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在中国古代有“尺牍”、“尺素”、“尺笺”之称，“尺”可以看出它的小，作为个人之间的文字交流，它的私密性似乎也不足以承担大历史的描述，更何况，书信中信息芜杂、内容零碎，更给人难以“补天”的感觉。然而，书信的这些“短处”也恰恰是它不可替代的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勾勒出历史巨浪不曾吞噬的枝枝节节，也有个人化的微妙小情调……从另外一面看，大历史缺了它们的支持，那只能是空空的一张皮。

周立民的《简边絮语（精）》以巴金与友朋的来往书简为例，或许，当年友朋间不经意的几句话，今天都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助于揭开很多历史疑点。

《简边絮语（精）》以巴金与友朋的来往书简为例，或许，当年友朋间不经意的几句话，今天都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助于揭开很多历史疑点。至于那些涉及编辑、出版的大量书信，则更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对于编辑、出版而言，人们看到的是它的成果，而背后的编辑、出版、营销的过程常常在时间中被淹没，《简边絮语（精）》编者周立民和作者的书信往来则多少可以打捞出这背后的枝枝节节，甚至补充了出版史的空白……书信中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大事到文坛风云，乃至个人情感等，对于了解那渐渐远去的时代和活跃在那个时代中的身影大有帮助。抛除这些，它们还有趣，哪怕大不相同的笔迹也能看出写信人的不同性格、气质，笔画之间还留有不知多少的想象空间……

小引

洁白的心房充溢着新生的恩惠

——巴金、胡风、萧军在历史转折年代中

“一切梦都消失了”之后

 ——郑振铎、巴金及其他

西子湖畔的十年之约

——巴金和师陀

“你们将同春天一道来临”

——时代大潮之外的方令孺

大历史中的小细节

——关于新发现的丁玲、康濯致巴金的信

金色的阳光照耀着“新北京”

——从黄裳致巴金、萧珊一封信说起

后记

当然，也可以说是巴金的性格使然，他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他与各种观念不同的朋友都可以坦然相处，这一点大约与胡风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或者说，胡风是一个有领袖欲的人，巴金则没有。其实在那一年的秋天，另外一张照片也值得关注。照片中，沈从文站在最右边，背着手，面含微笑，人微胖，看上去精神不错，不像是在经历着精神危机，巴金与他紧挨着，面部带着拍照瞬间的紧张，中间是张兆和，笑得很开心，另外两位是靳以和王辛笛，他们可以说都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看一看沈从文的儿子龙朱是怎样解读这幅照片的吧：

当年1月，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矛盾，使他感到恐

惧、绝望，终致精神失常。3月自杀获救，被送入精神病

院，以后时好时坏，北大任教已经无法进行。7月，出席

全国文代会的巴老伯专门去看望病中的父亲，留下了这

张照片。8月，父亲终于真的撇下写作和大学的教职，去

历史博物馆重新开始他的后半生。我不知道巴老伯的慰

问、关怀在父亲克服思想上的病痛中起了什么作用，然

而，在我们家庭那么一种艰难情况下，能得到老朋友的

关心，就叫终生难忘！

在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的书信中，曾经提到过巴金来看他，并且劝慰他的事情：“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你说：‘你若能参军，我这里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难也会支持下去。’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想起昨天巴金、萧乾说的，我过去在他们痛苦时，劝他们的话语，怎么自己倒不会享用？许多朋友都得到过我的鼓励，怎么自己倒不会享用？许多朋友都得到过我的鼓励，怎么自己反而不能自励？”。从这里可以看到，巴金和萧乾拜访沈从文是1949年9月19日，巴金第二次来北平的时候；而那张照片则摄于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也就是说巴金在京期间不止一次地去看望过沈从文。沈从文一直处在犹疑的状态中，对此，张兆和曾有过描述：

上次我信中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

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

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

时候是忧郁的，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

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

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忽然用剃刀

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

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

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

己；一谈到他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

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

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

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

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

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

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得重新估价，他对自

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  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

显然，沈从文此时最需要的是朋友的温暖和信心。在大时代的变动中，他迫切需要外界的信息，打消内心的顾虑。巴金等人的劝慰显然发生了作用，但他们谈了什么呢？可惜找不到任何记录，巴金后来回忆说：“到北京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我和王辛笛、章靳以、唐驶一起去看他，当时他很害怕，很紧张。”对于沈从文1949年后不能从事文学创作，与许多人的感觉不同，身经荣辱的巴金似乎并不感到特别惋惜：“他如果不搞服装史研究，在文联、作协工作，也不会写出什么来。”。这是不是巴金的现身说法呢？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沈从文要是写就能写出独特的东西，这多半……

P45－48

我很喜欢下班后赖在办公室里，这时没有人来找，没有电话，QQ也不叫，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往家里赶，我的思绪奔波在更遥远的时空中。

翻动那些脆黄的纸片，抖去岁月的烟尘，远远地打量，轻轻地走近，它们如同一部无声电影，然而，不经意间的一个细节又让你觉得纸上墨迹未干，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又极其鲜活。

有人不理解，整日里翻检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老人老事究竟有什么意思？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只是觉得这是不同于闹、迷乱的当下的另外一个空间，时间会过滤掉很多渣滓，留下的是难得的一片蓝天白云，沉浸其中，我又常为其中的趣味、风度而迷醉，现实中的烦恼仿佛也烟消云散。当然，不仅仅是逃避，更重要的是打开那些尘封的往事会发现很多当下缺少的东西，比如自由鲜活的生命气象，神采飞扬的精神状态，甚至痴里痴气的童真——我不仅叹服那些人学贯中西的素养，更看重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自由心态，这些更像纯净的空气，能清洗我们心肺中的污浊。

于是，便有了这一次次追寻和打量，一次次的轻抚和叩问，一次次的赞赏与致敬，一次次的交流与碰撞……

周立民

2012年12月16日傍晚于武康路巴会故居

对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前些年是攻城略地、开疆辟土；近年来，人们显然已不满足于发掘的快乐，于是文学史的构成形式、叙述方式、考量视角等都成了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同时，对于当下文学史研究模式和表述方式的不满业已成为研究者企图破解的困惑。郜元宝就曾写过《作家缺席的文学史》、《没有“文学故事”的文学史》等文，在对当下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评判中，道出自己的不满足：“权衡校量许久，编写者们一致决定不以作家个体精神演变为主线，最后呈现给读者的也都不是由鲜明生动的作家形象串联起来的文学史……”。要求“鲜明生动的作家形象”，或许他点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近年的出产而论，仅有文本的文学史不仅是枯燥的，而且是没有灵魂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史料的整理、发现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他们认为这些不过是作家个人的传记材料，研究者宁愿依然故我地不断变换着各种流行理论来“重读”作品，而不愿或未能把它们有效地整合到文学史研究中。学界不断鼓噪“创新”，史料整理这些雕虫小技自然不在才智之士的眼中。

可是，在所谓的学术界之外，我倒看到了不少人对于作家日记、书信、笔记等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的热情，比如李辉自2003年以来所主编的“大象人物书简”、“大象人物日记文丛”（大象出版社）等丛书，至今已推出多种，远远比某些大学所谓重点学科所生产的学术产品更坚实。一些收藏者和读书人以书话、札记等形式所写的文字也比学术论文更有生命力。对作家书信、日记及其他文献资料的整理，解读和应用，会使文学史立体起来；对于作家心态的把握，作品产生的背景和传播过程的梳理，乃至于时代氛围的认识等都有重要意义，而这些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还应当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本体。

书信在中国古代有“尺牍”、“尺素”、“尺笺”之称，“尺”可以看出它的小，作为个人之间的文字交流，它的私密性似乎也不足以承担大历史的描述，更何况，书信中信息芜杂、内容零碎，更给人难以“补天”的感觉。然而，书信的这些“短处”也恰恰是它不可替代的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具体的历史情境，勾勒出历史巨浪不曾吞噬的枝枝节节，也有个人化的微妙小情调……从另外一面看，大历史缺了它们的支持，那只能是空空的一张皮。

以巴金与友朋的来往书简为例，或许，当年友朋间不经意的几句话，今天都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有助于揭开很多历史疑点。至于那些涉及编辑、出版的大量书信，则更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因为对于编辑、出版而言，人们看到的是它的成果，而背后的编辑、出版、营销的过程常常在时间中被淹没，编者和作者的书信往来则多少可以打捞出这背后的枝枝节节，甚至补充了出版史的空白……书信中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国家大事到文坛风云，乃至个人情感等，对于了解那渐渐远去的时代和活跃在那个时代中的身影大有帮助。抛除这些，它们还有趣，哪怕大不相同的笔迹也能看出写信人的不同性格、气质，笔画之间还留有不知多少的想象空间……

我常常为这些美丽的风景而吸引，也常常迷失方向。当然，偶尔也会停下脚步梳理思绪，随手写一点札记，表达一些感想。感谢《万象》的主持者王瑞智先生在杂志上为它们提供了相当篇幅。如今重读，我还不由自主地想起写下这些文字的日子，那时，我住在复旦附近租来的房子中。狭小的房间中堆满了书，写累了，去逛书店；间或有同学光临寒舍（真正的“寒”），谈的也是书里书外事。在一个崇尚实利的时代中，这无疑是几位书生给自己制造的梦境。写这些文字，于我而言，同样是寻梦的旅程，我不知道在什么“攻略”“大全”“秘籍”之外，究竟还有谁关注这些于实利毫无关系的文字。蒙祝勇兄错爱，将它收入所策划的丛书中，让我有机会保留对那段时光的一个纪念。尝读卞之琳的诗：“像一个中年人／回头看过去的足迹，一步一沙漠。／从乱梦中醒来，／听半天晚鸦。”（《秋窗》）我好像也有了诗中的心境，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些文字更是万无一用的东西，但对于自己倒有一份情感的系念。有意思的是，它居然又是在俞晓群先生主持的出版社中出版，我们三个人都是辽宁人，而最初发表它们的杂志也是俞晓群创办的，转了一圈转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啊！

201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