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尔·萨特编著的《萨特读本》简介：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是什么？我们搁置了他那浩如烟海的鸿篇巨制，而选择了他面向大众发表的一篇较通俗的演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的文学观是什么？我们让最能概括其创作思想的论文《什么是文学？》来回答；萨特的小说，不妨从他的成名作《恶心》和短篇小说《墙》中感受其创意和技巧，戏剧是他的创作中的最受大众欢迎的部分，我们选择了独幕剧《隔离审讯》、《恭顺的妓女》及较易为中国读者所理解《死无葬身之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写得诙谐俏皮，妙趣横生，被认为代表了他的最高艺术成就，自然也在必选之列。这些作品形象地图解了作者的思想学说，在艺术上也各具特色。我们相信，这部篇幅不大的选本，能使不太熟悉萨特的读者获得对二十世纪这位闻名遐迩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和作用一个基本的概念。

让-保尔·萨特(1905一1980)，二十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之盛誉。他的学说对法国及整个欧美的思想文化界曾产生深刻影响，且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萨特的作品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萨特读本》篇幅有限，我们仅选择了相对而言较深入浅出，却又对了解萨特其人、其书、其学术思想至关重要的文本。比如他面向大众发表的一篇较通俗的演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最能概括其创作思想的论文《什么是文学？》；小说方面有他的成名作《恶心》、短篇佳作《墙》，以及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戏剧是他的创作中最受大众欢迎的部分，我们选择了《隔离审讯》、《死无葬身之地》等。这些作品形象地图解了作者的思想学说，在艺术上也各具特色。我们相信，这部篇幅不大的选本，能使不太熟悉萨特的读者对二十世纪这位遐迩闻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获得一个基本的概念。

《萨特读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

小说

恶心(节选)

没有日期的一页

墙

文字生涯

一 读书

二 写作

戏剧

隔离审讯

死无葬身之地

散文

什么是文学？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附录

名家点评

萨特生平与创作年表

推荐书目

没有日期的一页

星期六上午

可爱的阳光。薄雾预示今天是个大晴天。我去马布利咖啡馆吃早饭。

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嫣然一笑。我从座位上大声问道：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几天。他女儿今天从敦刻尔克来了，住在这里照顾他。”

自从收到安妮的信后，我这是头一次真正高兴能再见到她。六年以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见面时会感到局促吗？安妮从不局促。她接待我时仿佛我们昨天才分别。但愿我别一上来就犯傻，别使她不快。好好记住，见面时别伸出手去，她最讨厌握手。

我们在一起呆几天呢？也许我带她来布维尔？只要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在普兰塔尼亚旅馆过一夜，就够了。然后，一切将改变，我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头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的肖像令我吃惊。是比例失调还是透视法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但是我感到别扭。这位议员在画布上并不自在。

后来我又去过好几次，仍然感到别扭。我不愿意相信博尔迪兰——罗马奖得主，六次获奖者——会有败笔。

今天下午，我翻阅《布维尔讽刺报》的老合订本，——这是一份进行敲诈的报纸，老板在战争期间被控有叛国罪——隐隐约约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图书馆，去博物馆转转。

我快步穿过幽暗的门厅。我的脚步在黑白两色的石砖上没有任何声音。在我周围是一大群扭着手臂的石膏像。我从两个大人口处门前经过时，看见里面有碎纹瓷瓶、盘子、立在底座上的一个蓝色和黄色的森林之神的像。这是贝尔纳·帕利西①陈列室，专门陈列陶瓷制品和小工艺品。我不喜欢陶瓷制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必恭必敬地欣赏那些烧制品。

在大厅——或称博尔迪兰一雷诺达厅——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画，大概是前不久挂上去的，我没有见过。它叫《独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这是国家赠品。

独身者躺在一张零乱的床上，上身赤裸着，像死人一样微微发绿。紊乱不堪的褥单表明临终阶段为时很长。我微笑着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他可不是孤独一人，他的女儿在照料他。在画幅上，一个女仆——满脸邪恶的女管家——已经打开了柜子的抽屉，在那里数钱。从另一扇开着的门，可以看到在阴暗中有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着烟，正在等待。靠墙边，一只猫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这个人一生都为了自己。他受到了应得的、严厉的惩罚，临终时，没有任何人来帮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最后的警告：我还来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继续往前，那就必须清楚这一点：在我即将走进的大厅里，墙上挂着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几位过早夭折的年轻人和一位孤儿院院长以外，画上的人物去世时都不是独身，都有儿女在场，都立有遗嘱，都接受临终圣事。这一天像别的日子一样，无论是对上帝还是对尘世，他们都合乎礼仪；他们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们有权享受的那一份永恒。

他们曾有权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财富、权力、尊敬，最后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进去。一位看守在窗边打盹。从玻璃窗泻下的淡黄色光线在画面上留下了斑点。在这个长方形的大展厅里，除了一只见我来就吓跑了的猫以外，没有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但我却感到有一百五十双眼睛在注视我。

布维尔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间的全部精英都在这里，其中有男有女。这是雷诺达和博尔迪兰精心绘制的。

这些男人们修建了海滨圣塞西尔教堂。一八八二年他们成立了布维尔船主和商人联合会，“以便将一切善良的人们组成有力的束棒①，重振国家，挫败无秩序党派……’’。他们使布维尔成为设备最好的法国商港——煤炭和木材。扩建码头是他们的功绩。他们充分扩大了泊船站，并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时的抛锚水深达10．7米。由于有了他们，渔船的吨位从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吨上升到一万八千吨。他们不惜为培养劳动阶级中的优秀代表而主动创办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中心在他们的大力扶持下十分兴旺。一八九八年，他们瓦解了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一九一四年，他们为祖国献出了儿子。

女人们——这些斗士可尊敬的伴侣——创建了大部分教养院、托儿所和缝纫工厂，但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抚育了漂亮的儿女，教他们懂得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兰西赖以生存的传统。

肖像画的总体颜色近乎深棕色。由于考虑到庄重，画家们排除了鲜艳的颜色。雷诺达喜欢画老头，在他的画中，雪白的须发与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长画手。博尔迪兰的画技不如雷诺达丰富，他对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画中的硬领像白色大理石一样闪光。

室内很热，看守在轻轻打鼾。我环视四周的墙壁，看见了手和眼睛；这里或那里，有一张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走去时，被什么东西拦住了，因为从墙壁的葱形饰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来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里，头稍稍后仰，一只手臂贴着珠灰色长裤，手里拿着高礼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几分赞叹，因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丝庸俗，简直无懈可击；细小的脚，纤细的手，角斗士的宽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几分花哨。他礼貌地向参观者显露那明晰、整洁、没有皱纹的面孔，唇上甚至漾着几分笑意，但他那双灰色的眼睛没有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了，但像三十岁的人那样年轻、精神。他很美。P5-7

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是法国文化名人让一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

对中国读者而言，萨特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他的文学作品和主要哲学著作都已译成中文，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囊括其全部文学作品的七卷本《萨特文集》，今年又出版增补了“书信卷’’的八卷本《萨特文集》。然而，读者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读者出于兴趣或工作的需要，希望尽可能全面深入地把握萨特的思想与创作；有的读者则只求大致了解萨特存在主义学说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作品中的反映。这部《萨特读本》正是为满足后一类读者的需要而出版的。

让一保尔‘萨特无疑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作为哲学家、思想家，他是战后风靡整个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作为文学家，他针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提出了“介入文学”理论，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介入了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勇敢地站在受奴役、受压迫的人民一边，不倦不懈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及专制暴政。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对整整一代甚至数代青年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在这里，我们不打算把萨特吹捧为真理的化身，也不想鼓动读者去追随和信奉他的学说，但一个能影响其时代的人毕竟是值得关注的，何况他并不是把人们引向消极、悲观、颓废，而是努力唤起人们的自我意识和作为人的尊严感，召唤人们克服随波逐流、听任命运摆布的消极无为倾向，以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选择自己的生活和行为。也就是说，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配得上“人”的称号的人。当然，任何一种学说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有些影响甚至完全违背学说创立者的初衷。战后某些法国青年曾将标新立异乃至胡作非为冠以“自由选择”论的光环，且自我标榜为“存在主义者”，这显然只是借用了存在主义的词语，却大大有悖于萨特学说的根本精神。

萨特的作品汗牛充栋，编一部理想的选本谈何容易。好在选家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目的，既然本书以普及为本，我们便绕开他那些深奥费解的篇章，尽可能择其相对而言较深入浅出，却又对了解萨特其人、其书、其学术思想至关重要的文本。萨特阐释其哲学思想的鸿篇巨制，原本无法纳入篇幅不大的选本，所以选择了他面向大众发表的一篇较通俗的演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演说虽不能全面透彻地演绎他的学说，却简约地指出了其学说的要义，驳斥了人们对存在主义的种种歪曲和误解；萨特的文学论著数不胜数，我们仅选了最能概括其创作观的论文《什么是文学？》；萨特的小说，分量最重的固然是《自由之路》三部曲，但写得精彩的是他的成名作《恶心》和短篇小说《墙》；戏剧是萨特文学创作中最受大众欢迎，干预生活最为直接，社会影响也最广泛的部分，限于容量，我们选用了篇幅较短，且较易为中国读者理解和接受的《死无葬身之地》和独幕剧《隔离审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被认为代表了萨特的最高艺术成就，自然也在必选之列。这些作品形象地图解了作者的思想学说，在艺术上也各具特色，足可作为了解萨特思想与创作的基本素材。

萨特于一九。五年出生在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他两岁丧父，童年时代一直随母亲和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外祖父夏尔·施韦泽是位语言教授，家中藏书甚丰，萨特从小生活在书的世界，四岁即能阅读，八岁开始尝试写作，被全家视为神童。一九二四年，萨特考入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一九二九年获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第一名，成为一名深受学生爱戴的中学哲学教师。一九三三年，萨特作为官费留学生赴柏林进修，受业于德国著名哲学教授胡塞尔①门下，研究克尔恺郭尔②、海德格尔⑧、雅斯贝斯①等人关于“存在”的学说及胡塞尔的现象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一九三四年，萨特学成归国，仍在中学任教，同时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一九三六年，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想象》出版，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又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恶心》和中短篇小说集《墙》，其思想及艺术的新颖独特，立即为文坛及读书界所瞩目。萨特在战前的这段生活，正如他在传记小说《文字生涯》中所描述的，以“读书”、“写作”四字便可概括：“我的生活从书本开始，大约也要在书本中结束。”这一点是萨特其人的重要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萨特的平静，迫使他走出书斋。一九三九年他应征人伍，次年六月被俘，在战俘营生活了十个月后获释，仍回中学教书。战争成为他的生活和思想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纯粹的个人转向社会”。他意识到个人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参加了地下抗敌活动，为抵抗运动组织的地下刊物撰稿。一九四三年，他的第一部剧作《苍蝇》首演成功，此剧借古喻今，以暗示手法召唤人们奋起反抗法西斯的统治，在敌占区引起强烈反响。同年，萨特又出版了已酝酿十年之久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系统阐述了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学说，且强调了在被奴役情况下，完全有权选择反抗的道路。放弃选择，也就是放弃自由。此书显示了反对消极无为、妥协投降思想的挑战态度，被誉为“反附敌思想的宣言书”，当时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九四四年，萨特辞去教职，和梅洛一庞蒂、雷蒙·阿隆等人一起创办《现代》杂志，从此专事著书立说，直至去世。

战后十年，是萨特的极盛时期，其声誉之高，连他本人都颇感惊异。青年们纷纷以阅读《现代》杂志为时髦，他的戏剧上演时场场爆满；甚至他经常光顾的咖啡馆也染上了史诗般的传奇色彩。萨特及其学说之所以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首先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战争创伤和战后的冷战局面给人们造成的焦虑彷徨心理，并试图以自己的学说给人们指出一条精神上的出路。特别是对那些既不满意现存秩序，又不能认同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萨特的学说由于标志着一种忠于个人信念的独立不羁精神而具有格外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萨特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出色地运用了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使存在主义这种抽象晦涩的哲学变得通俗易懂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哲学是哲学家们的事情，只有生活才值得自己关心。萨特把存在主义解释为“生活与行动的哲学”，“一种怎样使人们的生活过得去的哲学”，他在小说、戏剧中展示人们共同的生活处境，揭露现实的荒谬，将人们面临的选择提到哲理高度来启发人们深思，这样他的文学作品便与同时代人建立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他的哲学也就跳出了玄奥之塔而贴近了人们的生活，变得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了。

事实上萨特的学说的确不属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是有关思想、生活和行动的一种哲理。萨特自己也曾说，存在主义不是真正的哲学，而只是一种“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源于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关于“存在’’的学说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其产生的土壤而言，原是社会矛盾深化、乐观主义丧失的产物：无情的生存竞争、尖锐的阶级冲突、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破产、贫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特别是战争的残酷、死亡的恐怖，……将人们抛入焦虑不安的困惑之中，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荒诞、异己、动荡不宁和令人绝望的世界，个人孤立无援，人丧失了人的价值，变成了物的奴隶；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称颂的高大、尊严的“人”，如今却渺小、软弱，完全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提出要从新的角度研究人、关注人，重新探索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和前辈存在主义哲学家一样，“存在先于本质”和“自我选择”论是萨特学说的基本命题。即人首先存在，然后按自己的意志造就自身；生活本是一片虚无，全靠自己赋予生活以意义。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是人区别于物的最大特点。对于物来说，是本质先于存在，物在被制造出来以前，其性能功用早已设计好了；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确立自己的价值：“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

萨特当然不会停留于重复或阐释前辈哲学家的论点。如果他的学说毫无新意可言，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何萨特的影响能大大超过他的前辈，而被西方尊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人”和“半个世纪的精神导师”。

萨特超越前人的地方，首先是完全剔除了存在主义自我选择论中的宗教神秘色彩，把人类自身的意志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克尔恺郭尔曾将人类可选择的生活分为三类：美学阶段、道德阶段和宗教阶段。在人生最高境界的宗教阶段，人的精神世界才与上帝的意志达到和谐统一。萨特不承认上帝，他说“上帝死了”。意思是人不需要任何神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每个人应自己进行选择，且以行动来体现自己的选择。于是自由选择、重在行动便成为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最大特色。萨特拒绝上帝，同时也拒绝一切社会定见和习俗，他蔑视社会的评判，不承认既定的伦理道德和是非标准，主张按自己的独立判断采取行动，自己对自己负责。总之，萨特认为人必须从一切禁锢中解放出来，冲破神灵或社会强加于自己的观念，敢于自己做出判断，自己承担一切，哪怕遭到失败、牺牲，毕竟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生活过、行动过。

萨特强调存在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由的学说”，自由是这一学说的核心，但他所谓的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里，自由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所体现的是人格的尊严和独立的思考。这一概念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思想因素：一是对现存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否定；二是在意识到人的异化和贬值的情况下，力图恢复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努力。萨特认为，无论人的处境多么恶劣，意识总是自由的，思想总是由自己支配的，人毕竟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走向。你被敌人俘虏，失去人身自由，但你是成为宁死不屈的英雄，还是卑怯可耻的叛徒，全凭自己决断。一个残疾人，受到生理的局限，他可以自怨自艾或怨天尤人，也可以发掘自己的潜能，找到自救的途径，全看自己作何选择。

由此可见萨特的存在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试图超越环境的限制，努力寻求个人价值的学说。在人们对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悲观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这种学说无疑因提示了某种较积极的人生追求而在人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所以，安德烈·莫洛亚①将萨特的存在主义称作一种“随时给人以希望和向往”的哲学。萨特学说之所以在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中产生巨大影响，原因大约在此。

萨特还有一个超越前辈之处，即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以往的存在主义学说，都将人的主观世界视为惟一的实在，而将外部世界视为虚无。萨特在战前的学术思想，同样只着眼于孤立的个人，看不到个人与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有什么联系。战争使他意识到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个人，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存在，个人无法与社会割裂。萨特曾经认为，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任何情况、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选择的自由。后来这一观点有所修正，他承认了社会存在对人的制约，并修改了自由的概念：“自由是一种小小的行动，它把完全受社会制约的生物变成部分摆脱所受制约的人，譬如热内的生存条件不折不扣使他成为小偷，他却同时使自己成为诗人。”(《处境种种》第9集)也就是说，萨特开始在承认社会制约作用的前提下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就比将主观意志绝对化有所前进了。

萨特不能不正视，战争一旦发生，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而每个人对战争的态度、每个人自我选择的总和又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进程。“每个人的处境和集体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只有在改变集体处境的同时才能改变个人的处境。”(《七十述怀》)因而每个人都对社会、对人类承担着一份责任，人人都应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作认真的思考与抉择，“不仅要考虑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要对人类负责。”(《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一思想，显然使萨特的存在主义比他的前辈具有了更多的理性色彩和积极意义。萨特宣称：“战争使我懂得了必须干预生活。”于是他参与了所有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并创立了介入文学的理论。

一九四七年二月，《现代》杂志开始连载萨特的文学理论著作《什么是文学？》。作者探讨文学的属性时，着重论证了“写作便是揭露，揭露带来变革，因而写作就是介入②。”萨特声明他不要求绘画、雕刻、音乐直接介入，但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的文学却必定要介入。因为说话是一种行动，行动必然使作家介入。

谈及“为什么写作？”时，萨特认为艺术创作的深层动机，是作者需要向世界证实自己的重要性，而这一过程必须由作者和读者双方共同完成。“只有为了别人，才有艺术；只有通过别人，才有艺术。”因而“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召唤”，即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作者和读者的自由互相寻找、彼此影响。自由是创作的中心题材，但萨特认为，实际上作家在自己身上和他的读者身上遇到的都是“陷在泥淖中的、有待打扫干净的”自由，每本书都使人们从个别的异化中得到具体的解放。

谈及“为谁写作？”时，作者回顾了作家与读者关系的演变史，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家有不同的处境和不同的自由度。萨特提出，当一种文学对自主性没有明确的意识，而听命于某种意识形态时，这种文学便是异化的文学；当一种文学对自身本质没有完整的认识，仅以形式上的自主为原则，而忽视作品主题的重要性时，这种文学便是抽象的文学。

萨特将二十世纪的作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在一九一四年已经成名，他们大都依附资产阶级；第二代活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们深受战争刺激，对现实持否定态度，但他们只顾破坏，不思建设。萨特将自己归人从二战前夕开始写作的第三代作家，这批作家不像第一代那样依附资产阶级，也不像第二代那样只顾破坏。他们面对战后百业凋敝、一片废墟的现实，其自由意识中，既有否定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否定性表现在对劳动的异化提出抗议；建设性表现为创造性的超越，即人们为超越自身的异化、追求更好的处境而作的努力。萨特认为当今文学的批判职能主要是代表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抗议资产阶级的压迫，但又感到法国被压迫阶级已为追随苏联政策的法共所控制，而苏联在“革命出了故障”的现阶段，保卫的已不是革命利益，而是它自身的国家利益。萨特认为文学艺术的本质既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也不能与共产党的功利主义相调和。所以作家无法在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之间做出选择，只能既反对资产阶级也批评共产党。萨特的上述立场，与其说是政治上的中间路线，毋宁说是他的存在主义自由观的表现，他拒绝盲目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约束和控制，要求完全独立地做出判断，自由地介入现实。

萨特的文学创作既是他介入生活的重要手段，也是他的哲学思想形象化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萨特把文学放在从属地位。相反，文学才是他一生中的主要追求。较之哲学家的声誉，他更重视自己的文学家声誉：“哲学是第二位的，文学则是第一位，我要通过文学实现不朽。①”在萨特看来，哲学本身没有绝对价值，时代的变化会导致哲学思想的相应变化，哲学探究的是永恒，而其论点总要不断为后人所超越；文学则不然，文学记录当今世界，优秀的作品可以超越时间空间，永远为人们所喜爱。不过萨特视哲学为文学的灵魂和尺度，因而“一个作家必须首先是个哲学家，哲学是对作家的基本要求。”①

萨特的文学创作在战前已初露锋芒。一九三八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恶心》第一次以文学形式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没有本质的存在等于虚无。主人公罗冈丹意识到自己生活得浑浑噩噩，既无目标，更无意义，全然是个没有理由的、偶然的存在，于是为一种空虚、荒诞的感觉所缠绕，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和厌倦。整部小说就是刻画罗冈丹的这种心理体验，亦即揭示尚未获得本质的存在的自在状态。这实际上是生活中的普遍状态，只是多数人尚未明确地意识到罢了。小说抓住了这一普遍存在却又往往被人忽视的现象，上升到哲理高度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是小说给人以深刻印象并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恶心》阐明了萨特存在主义学说的出发点，罗冈丹的恶心感标志着醒悟的开端。

中短篇小说集《墙》(1939)收有五篇作品，这些作品提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基本命题：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五个故事分别将人物置于五种荒谬的，甚至是极限的处境，让他们在困境中自由选择，自由行动。这五个短篇中，社会反响最大的，是短篇小说《墙》。小说描写共和党人帕勃洛等人被长枪党徒判处死刑，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因处于死亡的临界状态而备受折磨，怯懦但却无辜的小儒昂被枪杀，战胜且超越了恐惧的帕勃洛为愚弄敌人说的一句假话，却不幸暴露了战友的藏身之地，并意外地因此获释。作者一方面揭露种种存在的荒谬性，同时让读者领会到，这完全是主人公自我选择的后果。他们本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可能给他(或她)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命运，因此人的命运其实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人生充满各种可能，没有神灵事先做出安排，也没有人能代替他做出决定，他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显然，当时萨特认为一切取决于个人的意志，自由是绝对的。

谈到萨特的小说，不能不注意到他在二战期间的创作。战争结束以后发表的长篇系列小说《自由之路》三部曲(1945—1949)，如标题所示，是萨特对自由的进一步思考与探索，有必要在此做一个粗略的介绍：作者在这组小说中，融入了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新感受，第一次将个人的处境与群体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将自由置于一定的社会制约之下。他试图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做出选择时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考虑到对社会负责，因为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小说的中心人物马蒂厄是个独立不羁、崇尚自由的知识分子，而事实上他并不比他周围的人更自由。小说的第一部描写他身不由己，陷入矛盾重重的生活泥淖中不能自拔……尽管已届不惑之年，他仍然处在困惑之中，从无果断的选择或行动，也一直不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第二部《缓期执行》以慕尼黑会议为背景，描写战争阴云笼罩下法国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动态，以及被迫卷入备战行动的情景。总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谁也无法置身事外，马蒂厄也被动员入伍。捷克已经岌岌可危，绝大多数法国人却存着侥幸心理，祈望战火不要烧到法国来。英、法政府决定向希特勒妥协，慕尼黑协定签订了，人们松了一口气，然而实‘际上战争仅仅是延缓而已。第三部《痛心疾首》描写战争发生和法国惨败后人们的心理状态。马蒂厄和他的伙伴们参战以来，未及放一枪，法军已全线崩溃。他们所在部队的军官全部逃之天天，士兵们愤懑却无能为力，只好借酒浇愁。马蒂厄冷静地直面现实，法国的惨败引起他的反思，他意识到自己对战败并不是完全无辜的。迄今为止他一直生活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从未想到应对社会承担一份责任，他既不参加选举，也不过问世界大事，他意识到正是自己和所有法国人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今日法国的惨败。德国人已进入村庄，马蒂厄在工人皮内特的带动下，参加了钟楼阻击战。从来不曾参与战斗的马蒂厄也开枪射击了，而且命中了敌人，他兴奋地体验到做出选择并付诸行动的快感。最后钟楼上只剩下马蒂厄一人，他高声嚷道：“总不能说我们坚持不了十五分钟吧！”他走近栏杆，站着射击，每发子弹都成为对优柔寡断、无所作为的过去的清算与报复。他坚持了十五分钟，最后一枪正好射中了向教堂奔来的德国军官。马蒂厄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意志、价值和力量，他获得了自由。有的评论家提出，马蒂厄这样一个优柔寡断、软弱怯懦的人，怎会突然做出这等英雄行为呢？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中回答道：“懦夫是自己造成的，英雄也是自己造成的。但对懦夫来说，始终存在不再是懦夫的可能性，英雄也始终存在不再是英雄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始终承担责任，而不是由一个特殊情况，一个特别的行为来决定你的终生。”也就是说，萨特认为人的本质并非与生俱来，亦非固定不变，一切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

与小说相比，萨特在戏剧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正是通过戏剧，萨特的影响迅速地遍及全欧。就艺术手法而言，萨特戏剧对法国传统戏剧并无大的突破，但其重要特色同样是突出了对处境的刻画。萨特认为，“戏剧能够表现的最动人的东西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选择和自由地做出决定的瞬间，这个决定使决定者承担道德责任，影响他的终身。”(《提倡一种处境剧》)所以，萨特的戏剧往往被称为“处境剧”。

萨特一生创作了八部戏剧，还改编过三部戏剧，不言而喻，“选择的自由”，是这些剧作的共同主题。

一九四四年五月首演的独幕剧《隔离审讯》(又译《禁锢》、《秘审》、《没有出口》)是萨特最重要的剧作之一，这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哲理剧，生动地阐明了作者关于“自由”的思想。故事发生在地狱里，但这不是传说中充满鬼蜮和酷刑的地狱，而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房间里的三个人都是死者，正在接受他人评判的折磨。原来地狱不是别的，正是他人投向自己的审视的目光。萨特既不相信来世也不相信地狱，但他相信人活着就是为自己写历史，死后只能任人评说。这就是所谓“他人即地狱”。这一论点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任何人无法逃脱他人的审判，因而务必以对己负责的态度作认真的选择；二是不能因惧怕他人的审判而放弃自由，违心地按世俗偏见决定自己的行动。此剧的标题包含被禁锢和没有出口之意，实际上出口是有的，房门没有上锁，只是三个死者出于种种顾虑不敢迈出房门一步。这一细节画龙点睛地图解了萨特的自由观，说明自由是存在的，选择是可能的，地狱并非不能砸碎，人们放弃选择只是由于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

《死无葬身之地》(1946)以二战为背景，把人物置于极限的处境，面对生死的考验。被俘的抵抗战士失去人身自由，受着严刑拷打，但他们仍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和刽子手之间展开了一场意志的决斗。事实上，英雄也好，懦夫也好，最终都难逃一死，关键是选择什么方式去死，是作为英雄尊严地死去，还是作为懦夫卑贱地死去。此剧对同一处境中的不同心态作了精细的描绘，在萨特笔下，被掩护者远比受拷打者痛苦，性格软弱者远比意志坚强者受折磨。

独幕剧《恭顺的妓女》(1946)以一件杀人案为背景，描写人是如何屈服于压力，放弃自由，从而丧失人的本质的。丽瑟是个妓女，她并不喜欢黑人，但也不想做任何不公正的事。她本已答应为被诬杀人的黑人作证，可是在达官贵人的威胁利诱和种族歧视的压力下，终于为维护权贵们的利益作了假证。她放弃了良知的选择，不仅丧失了意志自由，甚至也失去了人身自由。

其他几部剧作题材各不相同，立意则始终围绕面向现实的各种选择。一九四三年发表的《苍蝇》，以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为题材，向沦陷时期的法国人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题：是为安宁而向占领者妥协，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向仇敌发起挑战。《脏手》(1948)一剧，以某革命党(指共产党)党内斗争为背景，提出了革命者能否以革命的名义行不义之事，是否应遵照领导指令去做自己认为完全错误的事情。此剧批评了法共的教条主义和党内斗争的残酷，同时影射了苏共对法共的控制，因而大大触怒了法共和苏联当局，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萨特一时被目为反共分子。《魔鬼与上帝》(1951)被萨特解释为《脏手》的续篇，剧情被安排在四百年前农民起义的背景上，主题却锁定为知识分子是否应选择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且作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因而这部剧可以理解为萨特试图靠拢工人运动的一种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变，显然与他当时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关。此后数年，萨特的确在反对冷战的斗争中与共产党结为同盟。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六年间，萨特与共产党关系相当友善，曾应邀访问苏联和中国，发表热情洋溢的观感，并被选为法苏友协副主席。一九五五年首演的《涅克拉索夫》，以讽刺闹剧的形式猛烈抨击了西方新闻媒体的反苏反共宣传。由于这部剧，萨特被指控为“暗藏的共产党人”。

其实萨特与共产党人之间始终不曾消除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些分歧集中反映在他的哲学论著《辩证理性批判》(1957—1960)里。萨特声称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却是批判共产党的。在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指共产党的理论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他把现代马克思主义称作“懒汉式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其主张已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他批评共产党将思想与事实扼杀在党的路线之下，动辄按路线划分革命与反革命。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本当包含存在主义，可是当今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却使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人学的空场”，因而有必要将存在主义融人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完善起来，重新“发现人”、“探索人”……意识形态的分歧决定了萨特与共产党的合作只能是暂时的。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萨特指责苏联出兵，为此与法共分道扬镳，并辞去了法苏友协的职务。

与此同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萨特比法共更严厉地谴责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五幕剧《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59)便是针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创作的。这部剧作之所以值得特别关注，是因为作者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超越民族主义的立场，反思民众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这种思维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萨特在二战中，不因自己仅是一介书生而回避对法国战败应承担的责任；同样，他认为法国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法国民众如果不团结起来予以制止，也一样应对此侵略罪行负责。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战后德国为背景，试图通过一个不愿正视战争罪责的法西斯走卒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重温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训，借以启发法国人民认真思考自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应采取的行动。萨特想要说明，在一个正向暴力社会演变的历史阶段，谁都逃脱不了犯罪的可能。格拉赫父子本不是纳粹分子，而且内心对法西斯主义不以为然，但侵略战争能给格拉赫家族的企业带来巨大利润，于是老格拉赫接受了纳粹的订货，且向纳粹出售建立集中营的土地，实际上成为纳粹的支持者。儿子弗朗茨因保护一个犹太人受到追究，被遣送到前线作战，尽管杀人违背他的初衷，终于身不由己地成为一名法西斯走卒、屠杀苏军俘虏的刽子手。他出于民族主义情绪，以为战争一旦发生，便非打赢不可，否则将是德国的毁灭。德国战败后，弗朗茨十余年闭门不出，在负罪感和逃避罪责的矛盾心理折磨下濒于疯狂。他宁愿相信德国已成废墟，以便为自己的罪行辩护，也不愿看到德国的复兴而面对良心法庭的审判。最后，已患绝症的父亲决心和儿子一起自裁，以“车祸”形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此剧以振聋发聩的力量向法国公众敲起了警钟，召唤人们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做出认真选择，切勿向侵略者妥协而沦为共犯。此剧公演后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震动，自然也招致极右分子的敌视．萨特的寓所两次被极右组织投放炸弹，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遭暗害，但他仍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奔走，直至一九六二年阿尔及利亚独立。

最后，我们要着重谈到六十年代中期出版的萨特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这是一本以叙述童年生活为主的小书，却又是作者的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萨特以自嘲的口吻，诙谐俏皮、妙趣横生地向读者讲述他自我发现、自我扩张和自我认识的过程，解释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胚芽和整个学说的出发点。他的家庭环境使他很早就破除了对上帝的迷信，很早就开始寻求自身的价值。他喜欢扮演孤胆英雄，救世人于水火之中。他深信文学能救世，于是“引天下为己任”，立志以他的作品“保护人类不致跌人万丈深渊”。然而使命固然崇高，自己却不堪重负，原来“一项伟大的事业落在了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肩上”。他回顾往事，发现过去的幻想是“十足的疯狂”，实际上他“对大众的需求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漠不关心”，他“自封为大众的救星，私下却是为自己得救”。萨特承认自己骨子里是理想主义的哲学家，脱离实际，把概念当现实，把文字当做事物的精髓。对他而言，“写作即存在”，“存在只是为了写作”。他说：“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才摆脱。”最后他发现“文化救不了世，救不了人，也维护不了正义”。但写作已成为他的习惯，他的职业，他还得继续写下去，文化是人类的财产，毕竟还有些用处。

这本书自一九五三年着手写作，一九五四年已经完稿，但断断续续修改了十年，直到一九六四年才发表。这部作品出版后，法国及整个西方文坛反应强烈，很快译成各种文字。无论他的朋友或敌人都为这部作品优美的文体和独特的风格所倾倒，一致认为确系匠心独运、新颖脱俗的大手笔，足以代表萨特的最高艺术成就。正是这部作品出版以后，萨特被授予一九六四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虽然萨特声明“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拒绝了领奖，但作品获奖毕竟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萨特是位多产作家，除哲学、小说、戏剧和多种研究专著外，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和文学评论，后结集出版，编为《处境种种》，共十集。此外，萨特还写了大量札记(如《奇怪战争的札记》)和书简，直接记录自己当时的日常生活和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萨特三岁失去右眼，靠一只左眼完成了五十卷巨著。到一九七三年以后，双目濒于失明，仍以口述或对话方式勤奋工作。一九七五年发表的《七十抒怀》，便是以接受采访的形式完成的。

萨特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存在主义学说。他坚信人的一生就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只能由他自身的行动来认定。终其一生，他一直是按自己的设计不倦不懈地行动着。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战争时期他身在前线，无论客观条件多么困难，自由的空间多么狭小，他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追求。除了完成气象兵每日的任务，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读书和写作，一刻也不曾中断思考和创造，总是不知疲倦地耕耘着自己，一分一秒都不轻易放过。这种永不止步的进取精神，这种注重行动的生活态度，是萨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中最富积极意义的一面，也是他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萨特所到之处，周围的人们往往深受吸引，很自然地将他奉为精神领袖，除他渊博的知识令人敬佩外，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萨特忠于自己的介入原则，直到晚年，参加社会活动依然热情不减，为了抗议美国入侵越南，他拒绝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并接受罗素邀请，参加“战犯审判法庭”，调查美国侵越罪行，谴责美国总统等战争罪犯。同样，他也谴责苏联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和对捷克、阿富汗的人侵。一九六八年巴黎学生发动“五月风暴”，萨特站在学生一边，不断地发表演说、签署宣言、出庭作证、参加游行，乃至上街叫卖宣传“毛派”思想的《人民事业报》……。很难说萨特真的相信学生们的行动能有什么成果，但他支持一切挑战现存制度的行为。他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叛逆，而且坚持背叛”。他始终相信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不过社会主义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代名词，而不是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

总之，萨特一生叱咤风云，轰轰烈烈，虽然不时有惊世骇俗之嫌，但的确以实际行动坚持了自己的信念。他不畏强暴，不怕孤立，从不屈服于来自任何一方的压力，始终凭良知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人们不见得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同意他的见解，但他的勇气和人格却赢得了公众的敬重，以致有人赞他为“世纪的良心”。他去世时，数万(也有一说是十万)群众自发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不少人甚至是千里迢迢从外省赶到巴黎来的。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萨特的坟头每天都有不知名姓者奉献的鲜花……一个作家不论有多少过失和缺点，能够在民众中赢得如此广泛的尊敬和由衷的悼念，至少说明他曾与千千万万民众息息相通，说明他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探究。我们希望这部选本，能给不太熟悉萨特的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的素材和信息，让大家对二十世纪这位遐迩闻名的大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获得一个基本概念。

萨特具有一种超群的智慧、真正的戏剧才能和强大而罕见的慑服力，因而能持续地取得成功。尤其是写了极有文采的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这是他写得最好，也最富于人情味的作品——以后，萨特更加声震文坛了。

萨特首先是位哲学家，然后成为小说家，他的长、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都是其哲学思想的体现。正是通过其哲学思想，萨特吸引了他的同时代人。把哲学和文学联系起来的念头，将他造就成一位名人。他一直认为，每个时代只有一种哲学富有生命力，那就是表现社会总趋势的哲学。

——安德烈·莫洛亚

他(萨特)以不可磨灭的方式道出我们时代的一部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他写下了应当写的话语，也是人们所期待的话语。

——勒克莱齐奥

萨特恰似一个展开的时代。萨特就是各种各样的会合点：与萨特一起穿越世纪，在穿越中迷途，在穿越中避免阴暗的斜坡，如今进入下个世纪。当人们陷入是非不清时，总是他显得更加突出。

——贝尔纳一昂里·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