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江头与长江尾
2013年春节期间，我与女儿在上海这座春意蒙蒙的城市团聚了。有这么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一是这次团聚整整隔了六年时间；二是女儿第一次进城，从来没有去过一眼看不到山的地方。最特殊的是，在陕西被大山团团围住的一个小县，也就是我出生的那疙瘩地方，这个时期的我，风头已经盖过任何一位历史人物。这帮农民，无论认识不认识我，遇到不好好念书的孩子，或者是不听话的小黑狗，挂在嘴边的不是三迁的孟母和刺字的岳飞，而是我——一个顺着长江头一路混到长江尾的小记者。但是女儿从那个小县赶到大上海的时候，我的真实情况是：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的程度。准确地说，我这个神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与一个农民的处境没有任何差别。
女儿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城了。那是正月初四，我爬起床的时候，是早上还是下午已经很难判断。平时当钟表用的手机，掉进厕所进水了，所以模糊不清；天空的云层很厚，太阳露不出小屁股，让人无法把握时间的脉络。这个拥有几千万人的城市，外地人基本衣锦还乡了，本土人热衷于出国旅游，所以一下子空洞了许多，一座座不再吵闹的高楼大厦，像是一个个寂寞的少妇。
外面不时传来鞭炮声，多年没有下雪的上海，突然飘起了雪花片子。雪花片子是我们长江头的冬季里最常见的东西，也是孩子们冬天里最大的快乐。除了趁大雪天进山打猎之外，还可以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但是在长江尾的上海，是三五年不下雪的，一旦下雪了，没有哪个家长愿意让孩子在天寒地冻里受凉，这就是城市孩子失去乐趣、不够单纯的一个方面。所以城市里一下雪，我就格外地想家，不是想雪花的白，想雪花的纯，而是想念我的女儿。我觉得从天上飘下来的不是雪花，而是从老家伸过来的小手，它们每一片都渗入我的身体，撕扯着我的心。
在我看着雪花联想到女儿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正是女儿从老家打来的。
女儿是腊月二十九出生的，今年大年夜恰恰是二十九，过了大年夜她就十三岁了。记得大年夜的晚上，女儿也打过一个电话。她说，爸爸，我想你了，你一个人在外过年，年夜饭吃什么呢？除了糖肉煮栗子外，酒也不能少啊。她说，爸爸你虽然一个人，也要买一串鞭炮响响，这样新的一年才会顺顺利利。女儿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刚刚吃完泡面，本来想看看春节联欢晚会，但是那台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十四寸的破电视，突然就坏了，也懒得去修。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一个人在上海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着，穿过一波又一波的烟花爆竹，听到一浪高过一浪的碰杯声与欢笑声。
我对女儿说，今天是大年夜，也是你的生日，爸爸不能给你买蛋糕，也不能给你点蜡烛，所以爸爸买了很多鞭炮。我现在正在外边响炮呢，祝你生日快乐。说着，我把手机对着外边，让女儿听。其实我一个炮也没有买，全中国的人都在响炮，只要女儿她听见了，这些炮权当就是给她响的吧。说着说着，女儿就哭了，应该是幸福的泪水，或者是想念的泪水。在挂电话前，女儿告诉我，她是背着妈妈，跑到别人家打电话给爸爸的。
“我妈在喊我吃饭了，爸爸，祝你生日快乐！”女儿着急地挂掉了电话。
“生日快乐？你是不是搞错了？”我还没有说完，电话已经挂断了。女儿应{亥想说新午陕乐的吧？也许她并没有错，这是她自己的生日。一个没有爸爸在身边的生日，她只能自己给自己点灯、自己祝自己的生日快乐啊。
女儿之所以要偷偷打电话给我，大家应该已经猜到了吧？因为我与她的妈妈离婚了。
说实在的，常年在外边打工的人，开始那两年你可以忍受寂寞，那时的寂寞真美好，像都是夫妻生活的前戏，一直坚持到春节回家团聚的日子。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前戏太长了就会消磨你的意志，失去耐心就不再是寂寞的问题了，你与爱人之间越来越陌生，陌生得让你无法想起她具体的长相。这时候，你才明白你的婚姻已经结束了。
那是六年前的一个春节，忍受了整整一年，在心中多少次重复过，夫妻相聚时那种麻麻的久别胜新婚的镜头，把自己想象成一头野性大发的狼。而且在春节这种喜庆的节日，许多人都把夫妻生活，当成最高的庆祝仪式。春节，对成年人来说，就是一个做爱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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