可以如数家珍。只要是上了些年纪的人坐到一起，如果不是为一些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过于操劳，就会自然而然讲起古来，或者冒水浒或者论三国，要不就是说唐谈宋，总之就是些与现实毫不相关的事。这几乎成为中国的一种独特现象。没见过美国的几位农场主坐在麦田边大谈什么南北战争和林肯，也没见过法国牧师站在塞纳河旁议论什么滑铁卢和拿破仑。讲古其中的意趣和快意，外国人是体会不到的。
中国人何以热衷讲古，我想大约有几种原因。中华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我们有的讲，五千年可讲的东西太多了。美国人讲到华盛顿到顶了，印第安土著那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专业范畴。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人的祖宗没变过。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家族文化结构也决定了中国人的好古传统，每个中国人都能找到自己家族的光荣历史，姓姬的自不待说，肯定是文王的后裔。如果是姓李，那也相当的荣耀，那是唐国姓，知道和谈论自己祖上太宗的是是非非是情理中事。浙江南部山区一个村，全姓诸葛，据说是孔明后裔，全村诸葛氏以行医为主业，据说是遵孔明遗训。中国人的历史传承如此深刻而强烈，的确令人惊叹。
话说回来，国人讲古，也还是有差别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按“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讲主的“阶级”属性，可大体分为两种讲古。
一是民间的讲古。这种讲古的讲主一般是纯民间人士，或是粗通文墨的民间智者，或是不通文理的纯粹农民。民间讲古的最大特点是不带有任何目的性和指向性，是纯粹的自我消遣和自我陶醉。讲古的场所或田间地头，或炕头堂屋；对象内容或帝王将相，或才子佳人；形式或开锣大戏，或说唱饶舌，不一而足。这种讲古其准确性就难以苛求了，往往穿凿附会，以讹传讹，掺杂了许多民间的经验，这使得历史不再干瘪，变得有声有色。儿时听过一回评书，话说包公包大人到陈州放粮，皇帝和宫里为其送行，忙坏了娘娘们，东宫娘娘烙大饼、西宫娘娘则忙着卷大葱。煎饼卷大葱这种民间的极致美食被说书艺人热情地送给了我们敬仰的包大人。凡此种种皆为民间的讲古。
二是士人官场的讲古。这种讲古是中国讲古的主流，民间讲古可以说是这一讲古的通俗版。这一讲古的特点就在于他的目的性，与民间人士不同，士人们决不会漫无目的地乱讲一气，而往往是以古鉴今或是借古讽今，即使是纯消遣式的也是自我完善或逃避现实，不会只把历史当故事来讲来听。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如此。毛泽东评水浒是为了打倒像宋江一样的投降派，评海瑞也只是说明“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而我们则罢了彭德怀的官”；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只是说明自己有比管、乐更大的志向。文人们一起讲古即使没有这么强的目的性，也不是毫无意义，罗振玉与王懿荣在一起自然要讨论甲骨文，而讨论甲骨文确也是有清一代金石学问的顶尖，是学问中的学问，而辨识这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文字，只是为了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汉人的，外族应该认同中华文化。既然是士人，当然要比民间人士雅一些，所以士人的讲古形式感要强一点，最好有当年的新绿，如果用玉泉山的水最好，一定要酒，就绝不是两斤地瓜烧了事，现场最好能有文房四宝，兴之所至口占一首，留下墨宝，再有红袖添香，那就尽善尽美了。这大约是文人的讲古。
至于我的讲古属哪一种，却有点犯难了。我没有民间讲古的故事性，又没有士人讲古的目的性，索性来个中庸，来个民间的士人讲古吧，这也符合身份，不至于有僭越之嫌了。P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