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发了《在路上》的经典杰作，精彩程度超过《瓦尔登湖》，美国精神之父爱默生亲自导读。梭罗经典作品纪念版首个中文版本。每个旅行者都在践行的心灵之旅。

《远行》收录了大卫·梭罗九篇关于远行的文章，文章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内容。

《远行》收录了大卫·梭罗九篇关于远行的文章，文章简练有力，朴实自然，富有思想内容。在他笔下，自然、人以及超验主义理想交融汇合，浑然一体。可以说，《远行》中的文章写出了最深刻，也最宽广的自然世界。他的这些文章深受爱默生、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的赞赏。也直接启发了《在路上》等伟大的旅行文学的创作。

《远行》在西方被誉为最伟大的旅行文学作品之一，可与梭罗最知名的作品《瓦尔登湖》媲美。

导读 梭罗生平

马萨诸塞州自然史

漫步瓦楚塞特山

房东

冬日漫步

森林的演替

漫步

金秋色调

野苹果

夜与月光

我们似乎有八种乌龟、十二种蛇(其中一种是毒蛇)、九种青蛙和蟾蜍、九种蝾螈和一种蜥蜴与我们为邻。

我对蛇群的运动能力特别感兴趣。它们使人的手脚、鸟的翅膀及鱼类的鳍都显得多余，似乎造物主唯有在创造它们时才放纵了自己的想象力。黑蛇被追逐时会迅速地移至灌木丛中，然后以一种轻松优雅的动作，在离地面五六英尺的光秃秃的细枝中盘旋来盘旋去，宛如小鸟从一根粗枝掠到另一个粗枝，抑或垂悬在树权间花彩似的叶簇上。低等动物的灵活和柔软，与高等动物复杂的四肢系统等效。我们只要像蛇一样足智多谋，无需手脚从旁协助，就能表演同样高难的绝技。

在五月，草地上和河里常常能捉到鳄龟。渔夫们盯着平静的水面，一旦看到它的鼻子在好几杆的距离外突出水面，便能轻易将其捕获——鳄龟不会匆忙地游走’，而是将头慢慢地没入水中，仍旧歇息在某根枝干上或某片草丛间。它的蛋通常会埋在某个松软之处，离河水有一段距离，犹如一张鸽子床，但却频频遭受臭鼬的吞噬。同蟾蜍捕捉苍蝇一样，鳄龟在白天会捕鱼，据说，它是靠嘴里喷射出的一种透明的液体来吸引小鱼的。

与最溺爱孩子的父母相比，自然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是否有教养、是否优雅。想想那些润物无声的繁花吧，它们对草地上挖沟人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闺房中的贵妇人的影响。当我在林中漫步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聪明的粮食供应者在我之前就已经来过了，而且在那里，我最微妙的体验成为了典型。当树上的青苔爬满了树叶时，我不禁被大自然那美妙的友谊及和谐触动了。在最恢宏的场景中，你会看到细致而微妙的形状，如蒸汽腾起的淡淡的花环，丝丝的露珠和羽毛状的小树枝，可以说，这些无不显示着一种高标准的精致，一种贵族的血液和教养。要解释小精灵和小仙女并不难，它们呈现出的正是这种淡淡的优雅之态和缥缈的高贵气质。从林子里折一根小树枝，或从小溪里淘一块儿水晶，把它放在你的壁炉架上，与它高贵的样式和风度相比，你家里的那些装饰品未免相形见绌。它鹤立鸡群，仿佛已经习惯了一个更精致更优雅的圈子。你所有的热忱和豪气都有它来致敬和响应。

冬日里，看着沿途树木不顾时间和环境、事先毫无考虑地生长，我会不由得驻足赞赏。它们可不会像人类一样等待。不过，现在是树苗的黄金时间。土壤、空气、太阳和雨水，有这些就足够了。它们在原始世纪中的处境也不过如此。它们“牢骚满腹的冬天”是不会到来的。本土白杨光秃的枝条表面结着一层霜，来目睹一下它的幼芽是怎样傲然挺立于霜上的吧。它们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自信。如果一个人确信能在那里找到柳树或桤木的花絮，他就能带着一颗快乐的心成为旷野的旅居者。当我从北部冒险家对巴芬湾’或麦肯齐河。边的叙述中读到这些花絮时，我发现，那里也可以作为我的停歇之所。它们是我们植被的小小救赎者。我想，我们的美德将会坚持到它们再次来临。创造者赋予了它们生命，使它们比智慧女神或五谷女神更值得尊敬。可到底是哪位仁慈女神把它们赐予了人类呢？

自然总是充满了神话色彩，也总是神秘莫测，展现出天才的不羁和奢华。同艺术一样，它也有自己华丽绚烂的风格。为了制作朝圣之杯，它将柄脚、杯身、手柄、鼻状物——某种奇异的形状一一呈现，仿佛要把它制成某个传说中的海神——涅柔斯(Nereus)或是特里同(Triton)的马车。

即使在冬天，植物学家也不必困囿于书籍和植物标本而中断了户外的考察，他也许能够研究一个新体系的植物生理学——我们姑且称之为晶体植物学吧。1837年的冬天堪称这种研究的“天时”。那年十二月，植物精灵显得异常固执，半夜里依然徘徊在它夏季时的出没之地，不肯离去。一种无论在哪里都极其罕见的白霜降了好多次，它的效果在日出之后永远无法充分显现出来。于是，为了一睹其风采，在一个霜冻的寂静之晨，我早早就动身了。那时，树木看起来就像是模模糊糊的怪物，一副尚未睡醒的样子。它们在这边挤成了一团，可灰白的毛发却已飘到了一个不见天日的隐蔽山谷，在那边则沿着某条水流匆匆地鱼贯而行，与此同时，灌木丛和草丛则宛如夜间的精灵和仙女，正力图隐退雪中。从高高的河岸望去，尽管苍茫大地惟余莽莽，但那河流却呈现出了一种泛黄的浅绿色。每一棵树木、每一丛灌木，以及每一个“脱雪而出”的草尖，都覆盖着一层冰叶密集的冰簇，仿佛每一片冰叶都在回应着它夏日的盛装，甚至连栅栏一夜之间都长出了这样的冰叶。叶片中间分着叉，更多细微的纹路清晰可见，叶片边缘则呈现出有规律的锯齿状。这些冰叶长在了与太阳相对的嫩枝或须茬边上，大部分的叶片都以恰当的角度迎着太阳，其他一些有的从各个角度凸显于这些叶片上，有的则彼此层叠交错，没有嫩枝或须茬支撑。当第一缕阳光斜斜地照射下来时，那些草叶便仿佛挂上了无数的宝石，若是旅人的脚步从旁擦过，它们就会愉悦地叮当作响。当他从一边走到另一边时，它们会映射出彩虹的所有色调来。这些幽灵般的冰叶，以及那些映照着呈现的绿色的叶子，是同一种法则造就的生物。一方面，植物的汁液遵循着相同的法则逐步丰腴了整片叶子；另一方面，晶体颗粒也遵循着相同的秩序集结而成。什么材料似乎并不重要，但法则却只有一条，且始终如一。春季里，每一种植物都会铆足了劲儿地生长，直到长成亘古不变的饱满模样，可到了夏天和冬天，却始终长不了那么饱满。P21-24

亨利·大卫·梭罗的祖上是法国人，很久以前，他们从格恩西岛迁到了美国。梭罗是家族里的最后一代男性子嗣。他的个性偶尔也会凸显出他的血统，并与撒克逊人的卓越天赋融合成一种非凡气质。

1817年7月12日，梭罗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他毕业于哈佛，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的文学成绩并不突出。尽管他从大学受惠良多，但作为一个传统文学的离经叛道者，他对栽培过他的母校却既无感激又乏敬意。离开大学后，他也曾和哥哥一起在一所私立学校里教书，但没过多久便辞职了。他的父亲是一位铅笔制造商。因为自信制造出的铅笔会比时下流行的更好用，梭罗有段时间也潜心研究过这门手艺。在完成了他的铅笔试验以后，他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了波士顿的化学家和艺术家。由于铅笔良好的性能，他们授予了他优质证书，证实了他所制造的那些铅笔在质量上堪与伦敦最好的铅笔相媲美。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朋友们纷纷祝贺他开辟了一条致富之路，面对如此赞誉，他却出人意料地回答说，他以后再也不会制造铅笔了。“我为什么还要制造铅笔？我不会去重复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随后，他重新开始了永无止境的漫步及各种各样的研究。他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日俱增，不过他却从未提起过动物学或植物学等概念，这是因为，他虽醉心于自然事实的钻研，对于学术科学或正统科学却毫无兴致。

这时的梭罗是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的健壮青年。当所有的同伴都在选择职业或者迫不及待地开始某项待遇丰厚的工作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同样的问题。他能够做到抛却常规路线另辟蹊径，保持内心的孤独自由，实在难能可贵——这势必会辜负了家人和朋友的一番期望。他刚正不阿、独立自主，对别人也如此要求，这使得他的处境难上加难，可他却从未有过分毫动摇。他是个天生的异类，不会为了某项狭隘的技艺或职业而放弃了自己在学问上和行动上的抱负，而是志在一种更为开阔的职业，一种高品质的生存之道。如果他藐视或者公然反抗了他人的观点，那也只是因为他更希望自己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从不虚掷光阴或自甘堕落。需要金钱时，他宁肯做一些他乐意为之的体力活来赚钱——造小船、筑篱笆、播种、嫁接、测量，或是别的短工来赚钱，也不愿意长期受雇于他人。他吃苦耐劳又清心寡欲，精于木工又擅长算术，这使他能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谋生。他只需投入较少的时间就能满足生活所需，因此他可以保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对测量有一种天生的领悟力，这得益于他既有的数学知识以及他的一种习惯——对于感兴趣的物体，他总想去探明它们的尺寸和距离，如树木的高低，池塘和河流的深广，山的高度和几座最喜爱攀登的山峰的峰顶间距——再加上他对康科德附近区域非常熟悉，使他不经意间就成了一名土地勘测员。这个职业给他带来的好处是：它不断地把他引领至一些新的隐秘地区，使其能够更好地研究大自然。他精准的测量和高超的技巧很快就使他备受赞誉，在这个行当里找份工作变得轻而易举。

那些勘测中出现的难题在他面前总能迎刃而解，但他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更为重大的难题，对此他亦毫不退缩。他质疑每个习俗，并希望他的一切实践都能在一个理想的平台上进行。他是个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会像他这样，做出如此多的割合。他未受过专业培训，终生未娶，独自生活，从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荤，不饮酒，也不抽烟。他虽说是个自然学家，却既不设陷阱也不用猎枪。毫无疑问，做一个皈依思想和自然的单身信徒，对他也不失为一种英明之举。他不善理财，甘于清贫且能洁身自好。他浑然不知地开始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过，等他后来有了清醒的认识时，也对此深表赞同。

“我经常提醒自己”，他在日记中写道，“即使我腰缠万贯，我的目标还是一样，我追求目标的方式也无差别。”他无诱惑需要抵挡——无锦衣玉食，无缱绻风情，亦无丧志玩物。他作别了琼楼玉宇、华美服饰，远离了那些谈吐高雅的人士。他更喜欢同质朴的印第安人接触，认为所谓的风雅只会妨碍人们之间的交流，而他希望能以最简易的方式与同伴交流。他拒绝一切晚宴，因为在那种场合，人人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找不到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他说：“他们以宴会中的骄奢为荣，而我则以简朴为荣。”当被问及他最喜欢桌上哪道菜时，他的回答是，“离我最近的那道”。他不喜欢酒的味道，一生中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说，“我隐隐约约记得未成年前，抽过一些干百合花梗，似乎感觉挺清爽，当时，我总会备上这么一些东西。我从没吸食过比这更有害的东西。”

他情愿通过减少生活所需、一切自给自足，来实现自己的“富足”。在他的旅行中，只有需穿行很多与他当前的目标无关的村落时，他才会坐火车，大部分情况下，他会步行上几里地，避开旅馆，投宿在农夫或渔民的家中。这样做，一来比较便宜，二来还让他感觉更愉快些，再则，住在那里也更方便他打听自己喜闻乐见的人和事。

他的性格带有几分永不屈服的军人气质，总是一副很有男子气概、很能干的模样，极少有温柔的时候，好像他不和别人唱唱反调就会觉得不自在。他需要谬误让他揭穿，需要愚蠢供他愚弄，或者，我可以说，仅需一点胜利的感觉，几声鼓响，他便能唤起自己所有的力量。对他而言，对别人说“不”易如反掌；事实上，他发现这比肯定对方要容易得多。当他听到某种意见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否定它，可见我们日常的思维定势是多么让他不堪忍受。谈兴正浓之际，这种习惯无异于是在泼冷水。尽管同伴最终都能明白他毫无恶意，且所言非虚，但是原本好好的谈话还是会无疾而终。因此，没有哪个同伴会与如此纯粹耿直的梭罗惺惺相惜，结为挚友。“我爱梭罗”，他的一个朋友说，“但是我很难喜欢他；我不会想去挽他的胳膊，正如我不想去挽一棵榆树一样。”

然而，尽管他是一个清心寡欲的遁世者，他却极富同情心。他能像个孩童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喜爱且乐意招待的青年人身上，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他在田边河畔经历的种种奇闻轶事。能这样做的，大概也唯有他了。他随时准备着要领着一队人马去采摘浆果或是搜寻栗子、葡萄。有一次，当谈及公众演讲时，梭罗评价道，凡是大受观众喜爱的都是糟糕的。我说：“可谁不愿意写像《鲁滨逊漂流记》那样雅俗共赏的东西呢？当看到自己的作品因为没有取悦读者，而未被世人拥戴时，又有谁会不觉得遗憾昵？”梭罗当然会提出异议。他说，曲高者和寡，凡是好的演讲，真正懂的人总是寥寥。但是，到了晚餐时，当一个年轻的姑娘得知他要去演讲厅演讲后，就尖锐地问，他要讲的是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些她爱听的东西呢，还是那些令她兴致全无的陈腐的哲学？梭罗转向她，陷入了沉思。那一刻，我看到梭罗尝试着使自己相信，他可能有些材料适合她和她那些同学的胃口——如果那篇演说适宜于他们，他们预备睡得晚些去听演讲。

梭罗是真理的宣扬者和践行者，他生来如此，因此也总是陷入一些戏剧性的场景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旁观者都很想知道他会持哪种态度，会说些什么话；他很少让大家的希望落空过，每逢非常时刻，他总能作出一些独特的判断。1845年，他在瓦尔登湖畔建起了一间小木屋，边劳作边研究，独自生活了两年。此举于他再自然合适不过了，但凡了解他的人都不会谴责他矫揉造作。他行为上与旁人不同，思想上更是迥异。他彻底研习了独居生活的优点之后，就立刻抛弃了这种生活。1847年，梭罗由于不满一些镇政开支，拒绝向政府缴税，因而被捕入狱。一个朋友代他缴清了税款后，他才得以释放。可到了第二年，类似的麻烦又找上了门。这一次，他的朋友不顾他的反对，又替他缴了税，我想，到此，他也只好作罢，不再抗税了。他不在乎任何的反对和嘲笑，而是冷静而全面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即便周围人对此并不赞同，他也不以为然，就是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也毫不在意。有一次，他到大学图书馆借几本书，图书管理员却不借给他。梭罗先生就去找校长，校长于是就给他讲了借阅的规章和条例：允许把图书借给在校的研究生，本校毕业的牧师，以及学院周围方圆十英里的居民。梭罗先生向校长解释说：铁路早已打破了距离的既定概念，大学唯一的好处就是它的图书馆，可若依校长制定的章程来看，非但图书馆形同虚设，连校长和大学也形同虚设了。眼下，他不仅急着读书，还需读大量的书。他向校长保证，他，梭罗——而不是那位图书管理员——才是那些书最合适的保管员。总之，校长意识到眼前这位申诉者绝非等闲之辈，而且那些章程看起来也的确荒谬至极，便给了他借阅的特权。此后，梭罗可以说是把这一特权发挥到了极致。

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更纯粹了。他真挚地热爱着他的国家及其环境，对英式和欧式礼节的厌恶几乎到了鄙夷的程度。当听到从伦敦收集来的那些新闻或俏皮话时，他总是感到很不耐烦。尽管他也试图表现得彬彬有礼，但那些奇闻轶事着实让他疲惫不堪。人们在狭小的生活圈里互相模仿。为什么他们不尽量远离些，做个真实的自己呢？他追求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状态，他想去的是俄勒冈州而不是伦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英国的各个角落，都残留着罗马人的痕迹，包括罗马人的墓地、营房、马路、住宅等。但至少新英格兰·不是在罗马废墟上建成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家园建立在某个昔日文明的废墟上。”

尽管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支持废除奴隶制、废除关税，甚至主张废除政府，但是无需说，他发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与现行政纲相左，几乎还与所有改革派的政见大相径庭。不过，他对反对奴隶制的政党始终都很尊重，对其中一位与他有私交的人士——约翰·布朗更是敬重有加。在约翰·布朗。被逮捕后无人声援时，梭罗几乎给康科德镇的所有住户都发了通知，周！El晚上，他将在镇会堂就约翰·布朗的身份及品格发表演说，欢迎大家参加。主张废奴主义的共和党委员会传话给他说，时机尚不成熟，此举有失明智。他回复道：“我发出通告并不是要征求你们的意见，而是宣告我要演讲了。”会堂早早就挤满了各个党派的人士，恭恭敬敬地听他对英雄高唱赞歌，很多人惊奇地发现，自己对约翰·布朗已经有了新的认识。

据说，普罗提诺’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他这么想也不足为奇——他身体欠佳，不足以应对周围的物质世界——抽象思维者往往如此。但是，梭罗先生身体的适应性却很强，而且很耐用。他身材短小结实，肤色浅白，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且目光严肃，表情凝重，他生命最后几年还蓄起了胡子。他感官灵敏，体格强壮，双手灵巧有力，使用起工具来游刃有余。他的身体和思维非常和谐。他能步测出约16杆。长的距离，且所测结果比别人用测杆测出的还要精准；他能在夜间的森林里找到路，据他说，靠的是脚而不是眼睛；他能用双眼准确地测量出一棵树的高度；他能估计出一头牛或一头猪的重量，活像一个牲口贩子。他能够从装着一蒲式耳。或更多散装铅笔的盒子里，迅速地抓出铅笔来，且每次都正好抓出一打。他擅长游泳、跑步、溜冰、划船，若是走上一天，估计任何农夫也不会比他走得快。他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比我们以上描述的还要精妙。他说，双腿的每一次跨步对他而言都是有益的。他走了多长的路，就有多长的作品出炉。若是关在家里闭门造车，他就完全不会写了。

梭罗的常识性非常强，就像司各特的冒险故事中，织工的女儿罗斯·弗莱默克称赞她父亲的那样，他像一把尺子，既能测量粗亚麻布和尿布，又能测量花毡和锦罗绸缎。梭罗的脑子里总能不断地冒出新点子来。有一次，我打算种一些枝干高大的橡树，并预先买来了一加仑的橡子。梭罗看到了便说，里面只有一小部分是优良种子，要挑挑看，把它们选出来。但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这样做太费时，于是他又说：“我想，如果你把它们全部丢进水里，好种子会沉下去的。”我们一试，果然灵光。他能设计出一个花园、一栋房子或是一个谷仓；也一定能领导一支“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公众事件上，他都能给出明智的忠告。  他活在当下，不会为往事所烦累或感到羞耻。如果他昨天向你提出了一条新建议，那么他今天会向你提出另外一条，且同样不乏新意。他异常勤奋，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可他仿佛又是镇上唯一一个闲人，时刻准备着去任何他认为值得一去的地方远足，并时刻准备着与友人交谈至深夜。他平日里虽行事谨慎，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敏锐的反应，因此遇到新局面时，他也总能应付过去。他喜欢粗茶淡饭，可当有人提出倡导吃素食时，他却认为，吃饭的事情并非什么大事，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况且，“一个射杀水牛的人要比在格林厄姆餐馆吃素食的人生活得更好。”他还说，“你可以在铁路附近睡觉而不被打搅到。你的潜意识很清楚什么声音值得关注，因此它不会让你听到火车的鸣笛声。此外，万物大多尊重虔诚的心灵，只要你对某物如痴如醉心向往之，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扰乱你的内心。”他注意到，自己不断地碰到这样的事情：从远方收到一棵稀有植物后不久，他就会在常去之地找到一株同样的植物。那种赌博好手才能撞到的大运也常常降临到他头上。一天，他和一个陌生人同行。那人问他在哪里才能找到印第安人的箭镞。他回答说：“到处都有。”说着，他弯下腰去，立刻就在地上捡到了一个。在华盛顿山的塔克曼峡谷，他重重地摔了一跤，扭伤了脚。可正当他要站起身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了能治疗跌打损伤的山金车花的叶子。

他有着丰富的常识、结实有力的双手、敏锐的洞察力和坚强的意志，但这些依然不足以解释他在简单的隐居生活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干，我还不得不提到一个重要因素，即梭罗那杰出的智慧。那是专属于少数人的智慧，正是它使得梭罗发现物质世界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一个符号。这种发现有时会不经意间给诗人们带来稍纵即逝的灵感，为他们的作品增添光彩，但它于梭罗，却是从未消逝的超凡的洞察力，即便受到性格中众多缺点或障碍的百般遮蔽，他都不会违背它。他年轻时，曾经说了这样的话：“另一个世界是我全部的艺术：我的铅笔为它而画，我的摺刀为它而砍，我不会把它当成一种手段。”这种灵感和天赋，支配了他的观点、谈话、学习、工作和生命历程，并使他把人性看得通透。乍看之下，他尽管猜不出对方细微的文化教养，却已然看出对方的分量和才干了，这使他在谈话中常常给人以天才的印象。

梭罗一眼就能理解手头的事情，看出他谈话对象的局限和匮乏，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逃过他那双法眼。我曾不止一次地获知，一些有艺术鉴赏力的年轻人在听过他的见解之后，瞬间便会觉得他就是他们一直寻觅的人，一个能够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杰出人士。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是温和亲切的，而是高傲的，说教式的。他蔑视他们的低劣方法，有时勉强答应，有时压根儿不答应到他们家里去或者他们到自己家里来。“难道和他们散散步都不行吗？”“他不知道。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比散步更重要的事情了；他不愿意把好端端的散步浪费在别人身上。”一些团体出于敬意，邀请他访问，被他拒绝了。钦佩他的朋友会自费请他去黄石河、西印度群岛、南美地区游玩。尽管他的推托之词总是很严肃很慎重，但他的态度总是使人想起那个花花公子布鲁梅尔。有一次恰逢阵雨，有位绅士提议让雨中的布鲁梅尔坐自己的马车，结果他却回答说，“我坐了你的车，你坐到哪儿去呢？”——梭罗那谴责性的沉默，那种尖锐的、难以抗拒的言辞，可以击碎对方的一切抗辩，这一点，他的朋友们可记得清清楚楚。

梭罗先生倾全部的热爱，把自己的天赋都赋予了故乡的田野和山河，使所有爱读书的美国人及海外的人们饶有兴致地了解了它们。他对那条生于斯死于斯的河流，从它的源头直至它最终汇入梅里马克河，可谓无所不知，因为他曾经几经寒暑、不分昼夜地观察过它。马萨诸塞州委派水利专员前去测量，最近一次的勘测结果，早在几年前梭罗就通过他的私人实验得到了。河床上、河岸上，抑或河面上的空气里发生的一切的一切；各种各样的鱼，它们的鱼卵和鱼巢，习性和食物；一年一度在某个黄昏飞满天的蜉蝣，被鱼儿猛吞进肚，很多鱼由于吃得太饱竟然撑死了；浅水湾一堆又一堆的圆锥形的小石头，有时候一车都装不下一堆——是庞大的鱼巢；常常涉水的鸟儿们，苍鹭、野鸭、秋沙鸭、潜鸟、鹗；两岸的蛇、麝鼠、水獭、旱獭和狐狸；在岸上高歌的乌龟、青蛙、雨蛙和蟋蟀——他全部熟稔于心，仿佛这些生命就是他的乡邻同伴；若是有人单独叙述它们中的某一种，更有甚者，用标尺来描述它的大小，或是展览它的骨架，或是把一只松鼠或者一只小鸟浸泡在白兰地里做标本，梭罗就会觉得很荒谬很暴力。他喜欢谈论河流的水文特征，把它当成是一个遵循自然规律的生命体，而他的叙述总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颇为精准。他认识这条河，同样，他也很熟悉这片区域的那些池塘。

梭罗动用的武器之一，比起其他勘测员用的显微镜或酒精容器更为重要，那是他肆意遐想之际产生的一次奇思妙想，不过，却可以用最严肃的文字表达出来，即把他的家乡及其周边赞誉为最佳自然观察中心。他曾经评价说，马萨诸塞州的植物群几乎包括了全美所有的植物——大部分的橡树、大部分的杨柳、最好的松树、棒树、枫树、山毛榉及坚果树。他把从朋友处借来的凯恩’的《北极航海记》(Arctic Voyage)。还了回去，用他的话说：“作者记录的大部分现象都能够在康科德镇观察到。”他看上去有些嫉妒北极，也许是因为在那里日出日落可以同时发生，抑或是因为那里六个月后只有五分钟的白昼——这一大奇观，康科德的安努尔斯努克山(Annursnuc)可从未给予过他。有次散步时，他曾见到过红雪，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期盼能在康科德镇找到王莲。他是本地植物的辩护人，他承认自己爱杂草甚于进口植物，正如他喜欢印第安人超过了那些教化了的文明人。他还很高兴地注意到他邻居的柳木杆上的豆科植物长得比他的还要高。“看看这些野草，”他说，“数百万农夫曾经花了整个春夏才把它们铲除掉，可如今它们又卷土重来，开始在所有的小径、牧场、田野、花园里耀武扬威了。‘春风吹又生’，这就是它们的活力。我们用粗俗的称呼侮辱它们，叫它们“猪草”、“虫艾”、“鸡草”、“鲱鱼花”，殊不知，它们也有华美的名字，如“神果”、“繁镂花”、“唐棣”、“不凋花”等等。

梭罗无论谈论什么都喜欢以康科德镇的子午线为参考，但我觉得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其他经纬度的无知或鄙夷，而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说明，地域其实无关紧要，最好的地方就在脚下。他曾经这样表达过：“如果你不觉得脚下这方沃土比这个世界上(或其他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泥土更芬芳，那么你就不值得有所期待。”

在科学领域，耐心是他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另一个武器。他能够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使自己看起来仿若与身下那块磐石浑然一体，一直等到避他而去的那些飞鸟、爬虫、游鱼们重新回来，恢复了常态，甚至满怀好奇地前来端详他。

与他一起散步是一桩乐事，也是一种特权。他同狐狸或飞鸟一样熟悉着这片乡土，自由自在地穿行在乡间的小路上。他能够辨认出雪地里或地面上留下的每一道踪迹，知道是哪一种动物在他之前从上面走过。我们对于这样一位向导只能恭敬地顺从，当然，顺从的“回报”也是非常丰厚的。他的腋下挟一个乐谱本，好随时夹放采集到的植物；口袋里放着日记本和铅笔，一副用来观察飞鸟的小望远镜，一个显微镜、一把摺刀和一些麻绳。他戴着草帽，穿着一双结实的鞋子和一条深灰色的裤子，有了如此装扮，他便可以冒险通过矮橡树和菝葜，或是爬上枝头去找寻老鹰或松鼠的巢。他会涉水到池塘中去找水生植物，因此，强壮的双腿也是不可或缺的。值得一提的是，一天，他在一片宽阔的池塘对面发现了他要找的睡菜。检验了它的小花后，他便断定它已经开放了五天。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了日记本，读出了理应在这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记录这些，就像一个银行家记录他的票据何时到期一样。待到明日凤仙花就开了，在他看来，如果他恍恍惚惚地从这片沼泽地中醒来，凭借植物他就能够推断出今夕何夕今日何日，且前后误差不会超过两天。红尾鸲在空中飞来飞去；紧接着，美丽的蜡嘴鸟也出现了，它那鲜艳的猩红色令观者目眩神迷，禁不住大揉眼睛，它那清脆动听的啼声在梭罗听来就好比一只喉疾初愈的唐纳雀在呜叫。不久，他听到了一种夜林莺的叫声，不过，他始终没有辨认出它到底是哪种鸟。他找了它十二年，每次刚一瞥见，它就窜入树木或矮丛，无处寻觅了。在白天和夜间漠然歌唱的也只有这种鸟了。我告诉他说，他必须提防着——万一找到了那只鸟并把它记录在案，人生于他也许就再无新奇可言了。他回答说：“你穷极半生不曾寻见的东西，有一天却在餐桌上与它的族群不期而遇。你的寻找恍若寻梦，可一旦找到它，你瞬间就会成为它的俘虏，欲罢不能。”

他对群花百鸟的兴趣是发自心底的，与自然密切相连的，可他却从未想过要去给自然下个定义，他也不会把他的观察报告交给自然史协会。“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若是把这份报告中的描述与我脑海中的种种联系脱离开来，对我而言，它就失实了，也毫无价值了；而我报告的内容也绝非他们所愿”。他的观察力表明他可能有某些超常的感觉。他的眼睛如显微镜，耳朵如助听器，而他的记忆则宛如相机的记录器，把他所有的见闻都精准地保存了下来。然而，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重要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在你心头产生的印象或影响。每一件事实在他心目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既井然有序又彰显了整体之美。他下决心研究自然史是天性使然。他承认自己有时就像一条猎犬或一头黑豹，如果出生在印第安人中间，他就会成为一个凶悍的猎人。但是，由于受马萨诸塞州文化所限，他只好选择了植物学和鱼类学这类温和些的方式。他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让人不由得想到托马斯·富勒’关于养蜂家巴特勒的记录：“不是他告诉了蜜蜂一些什么，就是蜜蜂告诉了他。”蛇盘在他腿上；鱼儿游至他手中，被他掬出水面；他抓住土拨鼠的尾巴，将它从洞穴拉了出来；他保护了狐狸，使它们避开了猎人的捕杀。我们这位自然学家可谓慷慨至极，他没有什么秘密，他会带你去苍鹭的栖息处，甚至把你带到他最为珍视的植物学的沼泽地，也许他知道你永远不会再找到那地方吧——不管怎样，他还是愿意带着你去冒冒险。

没有任何学院给他颁发过荣誉证书，或是请他去做教授一职；也没有哪个学会请他做通讯秘书、考察员，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会员。也许这些学术团体担心他的存在会引来嘲讽，然而，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掌握大自然如此多的知识和天赋，更没有人能把它们更广博、更严谨地综合到一起。他对任何团体或个人的观点不带半点钦佩，唯对真理本身心存敬意。当他发现某种谦恭的举止在博士圈中流行时，便不再信任他们了。小镇上的人们起初只把他当成是一个怪人，但渐渐地，他们开始敬畏他、钦佩他。那些雇他测量土地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了他那杰出的精确度和技能。他对于土地、树木、鸟类、印第安人的遗迹等有着丰富的了解，这使他能够向他的雇主们讲述更多关于他们农场的东西，而他们此前对这些并不知晓，以至于到后来，他们开始觉得梭罗先生似乎比他们更有权利拥有他们的土地。他们还觉察到他具备一种优秀品质，正是这种品质让他无论与谁交谈，都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威严。

康科德有箭镞、石凿、槌和陶器碎片等大量的印第安人的遗物；河岸两侧，野蛮人频繁出没的地方还残留着大堆大堆的蛤壳和灰烬；这些与印第安人相关的每一处细节，在他眼中都是重要的。他几次出行缅因州，主要还是出于对印第安人的热爱。他不仅高兴地目睹了印第安人制作桦树皮独木舟的整个过程，还尝试了亲自驾舟穿过了激流。他对如何制作石箭镞充满了好奇，就是时日无多之际，他还嘱咐一个要动身前去落基山脉的青年找一位能够教他制作之术的印第安人：“为了学会这个，去一次加利福尼亚州也是很值得的。”有时候，会有一小队佩诺布斯科特印第安人’到康科德来，若是夏天，他们便会在河岸上搭起帐篷住上几周。尽管梭罗深知问印第安人问题无异于盘问海狸或野兔，但每逢这段时间，他定然会去结交他们中最出色的一些人。他最后一次游历缅因州时，结识了来自欧德镇(Oldtown)的约瑟夫·波利斯，这位聪明的印第安人给他当了几周的向导，让他倍感称心如意。

梭罗对于自然界的每个事实同样兴趣盎然。他深刻的洞察力使他发现整个自然界都贯穿着一种相似的法则。据我所知，没有哪位天才能够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此迅速地推断出自然之普遍法则。他不是哪一个知识领域的学究。他的眼睛看出了美，耳朵听到了音乐。而这些美和音乐对他而言并非难得一遇，而是比比皆是。他认为最好的音乐节奏都很单一；他能从风吹电报线的嗡嗡声中感受到诗意。

他的诗歌好坏参半。无疑，他缺乏写抒情诗的文笔和行文技巧，但他的悟性却常常能引来诗歌的源头活水。他是一个出色的读者和评论家，对于诗歌也有着深刻透彻的判断力。任何作品中是否含有诗意的元素都瞒不过他，而他对这一元素的渴求却每每使他忽略甚至藐视那种表面的优雅。他能忽略掉一本书中很多优美的韵律，但却能发觉其中诗节或诗行的每一次灵动，且熟知在散文中哪些地方能找到同样富有诗意的表达。他把精神之美看得重如泰山，以至于相比之下，现存的所有诗歌在他眼里都轻如鸿毛了。他钦佩埃斯库罗斯’和品达。，可听到有人赞美他们时，他却说：“埃斯库罗斯和其他古希腊人在描写阿波罗和奥菲斯时没有写赞歌，至少没有写出一首好赞歌。他们不应该让草木为之含悲，而应该向诸神高唱赞歌，唱走他们脑子里的旧思想，让新的进来。”他自己的诗句往往是粗糙的、有缺陷的——虽说是金子，但尚且不纯，有渣滓碎屑含在其中；虽说是百里香和马郁兰，但未经酿造，还没有成为蜂蜜。不过，纵使他缺少抒情的文笔和技巧，纵使他缺少诗人的气质，他却从来不乏有感而发的思考，这说明他的天赋比他的才能更为出众。他知道幻想的价值，知道它能提高并宽慰人生；他喜欢把自己每一个念头都化作一种象征。你说的事实并无价值，但其印象却有价值。正因如此，他那富有诗意的存在，才总能激起别人的好奇心去探究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在很多事上都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愿意把它们展示给世人，不愿意那些世俗的眼神亵渎了在他看来神圣的东西。他很清楚如何在他的经历上蒙上一层诗意的面纱。但凡读过《瓦尔登湖》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他怎样神幻般地记录着他的失望：

“很久以前我丢了一条猎犬、一匹枣红马和一只斑鸠，至今我还在寻找它们。我曾对很多旅人说起它们，描述它们的足迹，以及它们会对怎样的呼唤作出回应。我遇见过一两个人，他们说自己听到过猎犬的吠声和嗒嗒的马蹄声，甚至还看见斑鸠隐没于云端。他们焦急地寻找着，好像是自己弄丢的一样。”

——摘自《瓦尔登湖》第二十页

他谜一般的字句值得一读。说实话，虽然我有时候不解其意，但那些表达仍旧是合理的。他的真理那般富足，犯不着去堆砌空洞的文字。他写的(《同情》一诗揭示了隐藏在禁欲主义硬壳下的款款柔情以及由此激发的灵思妙想。他的经典诗作《烟》颇具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的遗风，但又胜于他的所有诗作。他的传记就蕴含在他的诗中。他惯常的想法使他所有的诗作都成了的赞美诗，颂扬那万源之本以及活跃了他的性灵并驾驭着那份性灵的神灵：

“我之前只有耳朵，而今却能够听见；

之前只有眼睛，而今却得以看见；

之前只懂生存，而今活在当下，

之前只知学问，而今却能辨别真理。”

在宗教性的诗句间还有更多的赞美：

“只有眼下才是我生之诞辰，

只有眼下才是我命之全蛊；

我不怀疑那无言的爱，  那不是我价值所在或欲念买来，

它追求着我，从少壮到暮年，

并把我带到了这个夜晚。”

尽管他的作品中提及教堂和牧师时言辞多有不逊，但他却有着一种罕见的、温和的、至高无上的宗教追求，且在行动上和思想上不会对它有任何亵渎。当然，他那不容于世人的独到思维和生活，还是把他和社会宗教行为隔离开来。这无从责难也无可惋惜。亚里士多德很久以前就曾对此作出解释：“一个人若在德行上超越了同城公民，他就不再属于那座城市了。他们的法律制裁不了他，因为他才是自己的法律。”

梭罗是诚挚的化身，或许，他神圣的生活便是先知者那些道德的有力佐证。他的经历是积极的，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是真理的宣扬者，能够与人进行最深刻最严谨的交谈；他是妙手神医，能够救治灵魂的创伤；他是朋友，不仅知晓友谊的秘密，还几乎受到少数人的顶礼膜拜——这些人把他视为神父和先知，也知道他独特思想和博大胸怀的深刻价值。他认为，若无宗教或某种信仰，任何伟大的事业都无法成就；他认为那些偏执的宗派主义者最好也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当然，他的德行有时也会走向极端。我们很容易就看出，那种对待真理的近乎苛责的态度使得这位自愿清修的隐士生活得比他预想的还要孤独。他要求自己绝对正直，对别人也是同样要求。他厌恶罪恶，认为一切世俗成功都休想掩饰它；他发现体面的富人们很容易像乞丐一样敷衍了事，他一样蔑视他们。他的行为中这种令人不安的坦诚使他成了崇拜者眼中那个“可怕的梭罗”，好像他沉默时也在讲话，离开后依然在场一样。我总觉得，他的理想过于严肃了，它妨碍了他，使他无法享有尘世间正常合理的满足感。

现实主义者总是习惯于发现事物的相反面，受此影响，梭罗总是用悖论的方式来陈述事物。对抗性的写作习惯使他早期作品的价值大打折扣。这种修饰手法——专门用截然相反的表达来代替惯用的词语和思想——在他后期的作品里仍有迹可循。他赞美荒凉的山脉和冬季的森林的“家庭气氛”，他能够在冰雪之中发现炙热，他称赞荒野，说它像罗马和巴黎。“这里如此干燥，以至于你可以称之为潮湿了。”

梭罗喜欢放大每一个瞬间去洞悉眼前物体或组合中的一切自然法则。他的这一爱好，在那些不具备哲学家的感知力、看不出事物一致性的人眼里，无疑是可笑的。万物在他看来无所谓大小。池塘就是一个小小的海洋；而大西洋则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每一件小事他都引证宇宙的定律。虽然他的原意是寻求公正，但他似乎被一种认识长期困扰着，认为当代科学看似完备，其实不然。他发现那些所谓的专家不曾对某一特定的植物种类加以分辨，未能描述它的种子或数清它的萼片。我们回应他说：“那只能说明，那些呆子不是生在康科德，可谁也没有说他们是啊？他们生在伦敦、巴黎或是罗马，这简直倒霉透顶了，但是，考虑到这些可怜的家伙们没有见过贝特曼池塘、九亩角地区（Nine-Acre Corner）或者贝基斯托沼泽，他们能描述成那样已经倾尽全力了。更何况，老天派你到这个世上来，不正是为了补上这项观察吗？”

若他的天赋仅限于沉思，那么生活于他还算相称。可他精力旺盛、实践性强，仿佛生来就要成就大业、发号施令的。他那罕见的行动力的丧失，总是令我感到无比惋惜，以至我忍不住要把缺乏青云之志当作是他的一个缺点了。由于胸无大志，他没能为国家出谋划策，而只是做了一个浆果采摘队的首领。为了有朝一日为国效命而致力于豆子的研究是好事，而如果年复一年面对的还是豆子呢？ 他的这些缺点，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表面的，都随着这个强健而智慧的灵魂的不断成长消失了。他用新的胜利抹掉了它们带给他的失败。对大自然的研究是梭罗头顶的永恒的光环，吸引着他的朋友们满怀好奇地去看他眼中的世界，听他的种种冒险经历。它们可真是妙趣横生啊！  他藐视世俗的繁文缛节，可他却自有一番讲究。他不能忍受自己的脚步声，不能忍受脚踩砾石路面的摩擦声，因此他愿意在草丛、山间、林中漫步，而不是在马路上。他的感官很敏锐，他认为到了晚间每座居所都会发出难闻的气味，就像一个个屠宰场。他喜欢闻草木犀植物那纯粹的芳香。他尤为偏爱几种植物，这其中他最喜欢的便是睡莲，其次是龙胆草、薇甘菊、“长生草”以及一种椴树，他每年七月中旬都要去看它开花。他认为调查一种植物时，嗅觉比视觉更加玄妙，也更可靠。当然，嗅觉有它的独到之处，可以向我们揭示其他感官觉察不到的东西。通过嗅觉，他能辨别出土壤的特性。他喜欢回声，觉得那几乎是他听到的唯一的有血缘的声音。他是如此热爱自然，如此享受着它的幽静，以至于他对城市产生了嫉恨之情，认为城市的教化和技艺已经把人类及其住所变得面目全非。斧头总在毁坏着他的森林。他说：“谢天谢地，他们的斧头够不着云彩！”“这种纤维状的白色颜料把千姿百态都绘在了蓝色的背景上。”

在此，我附上一些从他未曾出版的手稿中摘来的句子，既是对他的思想和感情的记录，也是对他的描写功力和文学造诣的一次记录：

“一些偶然的证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比如你在牛奶中发现了一条鳟鱼。”

“白鲑是一种软体鱼，吃起来像是牛皮纸煮后，再浸上盐巴。”

“年轻人把材料收集起来，想建造一座通往月亮的桥，或是在地球上修建一座宫殿或庙宇，而中年人决定用他们建一间柴屋。”

“蚱蜢呈Z状呼啸而过。”

“‘魔鬼之针’沿着那条‘坚果草地’小溪蜿蜒飞行。” （译注：魔鬼之针，指蜻蜓，该说法源自一个美国童话故事，说是蜻蜓会自动找到那些行为不检的儿童，并且缝住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嘴巴，使其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嘴不能说）

“糖对于味觉之甜美，不若声音之于健康的耳朵。”

“我添了一些铁杉树枝，那枝叶顿时开始劈啪作响，听起来辛辣如芥末，又像是无数兵团的枪炮声。干柴爱烈火。”

“蓝鸲驮着天空飞翔。”

“唐纳雀从绿叶间擦过，仿佛要将它们点燃。”

“如果我想给我的罗盘找根马鬃，我就得去马厩；可是长着羽毛的鸟，却瞪着锐利的双眼，上了路。”

“永恒之水甚至连表面都是活的。”

“火是最不讨厌的第三者。”

“自然为纯粹的叶子打造了蕨类植物，是为了显示她能在那条路线做些什么。”

“没有哪棵树有山毛榉那么美丽的树干和那么健壮的树根。”

“淡水蛤埋在暗河底部的泥里，这些漂亮的七彩色泽如何进入了它的壳内？”

“当婴儿的鞋子是双脚，那些时光真难熬。”

“我们把自由给了那些人，却又牢牢听命于他们。”

“没有什么比恐怖本身更恐怖。相比之下，无神论者可能更受上帝青睐。”

“你忘记的东西能有什么意义？我们只需花点小心思，就能像掌管教堂圣物的管事一样，掌管好世间一切。”

“未曾有过品行的播种，又怎能期待思想上的收获？”

“只有对前景冷面相待的人，才值得托付天资。”

“我要求将我熔化。金属只把一腔柔情赋予了熔炼它们的火，除此以外，再无什么能让它们一展温柔。”

* * * * *  植物学家知道有一种花，和我们的夏季植物“永生花”（Life-Everlasting）同属菊科鼠麹草属。它生长在最陡峭的提洛尔山脉（Tyrolese mountains）的危崖之上，那危崖连羚羊都望而却步。猎人们被它的美所引诱，又被自己的爱情所驱使（注：瑞士姑娘们都非常珍视这种花），便爬上悬崖去采摘它，结果有的人被发现摔死在山脚下，手里还握着这种花。植物学家叫它火绒鼠麹草，但瑞士人则称它为“雪绒花”，取“高贵纯洁”之意。在我看来，梭罗终其一生都渴望采摘到这种花，它也理应属于他。他的研究规模如此之大，需要极长的寿命才能完成，以致我们均未料到他会溘然长逝。美国对它失去了一位多么伟大的子民毫不知情——亦或知之甚少。事业未竟而中道崩俎，且无人能取而代之，这看似一种损失，而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尚未真正让同辈中人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便撒手人寰——但，至少他自己是满足的。他的灵魂属于最高贵的人群；他的生命虽短暂，却已然倾己之长尽己之力。茫茫尘世，哪里有知识，哪里有美德，哪里有美，哪里便是梭罗的家园。

就我而言，我觉得自己在世界的边境，过着与自然相关的边缘化的生活，对于那个世界，我只是偶尔做片刻逗留。我像个沼泽地的流寇一样，忠诚地热爱着自己流落而至的国土。为了过一种自然的生活，在没有月光和萤火虫照亮道路的情况下，哪怕让我追随着一团鬼火穿越不可思议的沼泽和泥潭，我也心甘情愿。

——梭罗

在尘土最肆意飞扬的路上，也有对最风尘仆仆的旅人的慰藉——他（梭罗）时而爬上高峰，时而走入幽谷，他的双脚勾勒出的路径便是人类生活的最完美的象征。

——爱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