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篇小说年选(2011年选)》可能是2011年最好的文学选本！

为什么要阅读？因为它帮助你发现孤独——抓住它，你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黄昏，抑或是那个吻”的意义。它们必定不是通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关于自我认知、觉醒与“溢出”的奇异旅程。为了让它妙趣横生，阅读还将送给你一个特殊的礼物：几个一辈子的，不被距离、时间、生硬的现实所改变的朋友。本书由孟繁华主编。

在当下的语境中，不被质疑的领域几乎不存在。因此文学遭遇怎样的诟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中看到了什么。就2011年的中篇小说而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这里着重分析的“江湖黑幕”、“都市生活”、“世风世相”和“人间万象”，其所指都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性不是作家的姿态，而是现实生活方向感和价值观的偏离所致。文学的批判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是，文学所持有的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矫正器的作用，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所在。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2011年选)》可能是2011年最好的文学选本！

《中国中篇小说年选(2011年选)》只是2011年中篇小说现场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作家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这一倾向显然带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本书由孟繁华主编。

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

入流

出尘记

誓言

幸福地图

逃亡者2

欢乐

隐匿者

相望江湖

根

刘万福案件

船进入上江，就不断有小艇围上来，那种电影电视里海上枪战中常出现的雅玛哈快艇，塑钢船壳，漂亮得像炫翅的金蜂，嗡嗡叫着。它们在陈拴钱的大船前后游弋，犁出一道道白色浪花。拴钱的船尾也拴着一艘，追随着大船。拴钱尤其喜欢驾驶这条小艇撒野，如同开惯了大卡的司机稀罕玩一玩两轮摩托。但现在拴钱不睬他们，原速前进，一会儿那些小艇就散开了，像是一群没找着肉的苍蝇，根水把头探进驾驶舱，说，三叔跟他们谈价呢。拴钱朝后视镜瞄了一眼，老三的船头正越来越小，老三把速度放缓了，后面的船都跟着慢了。一会儿，对讲机嗡嗡的杂音里传来老三陈三宝的声音，哥，他们只要五块呢。拴钱说，走。三宝说，哥，你再想想，比白脸那边便宜一半呢，我省了五千，你就省了一万，固城船队就省了几十万。拴钱说，你再不跟上，耽误在白脸那儿排队了，你莫非真的放得下白脸那儿的乐子？对讲机里只剩了嗡嗡的杂音，老三没声音了，拴钱看后视镜，老三的船头从一点苍蝇屎膨胀成了火柴盒大小，老三还是跟上来了，整个船队也跟上来了。

那些小汽艇是打沙船派出的说客，过了和县，江面上就停泊了三三两两的打沙船，船不大，二三百的吨位，但声音巨大，马达轰鸣能让几里路内的江面震耳欲聋。你想一想，它有一根一人抱不过来的铁管子戳在江底，把江底的黄沙吸上高出江面几十米的船舱，那样的力气，吸沙泵需要多大的马力。拴钱对根水说，就像把一根钢管捅进了女人的深处，把粉嫩的血啊肉啊扯成碎片再源源不断地吐出来。根水说，那这长江的江底一定痛得厉害。拴钱说，你这伢子，你还真把这长江比女人了，就是女人，每个月也得把身子里没用的血淌出来，不淌出来就阻了血脉，像这长江，不吸掉江底的泥沙，就要抬高河床，阻塞河道，那也不舒畅。

其实，你把长江比作女人也真没错。拴钱一只手摸出一根烟，另一只手还是放在舵盘上，根水用打火机帮他点上了。拴钱吐出一口烟说，就是一个女人，也不能不停地让男人去干，那就把它当成了婊子，就把这女人害了。政府限制打沙船，就是规定了不是什么男人都可以干，江底的沙子也是一层保护层，挖深了挖多了，两边的河床就会坍塌，甚至江堤的根基也会凹陷，那洪水一到，两岸边的老百姓就遭殃了。根水说，你比我们大学里的老师讲课还讲得好哩。拴钱说，你伢子笑话你叔呢。

确实，长江这碗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你得有相关部门的营业执照，执照限额，这塑料皮本子就比黄金还贵，转一下手就是上百万。这世道有钱的人多，你买吸沙泵，置打沙船，出手就得二三百万，你再花百万大洋买到了营业执照，但管事的部门未必会让你过户，你走通了红道，还有黑道，有钱不等于就能在长江里充大爷。长江里的大爷很多，一段江面就有一个大爷，有的还不止一个大爷，人家是时刻准备着豁出身家性命的。能让岸上江上的各路大爷都敬你让你，这样的人不多，白脸算是一个。拴钱认准了在白脸这里装沙，原因有很多，最简单的一条，白脸能一年四季不停地吸沙泵，水警一封江，其他的打沙船都哑了，白脸的马达叫得更欢，装沙的船只排出几里路，白脸的手下拿着记录本，不是老客户都得响机器走船，你哭着喊着求都没用，白脸说这世上做什么事都有规矩，守规矩就是讲道义。你的船如果一连三个月都装不上沙，你就只能喝西北风，卸沙的沙场老板长时间见不着你的船，也会换了别的主儿。白脸的黄沙是比别人贵，但白脸能保障供给，沙子也永远比别人的好，饱满，金黄，堆在船舱像是金黄的稻谷堆在粮仓。白脸的手下开着小艇四处转悠，人家不是揽生意，人家不需要揽生意，他们发现了谁家的打沙船打出了好沙子，他们的打沙船就会径直开过去。长江不是你家的水缸，你能舀一瓢我也能舀一瓢，有本事你打个盖子把长江盖上。识相的赶紧移船别处，不识相的隔天就会机器出故障，甚至操作手失踪。白脸会亲自上船，扔上几捆百元大钞，叫你赶紧修机器，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停一天就是几十万呢；或者表示对失踪者的深切同情，人心都是肉长的，每个江上混生活的背后都有一家老小指望着。不是不讲道理，讲的不是岸上的道理，在水上只讲水上的道理。

三宝不是不明白拴钱的心思，可是三宝眼窝子浅，舍不下眼前能省下的五千块沙钱。拴钱担心的不是三宝的脑筋不够用，而是担心一个男人眼界不宽广，容易被绊得鼻青脸肿，老话说，行船眼观十里水哩。

白脸的打沙船在拴钱的望远镜里越来越清晰，船楼上挂着一面金黄的旗帜，旗帜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4”字。这是白脸的第四条打沙船，边上泊着两条空船等着装沙，尽管吨位不大，但是因为货舱空着，船体浮在江面，像是两幢高大的楼房耸立着，相比之下，打沙船就显得像是高楼下的窝棚，只是那根输沙管直冲云天，居高临下地让人不敢小瞧。一阵喜庆的锣鼓声在嘈杂的马达声中跃然而出，接着欢呼声向拴钱的船头袭来，“欢迎欢迎，欢迎拴钱老大来装金沙。”拴钱和根水都开心地笑了，这是打沙船的大喇叭里播出的，这样的待遇只有几个在长江里名声响的船队老大才能享受，拴钱嘴上不说，心里受用，他按响一长一短两声汽笛致意，驾驶着气势雄浑的钢船缓缓靠过去。

下了锚，三宝的船也靠了过来，拴钱放了软梯，根水挤过来，拴钱说你去凑什么热闹，根水说我去替我爹娘为龙王爷上香，拴钱无语，三宝先下了软梯，说快走快走吧，衬衫的口袋里塞了鼓鼓的钞票，他让这点钱烧得慌。拴钱白了一眼三宝，让根水也下了软梯上小艇。P1-3

在当下的语境中，不被质疑的领域几乎不存在。因此文学遭遇怎样的诟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中看到了什么。就2011年的中篇小说而言，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批判性与文学精神的重建。这里着重分析的“江湖黑幕”、“都市生活”、“世风世相”和“人间万象”，其所指都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个批判性不是作家的姿态，而是现实生活方向感和价值观的偏离所致。文学的批判不见得能够改变现实，但是，文学所持有的立场，将会缓慢地作用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社会矫正器的作用，这也是文学在今天让我们深感欣慰的所在。

一、“江湖”黑幕与传说

2011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余一鸣的中篇小说《入流》，发表后好评如潮。小说构建了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里的人物、场景、规则等是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但是，这个陌生的世界不是金庸小说中虚构的江湖，也不是网络的虚拟世界。余一鸣构建的这个江湖王国具有“仿真性”，或者说，他想象和虚构的基础、前提是真实的生活。具体地说，小说中的每一处细节，几乎都是生活的摹写，都有坚实的生活依据；但小说整体看来，却在大地与云端之间——那是一个距我们如此遥远、不能企及的生活或世界。

《入流》构建的是一个江湖王国，这个王国有自己的“潜规则”，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级关系。有规则、秩序和等级，就有颠覆规则、秩序和等级的存在。在颠覆与反颠覆的争斗中，人物的性格、命运被呈现出来。长篇小说主要是写人物命运的。在《入流》中，白脸郑守志、船队老大陈拴钱和月香、三弟陈三宝、大大和小小、官吏沈宏伟等众多人物的命运，被余一鸣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在这些人物命运的归宿中，隐含了余一鸣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决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和对归宿的处理。当然，这只是理论阐释余一鸣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小说在具体写作中、特别是一些具体细节的处理，并不完全在观念的统摄中。在这部小说里，我感受鲜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欲望是每个人物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欲望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它在每个人的身体、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现代性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欲望的释放过程。1978年以前的中国，是欲望被抑制、控制的时代，欲望在革命的狂欢中得到宣泄，革命的高蹈和道德化转移了人们对身体和物质欲望的关注或向往。1978年以后，控制欲望的闸门被打开，没有人想到，欲望之流是如此地汹涌，它一泻千里不可阻挡。这个欲望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和身体狂欢不计后果的集中表现。小说中也写到了亲情、友情和爱情。比如大大与小小的姐妹情谊、拴钱与三宝的兄弟情义、拴钱与月香的夫妻情分等，都有感人之处。但是，为了男人姐妹可以互相算计，为了利益兄弟可以反目，为了身体欲望夫妻可以徒有名分。情在欲望面前纷纷落败。金钱和利益是永恒的信念，在这条大江上，郑总、罗总、拴钱、三宝无不为一个“钱”字在奔波并争斗不止，他们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在江湖上最大化。因此，金钱是贯穿在小说始终的一个幽灵。

另一方面是人物关系的幽灵化：白脸郑守志是所有人的幽灵。无论是罗总、拴钱、三宝，无一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小说中的江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白脸建构并强化的。在他看来，“长江上的道理攥在强人手里”，而他，就是长江上的强人。当他决意干掉罗总的时候，他精心设计了一场赌局，罗总犯了赌场大忌因小失大，在这场赌局中彻底陷落并淡出江湖；拴钱做了固城船队的老大，郑守志自然也成了拴钱的幽灵。小说中的人物关系是一个循环的幽灵化关系：小小与拴钱、沈宏伟与小小、三宝与沈宏伟、拴钱与三宝等等。这种互为幽灵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其间难以名状的“纠结”状态和严密的结构，是我们阅读经验中感受最为强烈的，这构成了小说魅力的一部分。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余一鸣的写实功力。他对场景的描述、气氛的烘托，让人如临其境置身其间，人物性格也在场景的描述中凸显出来。随便举个例子：沈宏伟催债来到了三宝的船上。沈宏伟为了占小小的便宜挪用公款借给了三宝，沈宏伟和小小犯案三宝现场捉奸，沈宏伟催债便低三下四举步维艰。这时的三宝不仅羞辱沈宏伟，还没有底线地羞辱妻子小小。但是，三个人的关系和性格，在遇到江匪白脸时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小白脸将电筒光下移了一些，小小睁开眼，小白脸看清了她的眉眼，说，天哪，平日我只爱向上游的空船，船上有真金白银，至少打沙的钱给我留着。今天我本来也懒得上你们这向下流的重船，劳动和回报不成正比，没想到这船上有宝物，有真正的美女。小白脸用手电筒上下照着小小，说，是来船上走亲戚的？与那位是两口子？小小不说话，蹲着的沈宏伟说，我和她不是。小白脸说，那么说，你应该是老板娘？为我们长江里的男人挣脸哪，为我们长江添风景哪。小白脸用电筒晃晃陈三宝，陈三宝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小白脸说，奇怪了，这么大一个美人儿，没人认领。黑暗中立即爆发出笑声。

小小说，我谁的女人也不是，我的男人死的死了，残的残了，都不是男人了，你要是个男人，就在这甲板上你把我干了，让我看看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男人！

甲板上唿哨陡起，小白脸的手下一齐叫好。

就在这时，一个黑影一俯身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板斧向小白脸扑去。小白脸只一闪，就有一杆铁篙向那黑影脑袋上砸去，黑影晃了晃，倒了下去，板斧在甲板上发出尖利的金属响声，一帮人立即冲上去拳打脚踢。

小白脸用电筒照了一下那人，是沈宏伟，已经不省人事了。

在这个场景中，小白脸的阴狠、小小的刚烈和无所顾忌、三宝的猥琐以及沈宏伟的舍身救美，和盘托出，淋漓尽致。这就是掌控小说和塑造人物的功力。仅此一点，余一鸣就是孤篇横绝。还有一点我感受明显的，是余一鸣对本土传统文学的学习。在他的小说中，有《水浒传》梁山好汉的味道，有《说唐》中瓦岗寨的气息。这个印象，我在评论他2010年发表的《不二》时就感受到了。这些笔法在《入流》中有进一步的发挥。比如小说对白脸编织毛衣的描写，他的淡定从容和作家的欲擒故纵，都恰到好处，使小说的节奏张弛有致，别有光景。

尤凤伟的《相望江湖》，既不是余一鸣建构的“江湖王国”，也不是庄子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江湖。相望不是相忘。一字之差，韵味全然不同。小说写的是印刷厂老总李长吉年关打理的各种俗务，以及由此牵引出的“前世今生”。这些俗事勾勒出了当下生活的无边欲望、变化莫测以及绝处逢生的险象和机缘。社会一如江湖，五行八作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这是小说在外部构建的“江湖”世界。但这个江湖是不值得“相望”的，它的功能只是作为李长吉挥之难去的那个“相望”的比照而存在的。小说要表达的那个“相望”，是一个单姓的女导游，各曰单春。李长吉年前去杭州打理一个大客户，事毕要返程时，东道主一再挽留，让他看看西湖新添的几个新景点。第二天李长吉在大堂见到了导游小单，只见得：

小单面容姣好，身材窈窕。也算见过世面的李长吉眼前蓦地一亮，他觉得她漂亮，又不止于漂亮，身上有一种既艳且媚的气韵，常说的摄人魂魄的那种。他记起有人对各地方旅游看点的概括：北京看墙头，西安看坟头……杭州看丫头。杭州女孩果然名不虚传。那瞬间李长吉的心跳兀地乱了节奏，体温也有些上升，为了掩饰“好男人”不当有的凡此种种，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小单，小单看了看，笑笑说句幸会了李总。

握了下手，李总就将自己交给了小单。

读到这里，余下的很容易给我们留下艳体想象——一个外出的男人，一个美艳的女导游。但是，事情没有沿着我们的想象展开。李长吉与单春，发乎情止乎礼，他们建立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关系。“好男人”李长吉没有越雷池一步，但心灵的雷池已经越出，这个越出也仅是“相望”而已。一面之缘，李长吉规劝单春戒了毒，单春也因对“李哥”的好感或信任，她信守了承诺。若有所失的李长吉出于同情、出于怜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答应了单春孩子丫丫电话里“爸爸”的喊叫。这个“爸爸”安抚了单春和丫丫母女的心。如果只是李长吉和单春的故事，无非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或肤浅白领的俯就故事。但有了这个丫丫和李长吉与丫丫的关系，这个故事变得沉重和悠远。单春和李长吉的关系反倒成为一个潜隐的背景。于是，这个“相望”就意味深长了。不知为什么，读《相望江湖》一直想到《蒹葭》。《蒹葭》是追求意中人不能如愿的咏叹调，被王国维誉为“最得风人深致”。赏鉴派说此篇则多有会心之言。如陆化熙：“通诗反复咏叹，无非想象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见之难耳。一篇俱就水说，故以蒹葭二句为叙秋水盛时景色，而萧索凄凉，增人感伤之意，亦恍然见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气。‘所谓’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难向人说，悬虚说个‘一方’，政照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会得此意，则连水亦是借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尤凤伟的“江湖”也是借话，“相望”才是所咏之词。

二、都市生活：红尘中的迷乱

都市文学是近年来谈论比较热烈的话题。但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的都市文学一直在建构之中。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五六十年代，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反城市的现代性”。反对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主要是指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此，从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到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等，反映的都是这一意识形态，也就是对城市生活的警觉和防范。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都市文学的生长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都市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就没有文学史上的都市文学。不仅西方如此，中国依然如此。“新感觉派”、张爱玲的小说以及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等，都是通过“贵族”或“资产阶级”生活来反映都市生活的；虽然老舍开创了表现北京平民生活的小说，并在今天仍然有回响，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但对当今的都市生活来说，已经不具有典型性。因此，如何建构起当下中国的都市文化经验——如同建构稳定的乡土文化经验一样，都市文学才能够真正的繁荣发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作家对都市生活顽强的表达——这是艰难探寻和建构中国都市文学经验的一部分。

读傒晗的《誓言》，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这种窒息感不是来自关于夫妻、婚变、情人、通奸等当下生活或文学中屡见不鲜又兴致盎然的讲述。这些场景或关系，从法国浪漫派一直到今天，都是小说乐此不疲的内容和话题，这些话题和内容还要讲述下去，我也相信不同时代的作家一定会有新奇的感觉和想象让我们震惊。但《誓言》中的窒息感来自于一种母子关系。母子关系我们也见得多了，这种人间大爱或最无私最感人的关系也是作家经常书写的对象。《誓言》的不同之处是，这里的母爱是一种由爱及恨的“变形记”，是匪夷所思但又切实发生了的故事。

事情缘起于郑文涛与许尤佳的婚变。这场婚变与我们司空见惯的婚变没什么大的差别，要离婚总可以找到理由。但婚变后的许尤佳在心理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与她后来的情感经历有关，男人可憎的面目不断诱发和强化着她的仇怨感。在离婚时郑文涛有一个誓言：一定等儿子考上大学他再结婚。那时儿子还小——

现在，她开始感到忧惧。他们约定的期限即将届满，那时，对方将无需再信守那个承诺。儿子奔赴自己的前程，父亲奔赴自己的幸福。自然，坦荡，天经地义。可是她呢？

她即将满48岁。作为医生，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已进入更年期：她的月经变得紊乱，脾气更加易怒，情绪常陷入某种莫可名状的焦虑与烦躁之中。她身上的皮肤开始干燥起皱，乳房也在悄悄萎缩——她的乳房曾经是她的骄傲。现在，它们正在变小，失去弹性与光泽。这些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呢？卵巢在萎缩，失去功能。她将失去女性的性征，逐渐变为中性。

如果说这些卑微的想法还是自我感觉的话，那么，许尤佳有了一些情感经历之后，她的自我感觉被证实了：

那些条件好又离异的男人，好不容易才从一个黄脸婆那里挣出一个自由身，又怎么会再陷入另一个黄脸婆的囹圄呢？她已经年过四十，是一个十足的黄脸婆。她不再对自己的再婚抱有奢望。

于是“她打定主意不再结婚。她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郑文涛与秦小慧身上，是他们毁了她的生活，毁了她的幸福。她原以为她已经忘掉了对他们的仇恨，其实不，它一直就在那里，在她的心里。她只是把它暂时锁了起来。现在她又想起它来了，于是把它重新取出来，翻看，把玩，像翻阅一本内容熟悉的日记。每读到那些刻骨铭心的章节，她都会忍不住血流加快，内心悸动。”世界上所有关系中，大概母子关系是最为坚固难以撼动的。魏微在她的小说《家道》中曾有一段关于母子情感关系的深刻议论：“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男女关系，那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关系，深究起来，这关系的悠远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间远不及这等情谊，夫妻就更别提了。”

但是，许尤佳为了报复前夫郑文涛，她和儿子的关系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异，她为了阻止郑文涛兑现誓言，阻止郑文涛再婚，也为了将儿子留在身边，竟然在儿子考大学的关键时刻在儿子的饮食中做了手脚：第一年是让儿子临考前夜不能寐，昏昏然地考砸了；第二年复考时许尤佳竟然给儿子的豆浆里放了大量安定。这是小说最易引起争议的细节：一个母亲真的会这样吗？这可能吗？

小说不是现实的复制或摹写，小说有自己的逻辑。许尤佳因职称问题心有不甘，丈夫意外住院结识了年轻护士秦小慧。许尤佳在秦小慧面前的跋扈和没有教养的表现，引发了郑文涛离婚的念头。无论郑文涛离婚的理由是否成立——这已经不重要。离婚后的许尤佳经历了更多的失败，一个彻底失败的女人如何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心狠手辣，起码在小说中是合理的。小说就是用极端化的方式写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一点我想傒晗是做到了。许尤佳是不可思议的，小说就是要写出不可思议和出人意料的人物、场景、心理和命运。无论多么离奇，只要符合小说人物的性格逻辑，就是小说的胜利。

还需要指出的是，傒晗也并不是仇怨满腔地看待世道人心。儿子郑小涛对母亲的感情，被傒晗处理得感人至深——一个受到巨大伤害的孩子，不是以怨报怨，而是忍着伤痛、怀着巨大的爱意走向了远方，但他心里放不下的还是母亲。《誓言》是一部与现实生活特别是情感生活关系密切的小说，它片面又深刻地表达了当下生活的某些方面，但它是一部有鲜明浪漫主义气质的小说——也唯有用如此夸张的笔法，许尤佳才如此深刻地伤害了自己和小说中所有的人，当然，她也在我们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伤痛，这种给人巨大痛感的小说在当下很难读到了。

关仁山是当下最活跃、最勤奋的作家之一。在我看来，关仁山的价值还不在于他的活跃和勤奋，而是他对当下中国乡村变革——具体地说是对冀东平原乡村变革的持久关注和表达。因此可以说，关仁山的创作是与当下中国乡村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和切近的创作。自“现实主义冲击波”以来，关仁山的小说创作基本集中在长篇上，中、短篇小说写得不多。现在要议论的这篇《根》是一部中篇小说，而且题材也有了变化。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女员工任红莉和老板张海龙发生了一夜情——但这不是男人好色女人要钱的滥俗故事。老板张海龙不仅已婚，而且连续生了三个女儿。重男轻女、一心要留下“根儿”的张海龙怀疑自己的老婆再也不能生儿子了，于是，他看中了女员工任红莉，希望她能给自己带来好运——为自己生一个儿子。任红莉也是已婚女人，她对丈夫和自己生活的评价是：他“人老实、厚道，没有宏伟的理想，性格发闷，不善表达。他目光迷茫，听说落魄的人都是这样目光。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非常踏实。就算他知道自己女人有了外遇，他也不会用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他非常爱我，我在他心中的地位，谁也无法动摇。我脾气暴躁，他就磨出一副好耐性。为了维持家庭的和谐，他在很多方面知道怎样讨好我，即便有不同意见，他也从来不跟我当面冲突。其实，他一点不窝囊，不自卑，嘴巴笨，心里有数，甚至还极为敏感。我不用操心家里的琐碎事。生活清贫，寒酸，忙乱，但也有别样的清静、单纯”。但是任红莉毕竟还是出轨了。任红莉的出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利益的问题，而不是做一个代孕母亲。张海龙多次说服和诱惑后，任红莉终于想通了：“换个角度看问题，一种更为广阔的真实出现在我的视野。刹那间，我想通了，如今人活着，并不只有道德一个标准吧？并不是违背道德的人都是坏人。我心里储满了世俗和轻狂。我和阎志的爱情变得那样脆弱、轻薄。我们的生存面临困境了，牟利是前提，人们现在无处不在地相互掠夺与赚钱。赚钱的方式，是否卑鄙可耻，这另当别论了。他没有本事，我怎能袖手旁观？从那一天开始，恐惧从我的心底消失了。这一时期，我特别讨厌以任何道德尺度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可是，有另外一种诱惑吸引着我。资本像个传说，虽然隐约，却风一样无处不在。一种致命的、丧失理智的诱惑，突然向我袭来了。我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要给张海龙生个孩子。”

任红莉终于为张海龙生了孩子。不明就里的丈夫、婆婆的高兴可想而知；张海龙的兴奋可想而知。任红莉也得到了她想得到的东西，似乎一切都很圆满。但是，面对儿子、丈夫、张海龙以及张海龙的老婆，难以理清的纠结和不安的内心，在惊恐、自责、幻想等各种心理因素的压迫左右下，任红莉终于不堪重负成了精神病人。关仁山的这篇小说要呈现的就是任红莉怎样从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的。苏珊·桑塔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疾病的隐喻》，收录了两篇重要的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和《艾滋病及其隐喻》。桑塔格在这部著作中反思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疾病，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的。这个隐喻化就是“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如何转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批判和政治压迫的过程。桑塔格关注的并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附着在疾病上的隐喻。所谓疾病的隐喻，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压力。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在桑塔格看来，疾病除了给人带来生理、心理的痛苦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痛苦，那就是关于疾病的意义的阐释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

任红莉的疾病与桑塔格所说的隐喻构成了关系，或者说，任红莉的疾病是违背社会道德的直接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隐秘事件导致的病患并不是缘于社会政治和道德批判的压力，而恰恰是来自任红莉个人内心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任红莉还是一个良心未泯、有耻辱心、负罪感的女人。任红莉代人生子并非主动自愿，作为一个女人，她投身社会的那一刻，她的身体也同时被男性所关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女性身体的争夺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根》中描述的故事虽然没有公开争夺女性的情节，但暗中的争夺从一开始就上演并愈演愈烈。值得注意的是，男人与女人的故事历来如此，受伤害的永远是女人。但话又说回来，假如任红莉对物质世界没有超出个人能力的强烈欲望，假如这里没有交换关系，任红莉会成为一个精神病人吗？

关仁山在《根》中讲述的故事对当下生活而言当然也是一个隐喻——欲望是当下生活的主角，欲望在推动着生活的发展，这个发展不计后果但没有方向，因此，欲望如果没有边界的话就非常危险。任红莉尽管在周医生的治疗下解除或缓解了病情，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乐观或缺乏说服力的结尾——如果这些病人通过一场谈话就可以如此轻易地解除病患的话，那么，我们何妨也铤而走险一次？如此看来，《根》结尾的处理确实简单了些。从另一方面看，一直书写乡村中国的关仁山，能选择这一题材，显然也是对自己的挑战。

三、世风世相中的价值观

多年来，吴君一直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在普通人的寻常日子里发现世道人心。或者说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支配着这个时代，支配了普通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水田村阿吉的父亲在外打工工伤亡故，为了一笔赔偿金，王家老少鸡飞狗跳，从阿公到三弟兄、三妯娌明争暗斗，蜚短流长。小说的叙事从一个一直被忽略的留守儿童阿吉的视角展开，这个不被关注的孩子所看到的世间冷暖，是如此的丑恶，伯伯、伯母们猥琐的生活和交往情景不堪入目。县长、村长和村民，一起构成了王家生活情景的整体背景：“是啊，村里人不知多羡慕王屋呢。这回看明白了，工伤还是没有死人合算，没拖累，几十万。还了债，盖房子，讨老婆，供孩子上学全齐了。”

另个说，“也不是全都这样，是王屋人有头脑，大事情不乱阵脚。假使有一个不配合都骗不来这么多赔偿费，也不会这样圆满啊，现在王屋每个人都有份，那女人也无话可说，还把名声洗干净了。换了别人家你试试，除了犯傻，啥事也搞不清。”

“是啊，现在王屋每个都能分上钱了，真是圆满。”阿吉听见两个人一边说一边愉快地撕扯着猪肉。

另个说，“那也要感谢我们村，从来没这么心齐过。”

这些对话将“时代病”表达得不能再充分了，这就是水田村人的日常生活、内心向往和精神归属。那个憎恨“俗气”的阿叔曾是阿吉的全部寄托，她甚至爱上了自己的阿叔。但是，就是这个“憎恨”俗气的阿叔，同样是为了钱，变成了阿吉的新爸爸。当新婚的母亲和阿叔回到水田村并给她买回了“一件粉红色的小风衣”，另只袖子还没等穿上的“阿吉便流了泪，下雨般，止不住”。吴君愤懑地抨击了当下的价值观，“拜金教”无处不在，深入人心，难道这就是这个时代“幸福的地图”吗？不屑的恰恰是一个冷眼旁观的孩子，世道的险处只有她一目了然。那个自命不凡的阿叔的虚假面纱，在阿吉的泪水中现出了原形。

徐虹的小说创作，很长一个时期迷恋于“青春讲述”，这个“青春”当然与个人经历有关，因此也有自叙传性质。这篇《逃亡者2》，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徐虹小说“由内向外”的转型。这个概括不一定准确，我的意思是说，徐虹由痴迷于青春讲述开始转向关注外部社会、关注自我以外的世界。这类小说当然也有原型：一个家庭闯入了～个“他者”，这个“他者”既是家庭生活的窥视者，也是参与者。小唐来到了武家别墅：“小唐看主人像是在演电影，垂下头，简直气愤。他生自己的气——有钱人什么都有，房子，钱，女人。还有幸福，还有爱，还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奢侈，他们居然都一箭双雕地掌握在手里。这个世界真是妈的不公平的很！”但是，武家别墅里终有不能掩藏的秘密——老夫少妻表面的幸福甜蜜，终被种种难以言说的时代病导致的悲剧所替代，而致命的绝杀竟是这个外来的“他者”小唐与女主人小月的私通。最后别墅人去楼空，所有的人都成了“逃亡者”。小说要表达的，是徐虹对今天价值观的批判。她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超速发展，那些被束缚的筋骨得以舒展，但是，也使得中国的都市文明在自我重构和外来影响中消化不良、变形和夹生。旧的价值体系不复存在，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健全，这一个道德空气稀薄的状态中的人们难免迷失和窒息。这一切作用于现代都市人的个案之中，都使我们病态，不健全，没有心灵归属，幸福指数不高——挣钱和不挣钱、结婚和不结婚、美丽与不美丽，怎么样都不能快乐。我们已经找不到心灵居所，我们逐渐失去安稳的能力，我们从一个地方逃往另一个地方，又从另一个地方再跳转到新的地方。每一个都不是我们要寻找的所在。我们的心灵，正在成为可怜的失魂落魄的逃亡者和流浪者。”(《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增刊第三期)心无所系没有皈依是今天最严重的时代病。小说没有能力救治，但小说却有义务呈现。徐虹呈现的就是人的心灵的兵荒马乱。

胡学文是今天乡村中国生活的重要讲述者，也是几年来底层写作重要的作家。《隐匿者》也可以看做是书写底层生活的小说。但不同的是，胡学文改变了过去过于注重底层苦难的情感立场和讲述方式。批评界对“底层写作”的诟病，也大多缘于这一题材过度的“苦难叙述”或“悲情叙述”。当然，胡学文的变化更应该看做是他对生活认识的结果，批评界的看法是否起了作用也未可知。无论如何，这个变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胡学文。《隐匿者》的故事一波三折，非常复杂：三叔开着三轮车在皮城建材市场受雇拉货，返程时有人想搭车。途中三叔停车在路边不远处小便，一辆大车把三叔的三轮车撞翻，将搭车人撞死——

等交警赶到并询问那个和车一样面目全非的死者是三叔什么人时，三叔说是自己侄子。三叔说他起初并不是有意撒谎，他吓坏了，不知那句话是怎么滑出嘴的。他意识到，想改口，却不敢张嘴。怕交警说他欺骗，怕他也得担责任——毕竟，他拉了那个人并收了他的钱。交警并没有怀疑，又问了些别的情况，三叔都回答上了。

后来的事，三叔说根本由不得他。他就像一只风轮，不转都不行。现在，一切都处理完了。车老板赔三叔一辆新车，给了白荷二十万。

故事从这里开始，范秋的命运也从这里开始改变——他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他的“骨灰”已经被带到老家埋葬。他与妻子白荷躲到皮城，只能是皮城的一个隐形人。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老乡赵青偶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不断地向范秋借钱勒索，范秋怕事情败露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赵青对范秋的隐忍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忍无可忍的范秋只能对赵青诉诸于武力，并以赵青的方式还治其人之身。赵青反倒身怀恐惧举家逃避。为了改变命运，范秋踏上了寻找真正死者的漫漫长途。途中遇到疯子拿刀砍人，他勇敢地将疯子制服，却无法去领取“见义勇为奖”；他冒充杨苗失踪的丈夫去安慰她的公公婆婆，以为找到了真正的死者，但是，想要归还那20万块钱时，却发现杨苗的丈夫已经回来……车祸使那个“莫名”的遇难者真的不存在了，但20万赔偿金让范秋这个真实的主体成了“隐匿者”。“隐匿者”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夫妻、父女、叔侄、个人与社会、生者与死者等等。这仅仅是三叔偶然的口误吗？当然不是。三叔下意识的撒谎从一个方面表达了当下的社会风气和世道人心。因此，与其说胡学文机敏地讲述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毋宁说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当下社会的道德和精神危机。

四、人间万象与小说的多样性

邵丽的《刘万福案件》，是以一个挂职作家的视角讲述的故事。故事的主体是刘万福的今生今世，是一个普通农民的生存状况和不幸遭遇；另一条线索是县委书记、经济学家对当下中国特别是中国基层发展的言论和看法。小说内部结构极其复杂，犹如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剪不断理还乱。刘万福一生经历了三次生死劫：童年时得了肠炎、青年时代当矿工时遭遇的矿难以及后来的杀人案件。三次劫难都“大难不死”。因此刘万福对共产党感激不尽，他发自肺腑的话是“三生三死念党恩”。

小说在刘万福糟糕的命运上展开。矿难情节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矿工的坚忍和危难中的真情催人泪下。班长阎涛过人的胆识和处乱不惊的风范，与矿工的兄生死与共的情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条“瞒报重大矿难偷运尸体”的信息，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西弗吉尼亚州矿难发表声明”的对比，使小说在不经意处起了波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体现在生上，既无可否认又无法改变。如果还体现在死上，那就只有令人扼腕可惜了。同样是煤矿工人，有人死得那么有尊严，他们的名字像英雄一样被惦记和怀念。有人只是死成小数点后面的一个数字，只是活在统计年鉴里。”当然，小说不止是表达了作家批判的姿态，重要的是，她还是在人性的复杂性上用足了功夫。刘七是一个乡间无赖，与刘万福家有“世仇”。刘万福与刘七的仇怨缘于刘七对刘万福妻女的欺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刘万福手刃刘七和一个同伙。“刘万福相信党和政府的有关政策，立即去派出所投案自首了。法庭根据他犯罪的性质和投案自首的情节，判了他死缓。”后来又改为“无期徒刑”。“刘万福案件”只是一个个案，或者说只是这个故事的“外壳”。作家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经济学家和县委书记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基层中国的现实，如何讲真话、敢担当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比处理“刘万福们”遇到的问题解还要复杂的多。周书记因为讲了真话，终于从“先驱”成了“先烈”，他被明升暗降为政协副主席。那么，究竟是谁不需要讲真话的干部呢。

我们惊异于邵丽对“底层生活”的熟悉和理解。刘万福们生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这个艰难不止是大环境的问题，同时也有邻里乡亲间的问题，有这个阶层自身存在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只用同情或悲悯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底层”有底层的生活方式，即便在矿难最危急的时刻，他们也没有忘记开最“荤”的玩笑以缓解惊险和紧张。因此，底层书写只用眼泪和无边的苦难来表达显然是太简单了。在这个意义上，邵丽有了一定程度的超越。

杨小凡的很多小说是写建筑工地的，他对农民工生活的熟悉程度令人惊讶。但这篇《欢乐》写的是医院生活——说是医院生活也不准确，应该说是以一个农民的视角看到或经历的医院生活：贾欢乐的母亲因食道癌住进了医院。贾欢乐是个孝子，该打点的打点，该找人找人。但手术还是失败了——

他想，娘的手术肯定是出了事故，出了事故难道就这样算了吗？钱多花了不说，娘可是受大罪了。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张青也收了他两千元的红包，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收了钱了，手术咋还这样不上心呢！这不太不拿俺农村人当人了？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当冤头鳖，他也得闹。闹了，至少医疗费可以少点，也出了心里的这口恶气。但他又想，如果闹了，卫方会不会受影响，是他安排人手术的，自己不能做那种过河拆桥不凭良心的事啊。至于张青，他已拿定主意，他觉得你收了我的钱，反而把俺娘的手术做失败了，让俺娘受这么大的罪，告你，俺也是心安理得。

于是贾欢乐用他的方式同远方展开了“斗争”。贾欢乐同医院的关系中间，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卫方卫主任。卫主任本来也是医生，因医疗事故被调离了医疗岗位当了院办主任。给欢乐娘做手术的外科主任张青与卫主任是同学，这时两人明争暗斗地在竞争一个副院长。卫主任认为整治或打击张青机会来了。在卫主任的授意下，欢乐领人闹了起来。结果张青被停职，欢乐不仅得到了全部医疗费和赔偿费，而且还留在医院太平间当上了临时工。但这并没有给欢乐带来高兴——他“心里其实很难受，他觉得自己成了落井下石，把张青搞撤职了，是趁机敲诈的小人，这是昧良心的事。签过字后，他心堵得像有一座山，心口疼。”但欢乐毕竟还是留在了医院看太平间。然后，刚提为副院长的卫方让他租下了一个院子并装修好，然后他看到了一个月内宋院长与五个不同的女人来到这里，卫副院长也带女人来过；他还看到了卖女尸配阴婚、拐卖婴儿，自己也作为“知情人”被纪委带走交待问题，最后他看到的是院长、副院长被纪委带走。当欢乐被放回来后，医院党委研究，因欢乐抓贼受伤有功，可以转为正式工。但这时的欢乐却拒绝了即刻能够实现的梦想，他决心回到乡下的老家务农。医院是城里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在医院里欢乐看到和经历的，不是丑恶的就是心惊胆战的。城里给他带来的远不美好。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城市对一个“他者”的拒绝。欢乐的“猖狂出逃”，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的都市并非适合所有的人，都市化进程也不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福音。但是，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贾欢乐夫妇真的能够回到过去吗？

东君的小说超凡脱俗，卓然不群。经过多种实验或尝试，东君似乎笃定了自己的文学信念，他要写“没有意义”的“无用”小说。他说：“优秀的作家还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某种不知道的东西的记录员’。他们不仅仅可以从‘无中生有’，还可以从‘有中生无’。以庄子的哲学观视之，‘无意义’便等同于‘无用’。如果说‘无用’的小说是一株水仙，那么‘有用’的小说就是一株洋葱。事实上，水仙和洋葱都同属于葱科植物，但我们不能指望水仙变成实用主义的洋葱。达里奥写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创世之初，玫瑰作为被造之物受到天上阳光爱抚的同时，魔鬼也来到了她身旁，并且认为玫瑰虽然美丽，却不实用。玫瑰听了有些羞愧，她开始祈求上帝，把它变得有用。上帝答应了她，于是，这世间就有了第一株卷心菜。卷心菜是实用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我必须承认，在我内心的某处，我与卷心菜很难达成妥协。”(见东君博客)此前他的《阿拙仙传》、《黑白业》、《子虚先生在乌有乡》、《风月谈》、《听洪素手弹琴》等小说已经具有了这种风范。今年他发表的《出尘记》进一步彰显了东君的文学主张或观念。小说的题记是《圣经》中的话：

使徒彼得问耶稣：弟兄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

耶稣回答：不是七次，是七十七次。

从题记理解，这似乎是一部规劝人宽容或宽恕的书，是一部有强烈的宗教情怀或意识的书。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好像有悖于东君的文学主张和观念，小说又回到了“意义”和“有用”。事实上，小说的有用无用很难泾渭分明非此即彼。关键是作家对小说有怎样的理解。“无用”的小说在解构“有用”小说这一点上，已经有了意义和功能，尽管它不是卷心菜的功能。

小说开篇于一场即将上演的血腥厮杀，是世代仇家的厮杀。在刀出鞘箭在弦之际，一身仙气的竹庵先生登场了，他化解了这场厮杀以及血腥的后果。这个人就是“我外公”高逸民。外公应该是一个名士，但外公没有名士风，“外公出身书香门弟，写得一手好字，早些年，村上的农户倘若买了新箩筐，就会请外公号箩(在箩筐上写上户主的名字)，他从未摆过臭文人的清高架子，无论替人家写讣告还是号箩，用的都是一副家传的陈墨。村上有些人家碰上土地买卖或兄弟分家的事，也都是请外公出面写文书。他们说，别人写的字再粗再大，也不如先生公管用。先生公的字值钱，可以长久。”重要的是外公每天的事情就是“抄族谱”，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这个貌似“无用”的“工作”，历练了外公与众不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方式。但外公毕竟生活在人间，在人间就有人间的烦恼，那个只比“我”大四岁的舅舅和“我”，使外公尝尽了俗世生活的琐屑、无聊和麻烦。他的“出尘”之路是如此的漫长和遥远。我惊异于东君的文字趣味，他的讲述方式和语言修辞，常常让我想起“二周”先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浙江同乡，而是那一招一式所致。

这只是2011年中篇小说现场的片段。在这些片段中，我们看到了中篇小说作家重回批判性和重建文学精神的努力，这一倾向显然带来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