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占彪编著的《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基本内容有六部分：1.“和会秘辛”通过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伍朝枢、西园寺侯爵、重光葵等巴黎和会参与者，以及当初在法国发动同胞阻止中国代表团签字的李宗侗的文章，让读者大致可以了解巴黎和会上中国所处的困境，是为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的直接动因。2.“现场存真”是从当时的书信、日记、密电、呈文、报纸中将五四当时游行的现场呈现出来。3.“亲历者忆”收录了日后台湾地区“五四青年”的回忆，民国报刊中关于五四事件的叙述，这些亲历者的五四回忆，这也是本书最主要的内容。4.“日本五四”收录了关于1919年5月7日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游行示威，以及被日本警察和民众阻挠、殴打、镇压的记述，这个事件向为人忽略，但也是五四事件的一个向度。5.“五四演义”收录了蔡东藩、蔷薇园主、周瘦鹃、程生、汪静之等人数篇关于五四事件的“文艺创作”。6.“告日人书”辑录了当初各界人士，如北京学生、林长民、张继、何天炯、戴季陶、李大钊等人，推心置腹、苦口婆心地劝说日本放弃侵略的“讲理”之辞。

陈占彪编著的《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主要着眼于对“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爱国游行”这一事件进行“事实描述”（这就决定了，A不收除游行之外的思想文化、罢工罢市等其他材料；B不收录北京之外的全国各地五四情形）的“稀见材料”（与已有的相关材料“绝不重复”）进行收集整理。《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基本内容主要由以下两部分构成。其一、“台湾地区”材料。居留台湾的“五四青年”的五四事件回忆。其二、“民国时期”材料。民国报刊档案中的五四事件叙述。

前言 退到“五四”的原点

和会秘辛

 巴黎和会的历史真相(上)／顾维钧

 巴黎和会的历史真相(下)／顾维钧

 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李宗侗

 青岛交涉失败史／涵庐

 陆徵祥谈和会／罗光

 和会中的山东问题／重光葵

 中日专使对记者的谈话／王正廷伍朝枢西园寺侯爵

现场存真

 自疆轩五四日记／陈其樵

 五四家书／冯克书

 吴炳湘致王怀庆密电／吴炳湘

 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呈文／白歧昌

 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亿万

 补记北京学界示威以前筹备之情形／《救国日报》

 山东问题中之学生界行动／《展报》

 学生界事件昨闻／《晨报》

 国耻纪念日之国民大会／《晨报》

 被捕学生全体释放／《晨报》

 纪事／《英文沪报》

亲历者忆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杨亮功口述秦贤次笔录

 从“五四”到“六三”／陶希圣

 北京学界之奋兴／大中华国民

 巴黎和会失败拒签约，五四运动终身受冤诬／曹汝霖

 我所参与的五四运动／罗家伦回述马星野整理

 “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叶景莘

 我所知道的五四运动／梁敬□

 “五四”的回忆与平议／田炯锦

 我所记得的五四运动／王抚洲

 五四运动之回顾／朱一鹗

 五四运动之经过及其意义／陆懋德

 五四运动之回忆／景学铸

 “五四”之日／王统照

 芮恩施对于五四运动的观感及其辞职的理由／姚崧龄

 五四运动当时的情形／朱谦之

 五四运动之真相／陈友生

 对“五四”的回忆和感想／毛子水

 火烧曹公馆／陶希圣口述丘彦明笔录

 五四运动的经过／汪崇屏

 “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梁漱溟口述艾恺访问

 我看五四／梁实秋

 一九一九年访问北京／司徒雷登

 从“五四”到“六三”／罗章龙

 许德珩先生讲演词／许德珩

 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傅乐成

日本五四

 八年“五七”之巷战／王拱壁

 留日学生之继起／大中华国民

 “五七”大闹东京／龚德柏

 驻日代办庄瑕珂致政府电文／庄璩珂

五四演义

 民国通俗演义之五四／蔡东藩

 五四历史演义／蔷薇园主编订

 卖国奴之日记／周瘦鹃

 白旗子／程生

 新时代的男女／汪静之

 SHANTUNG／Witter By

告日人书

 北京学生告日本国民书

 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

 张继何天炯戴传贤告日本国民书

 林长民告日人书

 日本人听者／李大钊

 敬告日本国民／只眼

 中日真正的亲善／舍我

附录

 附录一 “五四事件回忆”其他篇目

 附录二 细说五四／陈占彪

后记 当初的觉悟与今日的应对

与此同时，陆先生让施肇基先生和我分别与英、美代表团再次就席位问题进行磋商。美国代表团一如既往，对此深表同情。他们向我保证，威尔逊总统将给予支持。他们还指出，席位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利益，与其他国家也有关系。例如，巴西和西班牙也在请求增加席位。然而，中国代表们的四处奔走共同努力并未能带回多少鼓舞人心的消息。我们感到，仅有美国将支持中国的要求，如不能获得五席，至少也要多于两席。

法、英的反应令人沮丧。法国外交部的回答尤其如此。他们向陆徵祥先生解释说，一个国家在和会上的地位是要由该国在战争中为协约国所做过的努力来确定的。当时获悉，巴西有发言权的代表已由两席增至三席。陆以此为据，在法国外交部进行争辩，强调也应照此对待中国。但是，法国说，中国对协约国方面实际帮助甚少，而巴西海军曾巡弋南大西洋，保护了协约国运军火的船只，对协约国贡献甚大。

一月十八日下午，和会正式开幕前三十六小时，陆总长召集中国代表团开会，中国驻欧各国使节团团长全体到会，自然也有我这个从华盛顿来的驻美公使。许多从国内来的顾问和主要驻欧使节团的参赞也出席了会议。会议要决定中国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以便陆总长呈请大总统颁布任命。但此类涉及人事的问题，在座的公使没有人愿意提出任何建议。有人建议由总长决定。这时，陆情绪激动、踌躇不决，很是为难。但他最后终于宣布，为国家全局利益，并鉴于需要美国、英国以及当然还需要法国的帮助，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这也是因为陆总长已在法国外交部弄清，中国虽然仅有两席正式席位，但每次与会人员可以掉换，不限于固定二人。陆总长接着说，他想让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我任第三、施肇基博士任第四、魏宸组博士任第五代表。他说，他所以考虑让魏任代表，是因为魏曾任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并擅长撰写中文公文，对此经验丰富。他还说，他极愿让驻巴黎公使胡惟德先生任代表，所憾席位有限，无法如愿；但是，胡虽非正式代表，将和正式代表享有同等地位，同时他将有赖于胡的合作，而驻巴黎公使一职正可使胡为代表团助力，他希望胡能理解这一点。

胡惟德是个具绅士风度的老式外交家和学者，态度自然地答道，他虽无特别头衔，亦将继续效劳；请陆总长放心，他于头衔并无所求。

接着，我便发言。我说，此次任命还以我列第五为宜。在外交界，施博士资历比我深，魏公使年龄比我大。而且，魏在一九一二年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那时只是他手下的一名秘书。不管怎样，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我所感兴趣的只是即将开展的工作。

陆总长说，就那些与中国利益有关的问题而言，和美国代表团的接触最为重要。而我是与美国代表团保持密切接触的当然人选。至于魏先生，他是负责用中文起草文件以及负责代表团内务工作。魏先生列第五也符合他本人意愿。

我又坚持道，关于魏先生的情况，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施先生，还是将他列于我之前为妥。陆总长最后总算是理解我的想法了，他宣布，名单将排列如下：陆徵祥先生、王正廷先生、施肇基博士、我和魏宸组先生。于是驻巴黎公使馆参赞、代表团秘书长岳昭烯负责准备致和会函件，签字后立即发出。魏先生负责拟写电文，呈请中国大总统按所报名单予以任命。电报也及时发出。

对我来讲，我觉得困难问题已经解决。但出乎我意料，北京推翻了这种安排。第二天是星期天，岳先生打来紧急电话称，陆总长想立即在他下榻的吕特蒂旅馆和我见面。我先去秘书长办公室，弄清为何如此急迫。他让我看打字机上快打完的函件稿。这个函件请求撤销二十四小时前致和会秘书长的函件，说明顷接大总统训令，中国代表名次应排列如下：陆徵祥总长、顾维钧、王正廷博士、施肇基博士、魏宸组博士。我当即对岳先生说：“请勿发出，我要与陆总长谈谈。”  P20－21

退到“五四”的原点

一

距离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已经95周年了，我们照例得纪念，论理得大纪念。

可是，什么是“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之名自然得自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日本强占我山东权益的爱国游行。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五四运动”的范围和意义要远大于此。

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我们把“五四”数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游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1931年，罗家伦在口述五四运动时，就从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大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谈起，称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后来罗家伦又深切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1949年，俞平伯说了类似的意思，他说：“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因为抗争辱国的外交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是社会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等，……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在尖端上作一个政治性的爆发而已。”

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不再只是指1919年5月4日的爱国运动，而是如罗家伦、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是包含了此前此后的思想革命、文化反省、社会变革、政治改良、经济自立等内容在内的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

后来，五四运动研究者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下了一个类似的定义。他称：“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由以下两方面因素促发的：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他将五四运动的时段限定在1917年到1921年。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和最初所说的仅仅指5月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五四运动”相比，时间跨度更长，所涉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由于“五四运动”这个词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包括5月4日爱国游行事件在内的一个更为广义的概念，所以我把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游行示威始，到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签对德和约止，在此期间全国范围发生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的一系列游行、演说、抗议、辞职、逮捕、罢课、罢市、罢工、成立组织、抵制日货等事件，统称为“五四事件”。

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几乎同时，与其表兄蔡晓舟一同搜集编撰五四资料的杨亮功先生后来这样说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自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天安门游行赵家楼纵火起，至六月十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明令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止，为时共一个月零十日左右。此一运动初由北京几个大学发动，蔓延至全国各省市各级学校暨各工商业人民团体。其传播之速，范围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他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就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用“五四事件”这个词的话，便可以将他之所谓的“五四运动”与今天所说的“五四运动”区分开来。

可以说，今天的“五四运动”这个概念是以当年的“五四事件”为原点，不断丰富，不断拓展起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因其无所不包，就难免显得庞杂模糊，以致一谈起“五四运动”，都有些叫人“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感。

今天，我们普遍认同的是一个更为广义的“五四运动”，可是，要知道，在当年很多当事人的心目中，“五四运动是一个简单的、纯粹与明朗的事件”。陶希圣甚至明确地说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关系不大，就是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学生影响也不大。他说：“五四运动的起因与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没有什么关系”，“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在学生们的中间，亦有流行。但白话文，或文学革命，或新文化运动，还未发生多大的影响”。田炯锦则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两码事”，参与其中的也是“两拨人”。“五四运动努力的人，对新文化运动，甚少参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亦很少参加五四的行动。”在他们看来，“五四”没那么复杂，没那么“含混”，而今天这个广义的“五四运动”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当年五四游行的参与者田炯锦后来就这样说：

叙述“五四”的事实，使阅者免除有矛盾冲突的感想，当先分清楚，什么是所谓“五四”、什么是所谓“五四运动”。五月四日当天游行的人，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行动，会被称为“五四运动”。而以后侈谈五四运动的人，至少在时间上包括由八年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这一段，不少的人甚至将文学改良运动，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混在一起；于是随其心之好恶，将“五四”以前数年的某些事实，与“五四”以后许多年的某些事象，都记在五四的功劳簿上或罪过册上。以致后之人对五四运动的真相，不易明瞭，更不易对其功过，有持平的论断。

更有当时的参与者王抚洲称，“如果说是文化人激动起五四爱国运动，这功绩应归之于当时的新闻记者，而不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这当然是从“五四事件”而不是“五四运动”的角度而论的。

可见，将“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就可以避免这些含混，以及由含混造成的赞美或批评。

……  括号里的文字即为《五四爱国运动》一书中删掉的内容。因为今天我们知道曹宅起火确系学生所为，并非曹汝霖“以陷学生于狱者”的‘‘奸谋”。显然，当年称曹家自己放火的文句就显得不合适了。可是，前面删了，后面就不得不再删。

（以上种种，如何预备，如何进行，发生如何之状态，结果如何，想读者已嘹然于心矣。惟其中最惹人注目者，为起火打人二事，不加详察，惟就一二抽象之事观之，未有不加学生以破坏秩序之罪者，姑就再就其经过之事实综合述之。）先是学生集议时，主张约分两派。一派主张只用游街演说之运动，不牵涉个人。一派主张外交之失败，因日本人之强硬无理所致，使无卖国贼为内应，亦不致如此结果，一致主张至曹汝霖、陆宗舆住宅，向曹陆二氏历数其罪以警之。不意初至曹氏门首，即起冲突，而起火之事，随之而发生。（警察遂逮捕学生以去，致学生等亦未得至曹宅。由是观之，公是公非，不难判断，则火起这事，究属何人，打人之事，是否出于学生，本此亦不难一想而知矣。）学生被捕之后，蔡孑民前往陈说一层，已志之矣。此外闻王宠惠、林长民等亦皆往警厅。兹闻五日下午，山东国会议员山东代表等开会，亦为保释学生之事。（今且言政府方面矣，戌亥之际，正官厅忙乱之时，作此函时．尚未得详细报告，惟闻徐东海态度仍安闲，段祺瑞则异常愤怒。）而政府方面，颇致咎于教育当局，谓平时不加约束，事前不能防范，而对于各校长之责备，犹不待言。从严惩办之声，已盈乎人耳。四日晚九时，国务院总理且召集紧急会议，商酌办法。亦有民气忿激，不可持之过急，以召他变者。（恐明日以后，此案消息，仍纷如沓如也。特西人评论，则谓外交失败之时，人民愤激之景象，他国常有，中国则为第一次耳。）

这也仅仅是自己所看到的与本书内容相关的部分材料的删改情形。三十多年来，多少人阅读、使用甚至引用此书整理的珍贵史料，却很少有人想到这其中的原文其实是被删节过的。

本书所收录的史料，出处均在篇末一一注明，选录情形亦在题注中注明，原文有明显的史实错误和需要解释说明的，编者亦在注释中尽可能注出。文字尽可能忠于原文，对原文的错字漏字衍文，均加以订正。改正的错字置于［］中标出，增补的脱字置于（）中标出，衍文用＜＞标识，墨迹不清无法辨认的以口代替，一个口代表一个字，没标点的加上标点，标点了的略加更改使之符合现代标点习惯。唯特别明显的错误，编者予以径改。由于经验和能力有限，其中错舛之处想来也一定难免。

由于本书收录的部分文章作者多已辞世多年，年久日深，加之编印时间紧张，一时没能联系到部分文章的版权人，相关版权人见到本书后，烦请与编者或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相应报酬。

我的两个研究生梁思思、段晓辉在文字录校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给我省出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想到自己心浮气躁，竞能沉得住气用指头一个字一个字按着对照校对而不觉得枯燥，是进步，也是退步。此书能在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之际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样的名社印行，鄙人自然是备感荣幸。

甲午马年春节，收到台湾林安梧教授自撰贺联一副：“甲第乾潜惟牛隐，午雨滂沱任马行。”牛性驯顺坚忍，马性毅勇刚健，我对此联意极为喜欢，又宝爱其书法，遂向林先生索要文字一副，且以其所说的“牛马精神”自励罢。

陈占彪

甲午马年春节鞭炮声中于意姜居

当初的觉悟与今日的应对

冲开血路，挥手上吧，

要致力国家中兴。

岂让国土，再遭践踏，

个个负起使命！

——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一

今天，我们一提及“五四”，想到的一定是当年那群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在曹汝霖住宅点的那一把火。无疑，“火烧赵家楼”是95年前“五四”事件的最高潮，也正因为此，“这一把火”几乎定格为“五四”事件的“象征”，以至于成为“五四”事件的“刻板印象”。这一“刻板印象”几乎使人们忽略了甚至遗忘了造成“五四”事件的主因是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也就是说，提及“五四”事件，人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内除国贼”（当然，曹陆章是不是“国贼”，我们还有商榷的余地），而不是“外争主权”（自然，陆徵祥代表中国政府拒签和约，也显示了民众高压的效果）。

“此次运动，爱国为其唯一目标，抗日实为触发动力。”。事实上，抗日不光触发了“五四”事件，而且是“五四”事件的重要内容。“这场运动，乃中华整个民族意识——抗日复权的意识——的觉醒，怒火的爆发”。“五四”当日，学生是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列国公使请愿，而不是前往新华门向大总统请愿，“五四”之后，学生发起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等。这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但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层。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纠正人们对“五四”事件的“刻板印象”，强调“五四”事件的“抗日”性质。

可以说，“五四”事件是国内民众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迫使政府对日本谋我青岛和山东权益说“NO”的一场“抗日运动”。朋友，不是说“内除国贼”就除错了，而是说我们不能忘了，这场运动从根本上讲是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激起的一场中国民众普遍参与的“抗日运动”。

只要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略加了解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从1879年，日本吞并邻国琉球、迈开其侵略扩张的第一步始，到1945年，日本“举国瓦碎”，屈膝投降止，近现代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领土被日本“蛇吞犬食”、几于亡国、中国人民被日本军阀奴役屠杀、几于灭种的历史。

朋友，我们深夜细想，数千年中日关系史中，两国自唐以来就干仗数次，可有哪一次战事能有近现代日本侵华的这次战争来得凶险和残酷？真可谓是“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在近现代日本的“侵华”进程中，抗战又为日本侵略与中国抵抗的最高潮。

前瞻“五四”之前，后顾“五四”之后，在日本谋我亡我的大背景中看“五四”运动，可以说，“五四”是一场“抗日运动”，“五四抗日运动”是抵抗日本加诸我国家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凶险的一次灾难的一环。

二

在这场由学生率先发难，工商各界随后响应的抗争中，中国人也在思考，在讨论这些问题：何以造成如此危局，如何走出这个危局。

在笔者看来，他们的思考、认识，或者说“觉悟”，至少有以下三点：一、中国若屈服于日本，非“亡国灭种”不可；二、公理的实现是要靠强力来护佑的；三、中国的前途在于自立自强，而不是依靠他人。以下分论之。

其一，中国人觉悟到中国若屈服于日本，非“亡国灭种”不可。

近现代以来，日本一直心怀亡华奴华的不轨野心。亲历过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的人们这样称：

日本这个以侵略起家的民族，自一八七一年以来。八十余年的历史中，它没有一天不在处心积虑地侵人国家、灭人的民族，以达成它统治世界的迷梦，尤其是对中国，从灭亡琉球群岛起，到卢沟桥事变发生为止，它的一贯的政策就是要灭亡中国，变成为它的奴隶、殖民地。

在此之前，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灭种之日不远”的现实。五四事件发生之后，北京高师的学生冯克书在其家书中这样写道：  况今之亡国，与古不同。古者一代兴一代灭，所谓楚得楚失，同是一家人。今者国家若亡，非灭种不止。至于做奴隶牛马尚小……

四

今年是“五四运动”95周年，同时也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初十日，李鸿章在复刘芝田的信函中这样说：

日本添募民兵，三丁抽二，复筹巨款，购办军装，横滨赶造炮船，意殊叵测。中国长虑却顾，不能不豫为之防。现议购船练兵，即当陆续开办。

这是甲午前日本扩军备战的情形。今天，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当年李鸿章看到的情形。2012年12月27日，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就职仪式上声称将着手修订防卫大纲，“将全力确保用于扩充自卫队人员和装备的拨款”。（“日本添募民兵，三丁抽二，复筹巨款，购办军装”）2013年8月6日，也就是广岛原子弹爆炸68周年纪念日，日本准航母22DDH在横滨造船厂下水（“横滨赶造炮船，意殊叵测”），命名“出云号”，而“出云号”即是当年侵华日军旗舰舰名。

怎么办？王韬曾这样说：

国家今日之急务，孰有如练水师，备战舰，讲兵法，固边防，筑炮台，迁厂局，储煤铁，购枪炮者乎？。

光绪十年（1884年），李鸿章提议建立中国海军（“径设海部”），并加紧军事准备以有备无患。他说：“此举诚如尊谕为经国不朽之基，我若加一分整顿，敌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

今天，如果要确保钓鱼岛不为日本所窃据，并最终回归祖国，如果要应付日本的军事挑衅，军事斗争准备，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是当前中国的重中之重，刻不容缓。

1919年，周瘦鹃在朱心佛编的《还我青岛》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须知此青岛者，寸寸为我祖国之土。青岛一日不归我，即一日无以对祖国。苟不得已而出于决裂，则当与中原十万健儿，长驱而东，立马富士山头。大声疾呼曰：还我青岛！请看他日之青岛，毕竟谁家之天下。

将这段话的“青岛”换成“钓鱼岛”，应当成为今天我们中国人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心声和姿态。

2014年五四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