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独步文坛三十多年的经典作品。自1960年出版以来，不但在台湾畅销不衰，在大陆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饶具魔力的文笔，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自然而不造作，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将英子眼中北京南城风光恰切地融人字里行间，在展现真实热闹的市民生活之余，更为读者架设一个明晰的时空背景。全书在淡淡的忧伤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诗意，让人禁不住再三寻思个中深意。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自1960年出版以来，影响和感动了两岸无数读者。“英子”这一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童真、童趣的代言人。《城南旧事》中，林海音用淡雅、流畅的文字，勾勒出英子温柔而忧伤的童年和北京城南的过往，娓娓道来的故事就像是雨后风中青绿的树叶，只缓缓地一动。却划在了我们的心上……

城南旧事

城南旧事之外

跋 傅光明

英子的照相簿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妈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

“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唔得！做唔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身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嘿！”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腿绑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绑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扭扭地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正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蹿到妞儿身旁，叉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着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来玩儿。”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旋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竞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了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黏糊糊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P8－12

差不多十年前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录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捱捱蹭蹭地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吱吱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张“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看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是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搬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巳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1951年7月28日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和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自己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地方，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清楚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檐下，客厅里，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地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尽到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1951年8月8日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哪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騃而神圣吗？

1960年7月

2001年12月2日，得知林海音先生因多年疾患不治已于头天去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我与林先生交往十年，感情笃深，为她在大陆编辑出版了散文集《英子的心》，小说散文选集《往事悠悠》，读书随笔集《落入满天霞》以及五卷本的《林海音文集》，写过研究她的论文，还与舒乙先生一起主编了《林海音研究论文集》。

1992年5月，我的恩师萧乾先生介绍我和林先生通信。这以后，我们的通信和她打给我的电话便多起来。她让我亲热地叫她“林奶奶”。为表示敬重，我在文字里依然称呼“林海音先生”，她喜欢人们叫她“先生”，但我会在心里偷偷地叫她“林奶奶”。

1992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主办“萧乾文学生涯60年展览”时，林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她在致辞中引用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说：“致辞要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是我见林先生的第一眼，是站在高台阶上，远远地望着她。见了她，就发现她确实如舒乙先生所说的“整个一娇小玲珑的北京姑奶奶”！

没见到林海音之前，虽然她已给我寄了许多的“无皱纹”照片，并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个儿矮着呢”，但我始终把她定格在电影《城南旧事》里沈洁饰演的小英子的模样。林海音在城南的真实生活大多和英子一样，而她的乳名也正是“英子”。说到城南，“那更是闭上眼，琉璃厂，椿树胡同，师大附小全都浮上脑际的地方，这辈子也忘不了。《城南旧事》里的几篇故事，家人、宋妈都一点不差，只有惠安馆的疯子，看海去的小偷儿，人是我亲见的，故事却经过一番编排”。至于家事，就和英子完全一模一样，“比如我的父亲收容革命学生，宋妈失去的子女，附小的学生生活，等等”。

在北京的生活影响了她的一生，林海音离开大陆以后，一直到晚年，连语言带生活形态依旧“比北京人还北京”。听她在电话里用纯粹的京腔聊天特别开心，那话语又甜又脆又热，开心极了。每当这时，我眼前便会浮现出带调皮劲儿的英子来。

童年的冬阳随着骆驼队的远去一去不返，那缓慢悦耳的铃声，却始终萦绕在心头。童年过去了，可心灵的童年永存。英子是多么想念北平，想念童年住在城南时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她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她默默地想，默默地写，北平的景色、童年和人物就扑面而来，于是就有了展现20年代北京风土人情和生活真态的《城南旧事》。林海音在《城南旧事》的“代序”里说：“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是啊，疯女人秀贞、藏在草丛中的小偷、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毛驴回家的宋妈，最后是慈爱的爸爸，一个个离开英子而去。“父亲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这里包含着作者多么深切的离别恨，相思情，刻骨铭心的痛惜和思恋，令读者仿佛依稀看到文字的帘幕后面，闪烁着一双盈盈的泪眼。

写作的成功，除了真情，还要有技巧。林海音早年喜欢读凌叔华的书，她的写作也受其影响很深，是个“凌迷”。在笔致上确实颇有凌叔华的清淡秀逸。她和凌叔华一样，擅长心理写实，描写某些女性人物，如宋妈、晓云、元芳、朱淑芸、金鲤鱼等，显得是那么地真切、细腻，自有一番男作家所难以企及的旖旎幽婉、哀艳动人的滋味，亦深得曼殊斐尔之亲切、神妙和美韵。但林海音的笔不像凌叔华那般温顺，虽然在许多作品中，她的情感和才华同样是内敛而不外扬，可她对人物心理精致入微的刻画及其文笔的力度，要比凌叔华强烈得多。当然，博采众家之精华而不失自我独特的原汁原味。这“独特的原汁原味”正是艺术的真正生命所在，它来源于作家对事物艺术的把握和描述。林海音的小说创作大都以女性细腻的眼光，透过妇女的遭遇，来表现民国初年以来不同阶层、不同类型妇女不幸的婚姻故事和悲剧命运，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女性艺术形象。林海音几乎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降生的。1919年新文化运动发生时，她刚是个襁褓中的婴儿，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所以，她像块海绵似的汲取着那个时代新和旧的双面的景象，那景象饱满得她非要以写小说的形式把它流露出来不可。于是，就有了《母亲的秘密》、《蟹壳黄》、《初恋》、《烛芯》、《殉》等等小说。

林先生的这些作品我是很早就熟悉了的，但与她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却并不那么简单。1994年，为让我能有机会去趟台湾看望她这位奶奶，她让太平洋基金会的朋友在邀请萧先生访台参加一个世界翻译家大会时，再多加一个助手的名额，费用由她负担。我已经填了许多表格。后来由于萧先生担心自己的身体吃不消而没有成行。我满心希望与萧先生一起出访台湾的念想，就这样从日程中遗憾地划掉了。

当然，后来终于还是有了见到林先生的机会。不过，在这之前，林先生为让我在大陆方便编她的集子，早就给我写好了全权委托书，并说我是她合格的代理人。我们这一老一小隔着海峡写信、打电话，继续着“心悬两地的苦恼”。她一心系挂祖国统一，多么希望将来有一天，北京和台北“两个地方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可以常来常往”。如今，这个梦，得由我们替她圆了。

在与林先生相识的二十多年里，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林先生是公认的“美人”，她当然觉得自己美，就特别爱照相，且照了决不顾影自怜，而是分批分拨地寄送给朋友大家，一起分享她的美妙。萧先生、舒乙先生和我手里都有她差不多上百张的照片。她还经常在给我们的照片背面题上落款，我骄傲地拿给好友看时说，这是我台湾奶奶的美人照。  1998年春节前，我接到林先生的电话，她祝我们全家新春快乐。这是我接的她最后一个电话。在此之后，我就再也听不到她美妙的声音了。

“英子”远去了。她是那么的爱我。我也会在心底深深地呼唤您，林先生，您是我永远的奶奶，我永远爱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