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增添一点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形象的东西，来加深大家对那个恐怖时代的了解。”这就是作者写这部小说的良苦用心。自一七八九年以来，反映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作品中最杰出的应数狄更斯的《双城记》了。这部巨著取名为《双城记》，并不是要写伦敦和巴黎这两个城市的故事，因为狄更斯所关怀的主要是人而不是国家，是个人的欢乐和悲哀而不是国家的兴盛或悲惨，因此这两座城市只不过为剧中人物提供了活动的场景。确切地说他所写的是有关两个男人和他们的爱，以及围绕这场爱发生的无法回避的冲突。因此故事的主题是双重的：爱情和死亡——爱情只能在深渊的边缘上发展，死亡则成为最终得到拯救的唯一途径。

狄更斯不愧为艺术大师和语言大师。在《双城记》这样较短的篇幅内，匠心独运，把如此曲折的故事情节处理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此外，他运用语言达到娴熟自如的程度，常常抓住人物的一个动作，一种表情，外表的一处特征，刻画人物性格，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给人印象深刻。总之，《双城记》是狄更斯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其精彩的故事情节，强烈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各国广大的读者，经久不衰。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代；那是愚昧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眼前应有尽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奔向别处——总之，那个时代跟目前这个时代是如此相像，所以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的好与坏。

那时，英国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貌平平的王后，而法国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大下巴的国王和一个面容姣好的王后。对于两国支配着全部国家财产的大人们来说，国家大局足以万岁千秋是比水晶还要清楚的事。

那是基督纪元一七七五年。在那段受恩时期也如同现在一样，神的启示降临英国。索斯科特夫人刚满二十五岁华诞，一个近卫军的士兵先知已宣称她法驾降世，要使伦敦和威斯敏斯特遭受灭顶之灾，从而为她树立崇高形象，既使雄鸡巷的幽灵咄咄逼人地发出她的预言之后销声匿迹十二年整，去年的精灵们咄咄逼人地发出的预言仍跟她差不多，只是少了几分超自然的独创性而已。前不久英国国王和英国百姓才得到一些人世间的消息。那是从远在美洲的英国臣民的国会传来的。说来奇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的影响竟然比雄鸡巷幽灵的子孙们的预言还要巨大。

总的来说，法国虽然在降神通灵上不如她那手持盾牌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那样受惠，却一边造纸币一边挥霍，一个劲地走着下坡路。此外，法国在她的教士们的指导下，以做这等慈善功德为乐，诸如判处一个青年砍掉两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将他活活烧死，因为他看到一队肮脏的修道士在离他五六十码远的地方经过时，当时虽然正下着雨，却在雨地里未向他们下跪致敬。很可能，当这个受害者被处决时，那些生长在法国和挪威的森林中的一些树木，已经被“命运之神”的伐木人做了标记，准备伐倒锯成木板，做成一种装有口袋和铡刀、在历史上引起恐怖的活动装置；很可能，就在同一天，有些肮脏粗笨的大车停在巴黎郊区一些贫苦农家的简陋的棚子里收藏着，车身沾满污泥，猪在周围嗅拱，鸡在上面栖息，“死神”农民将这些大车留作大革命时将死囚押赴刑场用的车子。但是，那个伐木人和那个农民尽管不辍地工作，却总是默默无闻，因为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路，没有人听见他们。况且，若是有人猜想他们已在行动，反倒被认为是不信神灵和蓄意谋反。

在英国，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秩序和人身保障，可以证明值得国家那么大肆吹嘘的道理。在首都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发生武装歹徒明目张胆破门入室和拦路抢劫的案件；有人公开劝告住户们，他们若是外出，一定要把家具寄放到家具商的栈房里保存起来，以保安全；有的人白天经商做买卖，夜里摇身一变成了绿林好汉，若是在当“头目”时被同行的买卖人认出，就对着对方的脑袋来上一枪，然后扬长而去；七个强盗在半道上拦截邮车，被押车的卫兵打死了三个，最后，“因为弹药不足”，押车的警卫反而被那剩下的四个强盗打死，邮车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洗劫一空。那位堂堂一邑之宰、伦敦市市长大人，被一个强盗在特恩厄姆草坪截住，要买路钱，这位声威显赫的人物就在自己随从的众目睽睽之下，被那个强盗抢了个精光；伦敦监狱中的囚犯和看守发生争斗，于是司法当局用装好霰弹和子弹的火枪，朝他们中间放射；在王宫召见厅里，小偷从贵族老爷们脖子底下把一个个用钻石做成的十字架拿走；圣·吉尔斯教堂竟有士兵来查走私货，歹徒和士兵开火，士兵持枪还击。如此等等，大家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发生这些事期间，执行绞刑的刽子手总是应接不暇，这些有害无益的刽子手忙于把排成一行行的各种罪犯绞死。有时星期二抓来的入室抢劫犯，要等到星期六才有时间被绞死。他们时而在新门监狱烙成打的犯人的手，时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厅门口烧小册子，他们今天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明天处死一个可怜的小偷，仅仅因为他抢了一个农民的小孩手中的六个便士。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