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军编著的《读经解典》选题的确定，主要针对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以及当前大学生越来越远离经典的现实，充分发挥中青院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实力，组织教师撰写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统一的高质量社科普及读物，宣传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科学理论，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王义军编著的《读经解典》汇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近20位学者关于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阅读体会，所选篇目涵盖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它们或深入浅出、或轻松诙谐，或别具一格、或深邃严谨，以不同的方式演绎诠释经典、引发阅读经典的兴趣。

王义军编著的《读经解典》旨在为大学生提供非本专业扩展阅读的钥匙；适当接触相关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兴趣。

社会科学：超越的境界（代序）

Ⅰ教育学

　阅读《帕夫雷什中学》、体会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

　童年观念的变迁与少年司法的变革

　为了正在逝去的童年

　让孩子在自然之爱中成长

　抵抗与收编

Ⅱ法学

　法律是什么

　“草根”眼中的“王法”

　技术改变刑罚？

　探寻英格兰良好政制的“道理”

Ⅲ政治学与社会学

　探寻权力、影响与领导的亲密关系

　人性之恶与权力之用

　一次影响世界民主进程的旅行

　《理想国》：探讨正义问题的政治哲学戏剧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力

　条理清晰的创意“乡村社会学”教材

Ⅳ经济学与管理学

　聆听大师的声音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述评

　探究集体行动的内在机理与困境

　生活中的经济学思考

后记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是苏联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人们提起他时，总还会提起他的这些称号：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教育学博士，苏联劳动英雄，列宁勋章、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功勋教师，等等。

纵观他的一生，苏霍姆林斯基完美地做到了这样的三个角色：他是一名苏联共产党员，并曾经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参加卫国战争；他担任一名乡村学校的校长长达24年；他是乌克兰及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思想，并结合自己的教师职业将毕生的热情投入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加入苏联共产党之后，响应党的号召、到边远的乡村学校担任一名普通教师；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亲身投人到卫国战斗中，并几乎为此献出了生命和家庭；当不能投入战场时，苏霍姆林斯基将余生中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教育事业中。他拥有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终生，堪称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作为一位校长，苏霍姆林斯基带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并把帕夫雷什学校建设为全苏联学习的榜样。他善用管理的艺术，帮助每一位教师的成长，并独具慧眼地发掘有潜力成为优秀教师的青年。在他任校长期间，帕夫雷什中学被人们誉为“教师进修学院”。他擅长发现、选择教师，鼓励教师博览群书，对青年教师进行个别培养，听全体教师的课，抓科学研究工作以及注意培养教师集体。

作为一名教师，苏霍姆林斯基真正做到了“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为了将更多的学生培养为品德高尚的人、优秀的公民，他每天勤奋地将教学和研究结合于自己的生活之中。他对孩子了如指掌，经他长时间观察过的孩子共有3700多人，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记录。

在这平凡的岗位上，苏霍姆林斯基反思、总结着自己的教育实践经验，写下了40多部专著、600多篇文章、1000多篇童话故事。这些著作是教育家思想的结晶，是他对孩子理智、深切而执著的爱。

苏霍姆林斯基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前人教育成果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现代生产和社会实践的需要，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立家长委员会和家长学校；把课堂教学与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结合起来，鼓励孩子们的课外生活；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把教书与育人结合起来；把学生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与培养学生的个性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广泛的教育思想体系。

一、核心的教育理念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的工作证明，他是一个勤奋、善于反思、善于创新的教育家。在马卡连柯、克鲁普斯卡娅等苏联著名教育家的重要思想影响下，经过亲身的实践和深思熟虑的反思，苏霍姆林斯基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体系。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中处处展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的教育理念最重要的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人道主义情怀

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每一个孩子都是具体的人，他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独特潜力，相信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教育，成长为高尚的人、优秀的公民。这种对教育的理解是建立在苏霍姆林斯基对“人”的强调基础之上的。众多琐碎细致的描述都是他所持有的人道主义情怀的表现。

每一个儿童身上都蕴藏着某些尚未萌芽的素质。这些素质就像火花，要点燃它，就需要火星……教育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不要让任何一颗心 灵里的火药未被点燃，而要使一切天赋和才能都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人道主义原则贯穿于苏霍姆林斯基的整个教育思想中。他说：“在我们的 教育工作实践中，占首位的是培养学生对人的人道主义的态度。个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与否，主要看他对高尚的人道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感受的深刻程度。”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情感，是造就人的人格和尊严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

因此教师必须在教育工作中发扬教育道德，在教育工作中确立人道主义 原则。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思想首先要用人道的精神对待学生。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对待学习，对待成绩，对待学生的会与不会，对待这一切，都应当从人道的观点采取人道的态度”。

苏霍姆林斯基人道主义思想建立在他对善良人性的认识和坚持基础之上的。出于培养“大写的人”的教育目标，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表现出尊重人的尊严等人道的行为和崇高的品德。主要表达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重视保护孩子的自尊心。

孩子的心灵里有一个最隐蔽的角落，这就是人的自尊心。这个角落里的组织是娇嫩的微妙的，脆弱而又敏感的，很容易受到损伤，更容易变得粗糙起来。教师的最细致、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爱护并发展孩子的自尊感。

真正的教育智慧在于教师从来不给学生打分，而是经常激发他要做一个好学生的愿望。有经验的教师就是这样做的：当一个学生还做不好作业时，教师就不给他打任何分数，永远不堵塞他争取好成绩的道路。

其二，公正地对待“后进生”(“难教的”儿童)。

所谓难教儿童，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智力发展上有困难的学生”，他们的理解力很差，头脑迟钝，往往表现为缺乏求知欲和钻研精神。

所谓难教儿童是无能的教师臆想出来而为自己的教育无能找借口。为此，没有难教儿童，只有加引号的“难教的”儿童。每一个“难教的”儿童都具有自己特殊的、跟其他儿童不一样的个性，他们都有各自的特点，有各自偏离常规的情况和原因以及各自受教育的经历。但是，他们有共同的主要原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原因都在于他们在童年早期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如果一个孩子成了难教儿童，别人能做到的，他都做不到，这就意味着他在童年时期没有从周围人那里得到对他的发展来说是应当得到的东西。P3-P6

 社会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它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我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以说，了解社会科学、阅读社科经典，已是每个人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人”的“必修课”。

 一、从“社会科学是什么"说起

 从字面意义上不难理解，“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科学”。由于社会既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又分为若干不同的领域，所以社会科学也有以“社会一般”为对象的学科，如社会学，也有以“社会特殊”为对象的具体学科，如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如此等等。

由于社会与人文之间具有难以割清的关联性，“社会科学”常常又用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简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社会科学”之所指就是如此。于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被认为是“广义社会科学”，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军事学等学科被认为是典型的“狭义上的社会科学”。

在“社会科学”的指谓中，“科学”作为后缀至少表明了社会科学作为一类学科，所追求的是用“科学方法”(严格地说是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所以在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一如其在19世纪所被界定的那样，乃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经验研究，其目的在于理解其问的“常规性变化”，进而控制社会世界。这些追求的典型代表有奥古斯特·孔德、埃米尔·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赫伯特·斯宾塞、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16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从用语的起源上看，大约在18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一词才在西方文字中出现，到了19世纪，逐渐形成了包括众多学科的庞大群体。具体说来，“社会科学”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初创造的，并经由他的著作而传到英语世界，从而取代“道德科学”的旧观念，而后迅速被当成是国家改革政策的一个领域。与此同时，社会科学按照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的模式，完成了其制度化过程。作为“学科林立的社会科学”，则是19世纪末才以一种公认的现代形式出现的，这是“学术界对工业化时代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从而是近代社会变化和发展的产物，并成为西方近代科学传统和科学体系中的一部分。

但是，社会科学从诞生以后，就并非“铁板一块”地具有清晰的边界和一致的认同，它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上，还是在方法论和价值论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华勒斯坦对此归结道：在19世纪后期，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  这些界限也反映了社会科学在特性上的模糊性，也使得对它定义性的规定和学科的划定上都一直是不确定的和变动着的，比如《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编辑戴维·希尔斯(David L. Sills)认为，对于“什么是社会科学”这个问题迄今并没有最终的答案，因为社会科学的视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它引起了人们对某些争议问题的关注，如历史学是一种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的组成部分？心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但该书的编者们还是将典型的社会科学专业归结为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科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而爱德温．瑟利格曼(Edwin R．A．Seligman)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通过将社会科学区分为三个类别来解决其边界的模糊性问题，这就是：“纯粹社会科学”，按历史顺序，最早的“纯(粹)社会科学”有：政治学，经济学，历史，法学；较晚的纯粹社会科学有：人类学，刑罚学，社会学，社会工作；“半社会科学”或“准社会科学”(semi-social sciences)包括：伦理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还有“具有社会含义的科学”或

“社会关联科学”(sciences with social implications)包括：生物学，地理学，医学，语言学和艺术。

这种变动性和模糊性，也恰恰表明，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是超越的历史：超越视界的局限，超越学科的藩篱，超越“划界”的限制；或者说，一部社会科学的历史，既是分化的历史，也是融合的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科学也在走向“大科学”的新时代，正在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

在这种超越和融合的进程中，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如何处理学科关系：科学与人文；如何处理方法关系：实证论与建构论；以及如何处理时代关系：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从中可以获知社会科学的若干当代特征。

二、超越科学与人文

如果人类文化分为“两种文化”(科学与人文)、而现代知识又可以分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三大门类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处于两种文

比如，通常在自然科学家的眼中，“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显然是不同的，如果从“文”和“理”的角度上划分，无疑是属“文”的，因而应归人“人文”的范畴；而在一些人文学者的眼中，“人文学科”只是严格的文、史、哲之类以体悟和表达人的内在精神为主的“柔性”的文化领域，而“社会科学”则是以外在的社会现象和“刚性”的社会结构与规律等为对象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以“科学”为后缀或属概念的(不同于“人文学科”明显地将自己称为“学科”而不是“科学”)，因此它应该归人科学的范畴。

社会科学最初是从道德哲学之类的人文研究中分化出来的，似乎具有典型的人文特征。但自从它形成了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内的系统群体之后，它的对象就从人的个体的内在面转到了群体的外在面，从精神生活世界转到了事实世界。从对象上说，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文学科所研究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世界”；或者说，人文世界的精神性、意义性和价值性决定了人文学科不同于以整体性、抽象性、客观性等为特点的社会科学。当社会科学面对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群体进行研究时，其非个体性、现实性等是必然的要求，这就明显地区别于人文认识在表达和抒发个体内在的精神时以及对人性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关怀和追求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体悟性和教化性。换句话说，由于人文研究只限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因此它不可能包容和代替对于人的社会关系和极为广泛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研究，即社会科学。

于是，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看社会科学，就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改造社会科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信，“普遍性是一个有价值的合理目标”，“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则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人们可以对社会成就进行测量，并且能够就测量的结果本身达成普遍的同意”。于是像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一开始就模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可预言性为目标和准绳。这种用自然科学的尺度衡量社会科学的做法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那就是对还不符合自然科学标准的社会科学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这就是实证主义者们(孔德、约翰·穆勒、赫伯特·斯宾塞等)曾经从事过的“伟大作业”。华勒斯坦也分析了社会科学追随自然科学方法的原因：在社会科学诞生之初，“社会变革似乎已是大势所趋。然而，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19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或者说，社会科学是用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即使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观方面，也要把主观性的东西(动机、意图、主观意义、价值选择等)客观化，当做对象性的存在，当做社会生活的条件、过程和过程的结果来研究，并且力求达到客观性的认识。

然而实际上，社会科学又不能完全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因为像观念、价值、文化等社会构成性因素、人的主体性因素以及人的活动及其模式是社会本体的必然构成要素，因此对这种主观因素介入极深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不能够达到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不能够具有自然科学那样的预见性和自然科学一般规律那样的普适性。另外，从手段和方法上，自然科学有显微镜、望远镜和成套的实验设备和研究工具，社会科学没有；自然科学侧重于精密的分析的方法，多处理可以精确定量的现象，社会科学侧重于历史的整体的方法，多研究非确定性、随机性的对象，长于处理历史性的(一次性的)演化过程。由此看来，虽然有所追求，但社会科学迄今还远未成为科学，因为它在解释社会现象、预测社会动态、指导人们社会实践等方面，还做不到提供确定性知识；甚至从本质上也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要求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人，人的外部行为是受内部思想支配的，有一定的主观性。所以库恩说社会科学中不能进行预测(如股票)，也不能进行真正的实验(如停电)，使得社会科学难以避免会带有“人文”的深厚痕迹。

于是，出现了如同华勒斯坦所指出的情形：19世纪，两种文化的分裂使“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彼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或者说，“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认识论立场，而被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巨人的争斗所撕裂”，倾向于人文学科的，使用所谓的描述性认识论，倾向于自然科学的使用规范性认识论。

在两种文化分裂的背景下，曾经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形：由于被排斥在有国家作为后盾的专家文化之外，社会科学发现它不仅面临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也面临来自文学的竞争。由于害怕被文学破坏了其向往科学身份的渴望，社会科学宁愿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发展，而非沿用文学和人文科学的模式。而且，当时的反启蒙运动的力量和保守的、浪漫的思想家连接起来，支持人文导向的社会科学，而反对以科学为导向的社会科学。这一趋势又进一步刺激了社会学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式。而在英格兰，自复辟之后，文学比科学得到了当时教育体制更多的重视。再或者，就是出现了走“第三条道路”的折中主张，即在某种意义上把社会科学视为“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自然科学化与人文化也提供了两种范式互补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自己在方法论上独立的特点。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因素正在得到不断的强化，如经济学，一旦将虚拟经济纳入自己的视野，那么由于广义虚拟经济中人的主观因素的重要作用，就使得这样的经济学的“人文性”大为增强。

而且，人与社会之间是互相交织的，从最终的意义上讲，人也是社会现象，社会也是人文现象，以至于“人文”与“社会”是否可以整合为一个概念都是值得思考的，至少它标志了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因素不断地得到强化；这就使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而且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完全分开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展，社会科学家正在跨越旧的学科之间的疆界。现今，不仅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甚至连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此，有一点很清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哪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

这就是说，社会科学既要科学化，也要人文化，这是其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作为客观的社会，也是人的意志、情感、愿望等主观性介人的社会，因此是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性”存在，是科学性和人文性的集合体。换句话说，社会科学一方面不能完全主观化，成为与人文毫无区别的文化形式；同时社会科学也不能搞“非人化”，不能绝对地追求所谓“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成为纯粹的“事实描述”，毫无立场和价值判断的“冷冰冰”的命题集合……从方法上，社会科学既广泛地使用着自然科学所使用的实验的分法、数理统计及定量分析的分法、严密推导的方法，也使用着人文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法，如解释学方法、发生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精神分析方法，等等；它既要靠计算，也要靠信念，有的还要靠博弈，如公平与效益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的差距，等等，从而在方法上经常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既是科学，也是人文，兼具两类文化的特性，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过渡地带、结合部，是两者交融的产物，这样，人类文化的科学人文二元区分就既是确定的、有效的，也是可超越的，模糊的，社会科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模糊区，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两种文化对寺的智力领域。

本书是《读经解典》的第二卷即社会科学卷，其宗旨同第一卷(人文卷)，旨在引导大学生阅读经典，提高其人文素质。肖锋教授在本书序中从学科史的角度厘清了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界限，在社科卷出版后自然科学卷也会相继问世。我们依据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分别选编的人文卷、社会科学卷和自然科学卷，让大学生体会和把握不同学科的思维、方法和真谛。

本书文章主要涉及社会科学的教育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19位教授、学者分别从教育学、文学、司法的角度读解了苏霍姆林斯基、卢梭、波兹曼、塞林格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思想；对政治学经典著作如古希腊的《理想国》及18、19世纪的《君主论》《论美国民主》进行了最新阐释和解读；关注了20世纪末以来以约翰·P．科特、戴维·奥斯本、曼瑟尔·奥尔森等为代表的美国管理学思想的重要发展；选择20世纪西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当代中国社会学大师费孝通《乡土中国》两部经典作为认识社会学的入门门径；通过古今中外名著，解说“法制”“刑罚”“法律”等法学领域的基本概念；梳理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两位20世纪经济学家关于财政学的讨论与对话，并推荐《生活中的经济学》引发学生思考生活中的经济现象。

感谢书中的每一位作者，为大学生打开多扇窗门，使其了解社会科学的成果、贡献，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兴趣；提供非本专业扩展阅读的钥匙，启发他们从不同视角去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搭建与大师对话的平台，使他们克服偏见，开阔眼界。

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素质教育实践与探索”项目组的主要负责人和本书的执行主编对本书框架的设计，特别要感谢青少系、法律系、社工学院、经济系、公共管理系负责人对稿件的组织和精选。

编者

2012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