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他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收录莫言的七部获奖小说。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收录莫言的七部小说。

《丰乳肥臀》是莫言早期创作中的一座高峰，也是篇幅最为饱满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汪洋恣肆的笔触对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了描绘。书中的母亲艰难孕育了上官金童和他的八个姐姐，众多儿女组成的庞大家族不可抗拒地被裹挟卷入了20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进程。小说通过描写家庭来反映中国社会的变迁，表现了莫言对于女性的同情和赞颂。同时小说书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本书获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

《蛙》是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在艺术上极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和自我反省，展现了新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1986年向汉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的一部影响巨大的作品，被译为二十余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小说通过“我”的叙述，展现了抗日战争年代“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先辈，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迸发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爱情。小说洋溢着丰富饱满的想象，以汪洋恣肆之笔全力张扬着中华民族的旺盛生命力。通过这部作品，作者把他的“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五年打造出来的一部长篇力作，初版于2001年，被誉为当代汉语文学中“真正民族化的小说”。作者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为背景，通过讲述泼辣又深情的女性媚娘与其亲爹、干爹、公爹等男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的复杂关系，深入挖掘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戏文资源，用摇曳多姿的笔触、悲喜万分的激情，淋漓尽致地抒写了清朝末年“高密东北乡”发生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反殖民抗争，一桩骇人听闻的血腥酷刑，一段缠绵悱恻的感人爱情，一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民间猫腔。

《四十一炮》是莫言潜心打造的一部在艺术上勇于探险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3年。小说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为背景，通过身体已经长得很大、精神心理却仍旧停留在少年时代的主人公罗小通狂欢化的诉说，重构了人生的少年时光，抒写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揭示人性的裂变的同时，写出了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和迷茫。小说另有一条副线，讲述了一个老和尚的传奇人生——一个曾经身份不凡、过着奢靡肉欲的生活的国民党军官的传奇。两条线索交叉进行，实和虚的场景不断变换，小说叙事曲折迂回、酣畅淋漓，以作者独有的方式重构了农村改革初期的历史。

《酒国》是莫言于1989至1992年全力打造的一部将现实批判锋芒推向极致，并在叙事实验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创新的长篇力作。在小说中，省人民检察院特级侦察员丁钩儿到酒国市调查一个特殊案子；但到酒国市的人没有谁能经得起诱惑，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过程中，丁钩儿虽不断提醒自己不喝酒，最后却醉酒淹死在茅厕里。通过丁钩儿的故事，小说犀利地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可怕奥秘。与丁钩儿故事并行的是出现在小说中的作者与酒国市文学青年李一斗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以及李一斗创作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作品在风格上五花八门，堪称是小说文体的“满汉全席”。

《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在小说中，一个被冤杀的地主经历了六道轮回，变成驴、牛、猪、狗、猴，最后终于又转生为一个带着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头婴儿；这个大头婴儿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身为畜牲时的种种奇特感受，以及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半个多世纪生死疲劳的悲欢故事。小说透过各种动物的眼睛，观照并体味了五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庞杂喧哗、充满苦难的蜕变历史。

这部小说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获奖长篇小说系列》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荣誉出品。

《红高粱家族》

《酒国》

《丰乳肥臀》

《檀香刑》

《四十一炮》

《生死疲劳》

《蛙》

《檀香刑》

第一章 眉娘浪语

太阳一出红彤彤，(好似大火烧天东)胶州湾发来了德国的兵。(都是红毛绿眼睛)庄稼地里修铁道，扒了俺祖先的老坟茔。(真真把人气煞也！)俺亲爹领人去抗德，咕咚咚的大炮放连声。(震得耳朵聋)但只见，仇人相见眼睛红，刀砍斧劈叉子捅。血仗打了一天整，遍地的死人数不清。(吓煞奴家也！)到后来，俺亲爹被抓进南牢，俺公爹给他上了檀香刑。(俺的个亲爹呀！)

——猫腔《檀香刑·大悲调》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俺公爹头戴着红缨子瓜皮小帽、穿着长袍马褂、手捻着佛珠在院子里晃来晃去时，八成似一个告老还乡的员外郎，九成似一个子孙满堂的老太爷。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他在刑部当差四十年，砍下的人头，用他自己的话说，比高密县一年出产的西瓜还要多。

那天夜里，俺心里有事，睡不着，在炕上翻来覆去烙大饼。俺的亲爹孙丙，被县太爷钱丁这个拔屌无情的狗杂种抓进了大牢。千不好万不好也是爹啊，俺心烦意乱，睡不着。越睡不着心越烦，越烦越睡不着。俺听到那些菜狗在栏里哼哼，那些肥猪在圈里汪汪。猪叫成了狗声，狗吠出了猪调；死到临头了，它们还在学戏。狗哼哼还是狗，猪汪汪还是猪，爹不亲还是爹。哼哼哼。汪汪汪。吵死了，烦死了。它们知道自己的死期近了。俺爹的死期也近了。这些东西比人还要灵性，它们嗅到了从俺家院子里散发出来的血腥气。它们看到了成群结队的猪狗的魂儿在月光下游荡。它们知道，明天早晨，太阳刚冒红的那个时辰，就是它们见阎王的时候。它们不停地叫唤，发出的是灭亡前的哀鸣。爹，你呢，你在那死囚牢里是个什么样子？你哼哼吗？你汪汪吗？你还是在唱猫腔呢？俺听那些小牢子们说过，死囚牢里的跳蚤伸手就能抓一把；死囚牢里的臭虫，一个个胖成了豌豆粒。爹啊爹，本来你已经过上了四平八稳的好日子，想不到半空里掉下块大石头，一下子把你砸到了死牢里，俺的爹……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俺的丈夫赵小甲是杀狗宰猪的状元，高密县里有名声。他人高马大，半秃的脑瓜子，光溜溜的下巴，白天迷迷糊糊，夜晚木头疙瘩。从打俺嫁过来，他就一遍一遍地给俺讲述他娘给他讲过的那个关于虎须的故事。后来，不知他受了哪个坏种的调弄，一到夜里，就缠着俺要那种弯弯曲曲、金黄色的、衔在嘴里就能够看清人的本相的虎须。这个傻瓜，夜夜粘人，一块化开的鱼鳔，拿他没法子，只好弄一根给他，这个傻瓜。他蜷缩在炕头，打呼噜咬牙说梦话：“爹爹爹，看看看，搔搔蛋，甩个面……”烦死人啦！俺踹他一脚，他把身体缩一缩，翻了一个身，巴咂巴咂嘴，似乎刚刚咽下去什么好东西，然后，梦话继续，呼噜不断，咬牙不停。罢了，这样的憨人，由着他睡去吧！ 

俺折身坐起来，背靠着凉森森的墙壁，看到窗户外边，月光如水，光明遍地。栏里的狗眼，亮成碧绿的小灯笼，一盏两盏三盏……闪闪烁烁，一大片。孤寡的秋虫，一声声鸣叫，凄凄清清。脚穿木底油靴的值夜更夫，从青石条铺成的大街上，踢踢踏踏走过去，柝声“梆梆”，锣声“当当”，三更天了。三更天了，夜深人静，全城都睡了，俺睡不着，猪睡不着，狗睡不着，俺爹也睡不着。

“咯吱咯吱”，是老鼠在咬木箱。俺把一个笤帚疙瘩扔下去，老鼠跑了。这时俺听到从公爹屋子里，传出细微的响声，又是豆粒在桌子上滚动。后来俺知道了，这个老东西不是在数豆粒，他是数人头呢；一颗豆粒代表着一颗人头。这个老杂毛，在梦里也念想着他砍下的那些人头啊，这个老杂毛……俺看到，他举起鬼头刀，对着俺爹的后项窝砍去，俺爹的头，在大街上滴溜滴溜地滚动着，一群小孩子跟在后边用脚踢它。俺爹的头为了逃避孩子们的追打，一下接一下地跳上了俺家的台阶，然后滚进了俺家的院子。俺爹的头在俺家院子里转圈，狗在后边追着咬。俺爹的头很有经验，有好几次，马上就要让狗咬住了，但那脑后的辫子，挺成一根鞭子，横着扫过去，正中狗眼，狗怪叫着转起圈子来。摆脱了狗的追赶，俺爹的头，在院子里滚动，一个巨大的蝌蚪水里游泳，长长的大辫子拖在脑后，是蝌蚪的尾巴……

四更的梆声锣声，把俺从噩梦中惊醒。俺浑身冷汗，不是一颗心，是一大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公爹还在数他的豆粒，老东西，现在俺才明白，他为什么那样威人。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凉气，隔老远就能感觉到。刚住了半年的那间朝阳的屋子，让他冰成一个坟墓；阴森森的，连猫都不敢进去抓耗子。俺不敢进他的房子，进去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小甲没事就往那屋里钻，进去就粘在他爹身上，让他爹讲故事，腻歪得如同一个三岁的孩子。三伏天里，干脆就腻在他爹屋里不出来了，连觉也不跟俺睡了，简直把他爹当成了老婆把俺当成了他的爹。为了防止当天卖不完的肉臭了，小甲竟然把肉挂在他爹的梁头上，谁说他傻？谁说他不傻！公爹偶尔上一次街，连咬人的恶狗都缩在墙角，呜呜地怪叫。那些传说就更玄了，说俺的公爹用手摸摸街上的大杨树，大杨树一个劲儿地哆嗦，哆嗦得叶子哗哗哗响。俺想，起了亲爹孙丙。爹，你这一次可是做大了，好比是安禄山日了贵妃娘娘，好比是程咬金劫了隋帝皇纲，凶多吉少，性命难保。俺想起钱丁，钱大老爷，进士出身，五品知县，加分府衔，父母官，俺的干爹，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老猴精。俗言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面还要看水面，你不看俺给你当了这三年的上炕干闺女的情面，你也得想想，三年来，你喝了俺多少壶热黄酒，吃了俺多少碗肥狗肉，听了俺多少段字正腔圆的猫腔调。热黄酒，肥狗肉，炕上躺着个干闺女，大老爷，俺把您伺候得比当今的皇上都舒坦。大老爷，俺豁出去一个比苏州府的绸缎还要滑溜、比关东糖瓜还要甜蜜的身子尽着您耍风流，让您得了多少次道，让您成了多少次仙，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俺爹一马？你为什么要跟那些德国鬼子串通一气，抓了俺的亲爹，烧了俺的村庄，早知道你是这样一个无情无意的东西，俺的黄酒还不如倒进尿罐里，俺的狗肉还不如填到猪圈里，俺的戏还不如唱给墙听，俺的身子，还不如让一条狗去弄……

P3-6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代序言

莫言

大约是两年前，《长篇小说选刊》创刊，让我写几句话，推辞不过，斗胆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

所谓长度，自然是指小说的篇幅。没有二十万字以上的篇幅，长篇小说就缺少应有的威严。就像金钱豹子，虽然也勇猛，虽然也剽悍，但终因体形稍逊，难成山中之王。我当然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其力量和价值都胜过某些臃肿的长篇，我当然也知道许多篇幅不长的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但那种犹如长江大河般的波澜壮阔之美，却是那些精巧的篇什所不具备的。长篇就是要长，不长算什么长篇？要把长篇写长，当然很不容易。我们惯常听到的是把长篇写短的呼吁，我却在这里呼吁：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当然，把长篇写长，并不是事件和字数的累加，而是一种胸中的大气象，，一种艺术的大营造。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这如同战争中，有的人，指挥一个团，可能非常出色，但给他一个军，一个兵团，就乱了阵脚a将才就是将才，帅才就是帅才，而帅才大都不是从行伍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写长篇小说的称作帅才，更不敢把写短篇小说的贬为将才。比喻都是笨拙的，请原谅。

一个善写长篇小说的作家，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许多伟大的长篇小说作者，一开始上手就是长篇巨著，譬如曹雪芹、罗贯中等。我认为一个作家能够写出并且能够写好长篇小说，关键的是要具有“长篇胸怀”。“长篇胸怀”者，胸中有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之谓也。要有粗粝莽荡之气，要有容纳百川之涵。所谓大家手笔，正是胸中之大沟壑、大山脉、大气象的外在表现也。大苦闷、大悲悯、大抱负、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大感悟——这些都是“长篇胸怀”之内涵也。

大苦闷、大抱负、大精神、大感悟，都不必展开来说，我只想就“大悲悯”多说几句。近几年来，“悲悯情怀”已成时髦话语，就像前几年“终极关怀”成为时髦话语一样。我自然也知道悲悯是好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你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金瓶梅》素负恶名，但有见地的批评家却说那是一部悲悯之书。这才是中国式的悲悯，这才是建立在中国的哲学、宗教基础上的悲悯，而不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西方宗教基础上的悲悯。长篇小说是包罗万象的庞大文体，这里边有羊羔也有小鸟，有狮子也有鳄鱼。你不能因为狮子吃了羊羔或者鳄鱼吞了小鸟就说它们不悲悯。你不能因为它们捕杀猎物时展现了高度技巧、获得猎物时喜气洋洋就说它们残忍。只有羊羔和小鸟的世界不成世界；只有好人的小说不是小说。即便是羊羔，也要吃青草；即便是小鸟，也要吃昆虫；即便是好人，也有恶念头。站在高一点的角度往下看，好人和坏人，都是可怜的人。小悲悯只同情好人，大悲悯不但同情好人，而且也同情恶人。  编造一个苦难故事，对于以写作为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那种非在苦难中煎熬过的人才可能有的命运感，那种建立在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基础上的悲悯，却不是能够凭借才华编造出来的。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等外部原因带给人的苦难，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只描写别人留给自己的伤痕，不描写自己留给别人的伤痕，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关于悲悯的话题，本该就此打住，但总觉言犹未尽。请允许我引用南方某著名晚报的一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出身的总编辑退休之后在自家报纸上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也许会使我们对悲悯问题有新的认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难忘的毙敌场面》，全文如下：

中外古今的战争都是残酷的。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讲人道主义，全属书生之谈。特别在对敌斗争的特殊情况下，更是如此。下面讲述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毙敌场面，也许会使和平时期的年轻人，听后毛骨悚然，但在当年，我却以平常的心态对待。然而，这个记忆，仍使我毕生难忘。

1945年7月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顽军152师所属一个大队，瞅住这个有利时机，向“北支”驻地大镇等处发动疯狂进攻，我军被迫后撤到驻地附近山上。后撤前，我军将大镇潜伏的顽军侦察员(即国民党特务)四人抓走。其中有个特务是以当地医生的面目出现的。抓走时，全部用黑布蒙住眼睛(避免他们知道我军撤走的路线)，同时绑着双手，还用一条草绳把四个家伙“串”起来走路。由于敌情紧急，四面受敌，还要被迫背着这四个活包袱踯躅行进，万一双方交火，这四个“老特”便可能溜走了。北江支队长邬强当即示意大队长郑伟灵，把他们统统处决。

郑伟灵考虑到枪毙他们，一来浪费子弹，二来会惊动附近敌人，便决定用刺刀全部把他们捅死。但这是很费力，也是极其残酷的。但在郑伟灵眼里看来，也不过是个“小儿科”。当部队撤到英德东乡同乐街西南面的山边时，他先呼喝第一个蒙面的敌特俯卧地上，然后用锄头、刺刀把他解决了。

为了争取最后机会套取敌特情报，我严厉地审问其中一个敌特，要他立即交代问题。其间，他听到同伙中“先行者”的惨叫后，已经全身发抖，无法言语。我光火了，狠狠地向他脸上掴了一巴掌。另一个敌特随着也狂叫起来，乱奔乱窜摔倒地上。郑伟灵继续如法炮制，把另外三个敌特也照样处死了。我虽首次看到这个血淋淋的场面，但却毫不动容，可见在敌我双方残酷的厮杀中，感情的色彩也跟着改变了。

事隔数十年后，我曾问郑伟灵，你一生杀过多少敌人？他说：百多个啦。原来，他还曾用日本军刀杀了六个敌特，但这是后话了。

读完这篇文章，我才感到我们过去那些描写战争的小说和电影，是多么虚伪和虚假。这篇文章的作者，许多南方的文坛朋友都认识，他到了晚年，是一个慈祥的爷爷，是一个关心下属的领导，口碑很好。我相信他文中提到的郑伟灵，也不会是凶神恶煞模样，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但我们有理由谴责他们吗？那个杀了一百多人的郑伟灵，肯定是得过无数奖章的英雄，但我们能说他不“悲悯”吗？可见，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

一味强调长篇之长，很容易招致现成的反驳，鲁迅、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契诃夫、博尔赫斯，都是现成的例子。我当然不否认上列作家都是优秀的或者是伟大的作家，但他们不是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乔伊斯、普鲁斯特那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里没有上述这些作家的煌煌巨作里所具有的那种波澜壮阔的浩瀚景象，这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长篇越来越短，与流行有关，与印刷与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心态有关，也与那些盗版影碟有关。从苦难的生活中(这里的苦难并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更多是一种精神的苦难)和个人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中获得创作资源可以写出大作品，而从盗版影碟中攫取创作资源，大概只能写出背离中国经验和中国感受的也许是精致的小玩艺儿。也许会有人说，在当今这个时代，太长的小说谁人要看？其实，要看的人，再长也看；不看的人，再短也不看。长，不是影响那些优秀读者的根本原因。当然，好是长的前提，只有长度，就像老祖母的裹脚布一样，当然不好；但假如是一匹绣着《清明上河图》那样精美图案的锦缎，长就是好了。

长不是抻面，不是注水，不是吹气，不是泡沫，不是通心粉，不是灯心草，不是纸老虎；长是真家伙，是仙鹤之腿，不得不长，是不长不行的长，是必须这样长的长。万里长城，你为什么这样长？是背后壮阔的江山社稷要它这样长。

长篇小说的密度，是指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思想之潮汹涌澎湃，裹。挟着事件、人物，排山倒海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不是那种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小说。

密集的事件当然不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当然不是流水账。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对这样的长篇小说同样适用。 密集的人物当然不是沙丁鱼罐头式的密集，而是依然要个个鲜活、人人不同。。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应该能够进入文学人物的画廊，即便是次要人物，也应该是有血有肉的活人，而不是为了解决作家的叙述困难而拉来凑数的道具。

密集的思想，是指多种思想的冲突和绞杀。如果一部小说只有所谓的正确思想，只有所谓的善与高尚，或者只有简单的、公式化的善恶对立，那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值得怀疑。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小说很可能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作家写的。。那些具有哲学思维的小说，大概都不是哲学家写的。好的长篇应该是“众声喧哗”，应该是多义多解，很多情况下应该与作家的主观意图背道而驰。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也可以说，具有密度的长篇小说，应该是可以被一代代人误读的小说。这里的误读当然是针对着作家的主观意图而言。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被误读。一部作家的主观意图和读者的读后感觉吻合了的小说，可能是一本畅销书，但不会是一部“伟大的小说”。

长篇小说的难度，是指艺术上的原创性，原创的总是陌生的，总是要求读者动点脑子的，总是要比阅读那些轻软滑溜的小说来得痛苦和艰难。难也是指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

长篇小说的结构，当然可以平铺直叙，这是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家的习惯写法。这也是一种颇为省事的写法。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长篇小说的语言之难，当然是指具有鲜明个性的、陌生化的语言。但这陌生化的语言，应该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不是故意地用方言土语制造阅读困难。方言土语自然是我们语言的富矿，但如果只局限在小说的对话部分使用方言土语，并希望借此实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则是一个误区。把方言土语融入叙述语言，才是对语言的真正贡献。

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造成了它的庄严气象。它排斥投机取巧，它笨拙，大度，泥沙俱下，没有肉麻和精明，不需献媚和撒娇。

在当今这个时代，读者多追流俗，不愿动脑子。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真正的长篇小说，知音难觅，但知音难觅是正常的。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也没有必要像鬣狗一样结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在深海里，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着，波浪翻滚地交配着，血水浩荡地生产着，与成群结队的鲨鱼，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