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变80周年前夕，我国著名学者齐红深编著的《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由大象出版社公开出版。

“星火” 是伪满洲国青少年的一个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它的大多数成员是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二十左右岁的青年，主要活动于辽宁省盖州、营口、沈阳、本溪一带。日本投降前夕遭到残酷镇压，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

齐红深教授严守历史学家的职责，克服重重困难，寻找到中、日两国的42位当事人，深入到亲历者的记忆深处，努力复原被岁月磨平了的故事，挖掘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动因，成功地向读者呈现出了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全书有故事性，有细节，有人物形象，有情感，有见解。

“星火”是我国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个青少年文学团体和读书会组织。领头人是辽宁省盖州归州村小学教师花喜露（田贲）和失学青年于家麟（驼子）。成员主要是中小学生。他们抵制日本奴化教育，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读书、写作活动，传播爱国主义思想，自编自印地下刊物，开办“秋灯”书店，创作了一批爱国诗歌、散文、杂文、小说作品，秘密流传。活动范围主要在辽宁省盖州、营口、沈阳、本溪、大连和长春一带。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惨遭镇压，一百多人被逮捕毒打，数十人被打死或判刑。是我国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星火”成员于家麟、王锡成等人曾在1956年我国首次公开审判日本战犯时出庭作证。

《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通过42位“星火”成员和中日两国当事人的回忆和200余幅历史照片，从不同角度还原了已经尘封60多年的感人历史。这是辽宁省教育厅退休干部齐红深教授等人于上世纪末期，花费十多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自费搜集整理的。《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的特点，是主要面向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也填补了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料的一项空白。

序

导言

上编 长夜，燃烧的“星火”

 一、故事发生在文化名城

 二、成立“鲁迅文学研究社”

 三、从《行行》到《星火》

 四、“五步斋”的故事

 五、《辰星》《大地》与秋灯书店

 六、读书活动

 七、李季疯越狱来访

下编 “桃园”，绽放的血花

 一、大逮捕在进行

 二、黑狱中的太阳

 三、长夜过后盼天亮

 四、田贲的文学观

 五、田贲、驼子诗歌赏析

附录

 1.“星火”同人、读书会成员与“桃园工作”案件关系人简介

 2.主要参考文献与伪满洲国文学研究成果

郭世魁 笔名光慈，1914年生，花喜露在盖平中学(初中)、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在归州两级小学教书时的同事。离休前系盖县盖州高中教师。

盖平(今名盖州市)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东与岫岩县、庄河市相邻，南与大连市接壤，北临营口市和大石桥，西濒辽东湾。独具一市连三港(大连港、营口港、鲅鱼圈港)之利。铁路、公路纵贯全境。盖平地貌属辽南丘陵地带，地势东高西低，东部和东南部为高山和丘陵，西部和北部为平原。雪帽山山峻林密，古朴原始，风光秀丽。山上土质肥沃，植被丰富，生长着几十个种类、近千亩的阔叶林，以及上百种中草药和山野菜。一年四季花开不断。这里还生活着几十种野生动物，山间时见松鼠、山鸡跳跃，林中常有野鹿、狍子、獾、狐狸穿行。整个雪帽山如同一个天然的野生动植物园。

盖平，在历史上建制很早。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就开拓辽河流域，盖平属辽东郡。秦统一六国后仍属辽东郡。西汉、魏晋时期，于盖平境内北部设文县(今大石桥市的汤池)，南部设平郭县(今熊岳城)，统归辽东郡管辖。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前秦、后燕，属平州的平郭县。407年北燕建立后，盖平一度被高句丽割据，并筑建安城(今青石岭的高丽城)，置建安县。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于建安城设置建安州都督府。辽代于建安城置辰州，故盖平有古辰州之称。金代改辰州为盖州。元代置盖州路，治所仍设在建安城。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把熊岳、汤池二县并入建安县。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将建安县并入盖州。明洪武四年(1371年)废州改卫，将军事、行政统于一体，盖州遂为盖州卫。翌年改筑新城，位即在今盖县县城。清康熙三年(1664年)改明代盖州卫而设置盖平县，隶属奉天府。“盖平”之名，是取“盖州”、“平郭”两个历史地名的首字而得。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继称盖平县，属奉天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期间，盖平县仍属奉天省。1965年经国务院决定。改名为盖县。1992年撤销盖县，设立盖州市。

盖平是我国东北地区有名的文化古城，人杰地灵，文风昌盛。明朝年间，辽东属山东巡抚管辖。山东巡抚马文升有一首《过盖州诗》，前四句写的是盖平县的风光：

烟雾初消海国边。

荒原寒水与云连。

山光杳霭飞凫外，

秋色参差落雁前。

盖平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据齐红深《满族教育史》《东北地方教育史》记载：早在辽、金时期，辰州一带渤海遗裔望族的家学代代相传，培养出一大批武将文才。辰州熊岳人王政，本名南撒里，其世祖相传32代，先后仕高句丽、渤海、辽、金，皆有显贵者。因其家学世代相传，其子王遵古，好学守道，文行兼备，潜心伊洛之学，登正隆五年(1160年)进士第，仕为翰林直学士，“天下目为辽东夫子”，是金代辽东著名的教育家。他重视学校教育，认为“教化之源唯在于学”，发展学校教育可以使“教化流行，风俗移易，人识廉愚，国兴仁让”。所以，他为官，每到一处，“所居必兴学”。王遵古娶“通经史，尤长于诗”的辽阳渤海人张浩之女为妻，生庭玉、庭坚、庭筠、庭□。对其四子，口授言传，进行家教。四子皆有才名。其中的王庭筠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史称：庭筠“生未期，视书识十七字，七岁学诗”。后登大定十六年(1176年)进士，号称“渤海第一文人”。“为文能道所欲言，暮年诗律深严，七言长篇尤工险韵，有《□辨》十卷，《文选》四十卷。书法学米元章，尤善山水墨竹。”王庭筠之子王曼庆，“亦能诗并书，仕至行省左司郎中”，庭筠的侄子明伯“亦能诗善书”，皆能继承其家学渊源。王庭筠的外甥高宪，自幼在王家就学，故诗文字画，颇得舅家之风，年近30，作诗已数千首。

清朝时，盖平有一个知县，名叫骆云。那一年，盖平久旱无雨，时已六月末，仍无法耕耘下种。这位骆知县只好率领县衙诸同知和乡绅，在城隍庙拜天求雨。他撰写的《祈雨再告城隍文》情真词切，呼天抢地，纵然众神无知，天帝耳聩，听之亦当泣而成雨，泽润大地。他还写过题为《过云岛望海》的七律，写出战乱之后百姓贫瘠，收租无着，他忧民忧时，却无知音的苦闷心情。表现出一个封建社会清官的可贵情怀。

山势西从碣石来。

云山沙碛重徘徊。

龙门两洗刀兵后，

鳌背风翻星斗回。

民瘠未收珍府利，

官忧空作委输裁。

子期何在留岑寂，

疑有琴声响石台。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先后共建有29个书院，其中的辰州书院就在盖平县。辰州书院建于1822年，是东北地区建立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所书院。对于传播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起到突出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关内地区教育改革的呼声渐高，视封建科举教育为束缚思想、限制改革的羁绊。而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儒学、书院，仍热衷于读经讲学，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这有利于建立大一统的中华观念、巩固中国统一思想，其积极进步的作用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客观上也为以后抵御日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侵略，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县内自然风景区和名胜古迹很多。位于盖平县中心的钟鼓楼，建于明洪武年间。中部为观音阁，阁后为大慈殿，大慈殿左右各有配殿。盖平钟鼓楼平面呈长方形，长37米，宽14米，由楼座与座上殿宇组成。钟鼓楼上，东西为钟鼓亭，中间为观音阁。阁后为大雄宝殿，左右各有一配殿。楼座正中为券顶门洞，是城内南北方向上的交通要道。正殿前，钟亭、鼓亭分立两侧，并有清同治年间重修碑记两块。整个建筑古朴典雅，巍峨壮观。钟鼓楼周围是盖平古城的繁华区域。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玄帝庙，位于盖平中心偏南，居于盖平古城的南北中轴线上。以融汇元、明两代的建筑风格和民间特点，建筑雄伟壮观而著称，全木架结构，形制奇特，工艺精湛，彩绘传神。始建于清朝的慈航寺位于盖平东北4公里处。慈航寺坐北朝南，建于山腰，背依秀美的盖平城北第一高峰老青山，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I临水。山峰叠翠，水波潋滟。

盖平陆路交通发达，公路直通营口。据清雍正四年(1726年)天后宫《重建碑文》记载：“没沟营(当时营口称为没沟营)通郡渡津，舳舻云集，日以千计。”这说明当时在清雍正四年间营口早已是各种船只停泊在码头、远近闻名的水陆商埠。P3-5

“抗战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论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时对此都有涉及，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对此却少有细致的描述，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伪满洲国文学一直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忽略，这期间的抗战文学也一并被忽略掉了。二是研究资料的缺乏。我在采访中得知，当时东北就有秘密的抗战刊物《东北民众报》《满洲红旗》等，萧红为《东北民众报》画过插图，赵一曼、杨靖宇等抗日将领都在《满洲红旗》上面发表过诗作，但这些刊物都没有被保存下来。三是在伪满洲国的确没有出现如法国维希政府时期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影响巨大的“地下文学”。

我在考察东北伪满洲国时期文学时，限于资料只提到了“东北左翼作家群”这样一个抗战作家群。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迁至哈尔滨，并以哈尔滨为中心开展了左翼文艺运动。这个作家群以金剑啸、舒群、罗烽、姜椿芳等共产党作家为核心，萧军、萧红、白朗、林郎、塞克、小古、金人、关沫南、山丁等文学青年积极参与其间。这个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后来在关内文坛著称的“东北作家群”的作家为主，他们的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具有明显的阶级意识和抗日意识。代表这个时期较高文学成就的是萧军、萧红二人的作品集《跋涉》。随着伪满洲国文化控制的加强，东北左翼作家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迫于压力。一部分作家远走他乡。留下来的作家继续进行文学活动，东北左翼作家群的文学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哈尔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开始活动，据当时的主要成员关沫南回忆：“当时虽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学习、阅读上却是不受约束的。既读鲁迅、郭沫若、茅盾、蒋光慈，也读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既读俄国十月革命文学《铁流》《毁灭》《夏伯阳》，也读安那其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传》，巴古宁、高德曼的《狱中记》；拿日本文学来说，既读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叶山嘉树、洼川稻子等左翼作品，也读新感觉主义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早期的片冈铁兵。”这个阶段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方式有所变化，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倾向。作品的内容有阶级矛盾、民族压迫，也有个性解放和人性的压抑和困惑。1941年的“一二，三o”事件和“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1942年的“七二七”事件，这些文学事件彻底破坏了东北的左翼作家的文学活动，绝大多数的左翼作家被捕或被杀。“左翼文学作家”的称号在一些东北老作家眼中是最高的荣誉，当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复称萧红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时，包括萧军、舒群在内的东北老作家非常兴奋，这个本应属于他们的称号终于给予了他们。

齐红深教授的新作《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为伪满洲国时期文学研究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维面。我读过花喜露(田贲)和驼子的诗，看过矜人、铁励、赤婴、力菲等人的小说和散文等作品，也曾到过辽宁盖县寻找过《星火》的刊物，我把这个文学团体与当时在南满地区兴起的其他文学小社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他们是一群有志于文学事业、有爱国情怀的青年自发的文学组织，为东北地区的文学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齐红深教授编著的这部著作让这个文学团体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他以史学家的观察视角切人“星火”文学社团的各种活动，在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和“协和文学”的社会背景下，凸显他们的抗日情怀，并把这些内容还原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始于具体，终于具体。

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旨在具体”，历史处理的是实际已经发生的事情。诗人讲述一个似真的故事，而历史学家则就往事力图做出可靠的陈述。历史学家约束自己，在探究所确定的事实的基础上讲故事。历史学家赢得读者信任不是靠他的故事似真，而是通过向读者透露信息的源头，指明证据的可靠性基础。齐红深教授严守历史学家的职责，搜集整理近百名中国和日本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把一个真实的抗战文学团体呈现给读者，他努力确证证据，对于不能确证的证言交付读者自己鉴定。齐教授和他的课题组深入到亲历者的记忆深处，拨动他们已经惯于掩饰的感情神经，努力复原被岁月磨平了的故事情节，修补破碎了的生括细节，挖掘事件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动因，尽可能地向读者呈现历史本身的丰富多彩。书前对伪满洲国文学进行综述，书末又有同龄作家的自述，勾画出东北沦陷时期文学的立体图景，点面结合，为观察“星火”同人提供了客观参照，增加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这样的历史书可读性强，容易让读者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团体有比较生动的印象。可以说，《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把口述历史韵优点发挥到了极致。全书有故事性、有线索、有人物形象、有细节、有情感、有见解，能发人思考，可以与被誉为“四大抗战小说”之一的《滚滚辽河》(《葬故'人——鲜血上飘来一群人》)和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相媲美。

齐红深教授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后来专治日本侵华教育史。承担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多种专业素质使他在本课题研究上发挥出独特的优势。我与他相识于2003年。那年暑假，我到沈阳查阅伪满洲国时期的报刊杂志，采访林郎先生、田兵先生、李正中先生、朱娓女士、崔束先生、杨絮女士、刘丹华先生、张鸿恩先生、里扬女士、韩彤先生等曾经在伪满洲国从事写作的老作家，经友人介绍有幸结识齐红深教授，我们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我被齐红深教授的工作热情和毅力深深感动，他已经自筹经费在“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研究领域辛苦工作20多年。他与他的课题组克服重重困难，与时间赛跑，从死神手中抢救、搜集到1300多人近1亿字的口述历史；与日本人争夺，从民间搜集到数千件我国官方没有保存的殖民地教科书等实物原件。齐红深教授的工作精神也感染了我，激励我完成自己的工作——“口述伪满洲国时期文学史”。与齐红深教授有同感，与那些曾经在伪满洲国生活的人们在一起，和他们面对面地注视、交谈，询问他们所经历过的具体事件，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的隔阂，曾经的往事再度被还原，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事实上的澄清，更有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不能让那段历史无声无息地消逝。齐红深教授缺乏科研经费，更无力支付出版费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和毅力。一次通信中，他写道：“口述历史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加显现。我不相信，诺大的中国会没有出版机构愿意出版这些东西。”的确，中国的出版界没有忽略这些历史的记忆与辛苦的劳作，近年来看到齐红深教授所编著的口述历史著作陆续问世，如《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抹杀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昆仑出版社，2005年)、《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大象出版社，2008年)。现在又有《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即将出版，令人欣喜。

我注意到齐红深教授在本书“导言”中引用65年前田贲应《盛京时报》之约，写给“畸形中发展的满洲文坛”的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之后说：“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场抢救，把前代没有能够具现的生活‘从纸上具现出来’。是的，我们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

保存历史，既有赖于学人的努力，也有赖于出版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努力。

2008年12月于上海中江路公寓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