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墓内出土的15000余件随葬品和9件(套)国宝级珍贵文物,令人瞩目,举世震动,特别是65件总重量2.5吨的青铜编钟,完好无损,音色纯正优美,仍能演奏古今中外多种乐曲。岳南编著的《旷世绝响》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详尽描写了曾侯乙墓发现、勘察、发掘的全过程,对古代的丧葬制度、盗洞的形成年代、盗墓贼进入洞后的奇特遭遇、历史上的曾国与楚国的关系以及曾国灭亡的大体时间和历史事件作了尽可能的追寻探索。通篇文笔灿然,故事起伏跌荡,波澜壮阔,堪称当代中国最为优秀的考古文学代表作品之一。
如同世界上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肇始于野外修路造房、挖坑筑坝一样,曾侯乙墓的面世,正是源于当地驻军的一次偶然性施工:一个神秘国家的王侯将相们延续长达二十几个世纪的埋葬之所与无数宝藏就此揭开。
曾侯乙墓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墓内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不乏青铜编钟这样的国宝级珍贵文物,令人瞩目,举世轰动。《旷世绝响》以纪实手法和文学形式,首次详尽描写了曾侯乙墓发现、勘察、发掘的全过程,对古代的丧葬制度、盗洞的形成年代、盗墓贼进洞后的奇特遭遇、历史上的曾国与楚国的关系,以及曾国灭亡的大体时间和历史事件,做了尽可能的追寻探索。
作者岳南擅长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考古发掘过程,将历史与考古新发现融为一炉,既不同于枯燥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别于传统的纪实文学,被誉为“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旷世绝响》以严谨的态度和富有条理的写作手法,将考古发掘过程与史海钩沉尽遣笔端,为读者重现了古代中国文明,使考古过程成为了大众阅读的对象。
东团坡风水之谜
历史的契机于漫不经心中突然降临。
如同世界上许多重大考古发现都肇始于野外修路造房、挖坑筑坝一样,曾侯乙墓的面世,正是源于当地驻军的一次偶然性施工。
1977年春,随县城郊武汉空军雷达修理所官兵,正在一个名叫东团坡的小山冈上扩建厂房。之所以选中东团坡施工,与擂鼓墩周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相关。擂鼓墩位于随县城西郊派水河畔,相传春秋时期楚国令尹杜越椒叛乱奔随,楚庄王率师追击,至此筑百尺高台擂鼓进军,因此得名。
在部队进驻擂鼓墩之前,此处是一片荒山野岭、草树丛生之地,方圆十几里没有人烟。一代霸主楚庄王在此筑台追敌,后来的历史情形已不可考,据近代以来的当地老人回忆,自大清朝垮台断气,民国建立之后,各路军阀兴起,此处便成为游兵散勇、土匪、盗贼经常出没的场所,许多绑票、撕票、砸孤丁等杀人越货的血案多发生于此。1938年10月,侵华日军陷华中重镇武汉,兵锋直指宜昌和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大队人马沿长江和汉水流域向西推进。1939年初,日军占领随县,兵营驻扎在地形高耸、易守难攻的擂鼓墩,并在这一地区挖战壕,筑碉堡,建造军事设施,擂鼓墩一度成为戒备森严的军事禁区。抗战胜利后,日军溃退,此处复为一片荒山野地,山冈上遍布刺槐、松树、野草和乱坟堆。远远望去,一片鬼气迷蒙,惊悚肃杀景象,每到夜里,经常有鬼火飘荡,冤魂出没。若无丧葬迁坟等特殊事宜,当地百姓极少到擂鼓墩一带来往走动。有放牛娃因打盹儿走神,一不小心让牛溜上了山冈,便立即邀约几个伙伴,手拿棍棒石头等防身之物,面带惊恐之色,一溜小跑蹿上岗地,迅速把牛带下,以免遭到传说中鬼魂怪兽的暗害。到了1965年,由于一批军人的到来,此处的面貌才有所改变。
这年秋,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雷达兵部欲筹建一个军械雷达修理所,此前曾在湖北境内的武昌、咸宁、孝感、应山等地选了几处所址,均不甚满意。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得知此情,便找到自己的老友、时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问计求援。张省长当时在随县大洪山蹲点搞“四清运动”,对随县的山山水水颇多了解,很干脆地推荐了擂鼓墩这块地盘儿。未久,负责营建工程选址、勘察设计的雷修所副所长王家贵奉命率领几名助手先行来到随县勘察。当一行人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北出随县城,约行一公里抵达獗水河畔时,一股清新湿润气息迎面扑来,众人顿感精神大振,烦劳祛失。过派水继续前行,但见前方山冈起伏,雾气茫茫,以高大的擂鼓墩土台为坐标,向东约一公里,有派水自北向南流过;往南约2.5公里,有涣水自西往东而来,与灏水相汇。两条大河交汇处,堤高床宽,地势开阔,水卷浪急,颇具浩浩荡荡的威势。与擂鼓墩相距约一公里处有东团坡、西团坡两个突起的山冈,高出河床一百余米。山坡依山傍水,群松林立,草木茂盛。登之弥望,居高临下,视野开阔,满眼丛绿。蓝天碧野,云卷云舒,秋风徐来,郁香满袖。此处确是一块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 面对如此静谧、空灵、优美的自然环境,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过三年建筑学的王家贵大喜过望,当即表达了不再他去,且留此地安营扎寨的愿望。陪同的地方官员出于对解放军的信任和尊敬,实话实说,概言此处乃一处平时没人敢踏进的荒山野岭和乱坟岗,当地百姓视为不吉之地,不祥之所,奉劝不明就里的王副所长三思。深通建筑之道兼懂几分风水与丧葬之学的王家贵听罢,微笑着摇头道:“古书上曾有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我想就是指类似的山川景物,勘察地形地物不能只看表面,像这样的山势水流,正合古代风水宝地的标准,是建陵修墓的好地方,说不定这乱坟岗下就埋葬着帝王将相的陵墓和大批珍宝呢!”
此时的王家贵还没有读过晋代著名学者郭璞所著的不朽名著《葬书》,以及这部大著中所说的“三年寻龙,十年点穴”之不易,同样不知“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等等古老神秘的点穴作法之道。他只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奇妙感觉顺便一说而己,这时的王家贵没有意识到,12年后,他的这几句话竟验证了一段历史真相——一个神秘国家的王侯将相们延续长达二十几个世纪的埋葬之所与无数奇珍异宝就埋藏在这片山冈之中。
王家贵回武昌将勘察情况向各级首长汇报后,又陪同雷修所所长、政委与空军雷达兵部首长一起,再度来到随县擂鼓墩勘察。众人看罢,眼前一亮,此处不仅环境优美,更为难得的是这一带山冈连绵起伏,草木茂盛,便于隐蔽,比较符合军事后勤基地和战备的要求,一旦战争打响,可就地伪装隐蔽,或在山冈中挖掘防空洞,转移战略物资。当然,除了顾及战争因素,也要考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雷修所既定为担负整个武汉军区空军全部雷达修理重任的后勤保障基地,就要特别注意考虑道路畅通,假如路况太差,外面的雷达进不来,修理后的雷达不能及时运出,敌机与导弹呼啸天空,而整个中南战区的雷达却窝在随县郊外的山坳里趴着动弹不得,后果自是不堪设想。令人喜出望外的是,此处距汉丹铁路和316国道仅几公里路程,而且随县城郊就有一个设备条件较好的火车站,雷达甚至火炮等重型器械皆可自此站转运,真可谓天造地设,地利人和皆聚于擂鼓墩。于是,众位军官当场拍板,眼前的这片山冈,就是雷修所安营扎寨的地方。经报请上级批准和当地政府同意,雷达修理所有价征地三百余亩,于1966年11月,全体官兵携带帐篷锅灶,正式迁入随县郊外擂鼓墩,开始在东、西两个团坡四周圈墙建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雷修所房舍及配套厂房等设施全部完工,并开始执行兵器修理等任务,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四五六九部队。
P7-10
往事如昨忆犹今
春夏之交,岳南先生把刚刚完成的书稿《旷世绝响——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记》寄来,嘱我阅后提些意见,顺便写一篇简单的序言。我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一名文物考古工作者,有幸主持了曾侯乙墓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目睹了一批珍贵文物面世,对当年的人与事及发掘过程较为了解,此前又看过岳南先生与友人合著的以考古发现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风雪定陵》等书,并认为以这样的文学形式反映古代文化遗产的发现与发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于是便愉快地答应下来。
屈指算来,曾侯乙墓从发现到发掘工作全部完成,至今有31年。若按湖北省政府与国家文物局共同为发掘者庆功授奖的1979年3月26日为这一事件全部结束的标志,则正好是30周年。30个春秋一晃而过,发掘时还算年轻的我渐入老境。有人说往事如烟,但有些往事并非如烟,也并未全部付之红尘,它仍存活于事件本身和一代代人心中,并随记录者、研究者不断发现、发掘、研究、传播,而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里。翻看岳南先生的书稿,我的感觉正是如此,面对一页页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以及曾侯乙墓出土的稀世珍宝,再度浮现在我的眼前。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从十年“文革”浩劫中渐趋苏醒,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978年,武汉空军驻随县部队于营区山冈平地建造厂房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有明显盗洞的大型古墓。经报请省、中央批准,湖北省博物馆与襄阳地区、随县的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进入现场进行抢救性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便是后来轰动中外的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此项发掘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被誉为20世纪中国境内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位于随县西郊一个山冈上,坑口呈不规则多边形,规模宏大壮观,棺椁与随葬品匿藏于13米深的山冈底部。木椁面积达两百多平方米,如此规模的木椁墓,为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发掘后,发现棺椁如初,彩绘清新亮丽,如同刚下葬一般。虽有盗洞深入墓穴深处,但因下面积水深达三米,盗墓贼下手极其困难,因而从发掘情况看,对整个墓室干扰不大,墓内共出土珍贵文物一万五千多件。这些文物种类繁多,世所罕见,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用器具、丧葬用品、工艺装饰品等等,应有尽有。虽墓内椁室积水颇深,并有部分淤泥塞于椁底,但随葬器物大多排列有序,没有移位,这为考古人员研究古代葬制、礼仪等创造了条件。器物出土后,经过清洗,光亮如新,灿烂生辉。器形设计之巧,制作之精,规格之高,令人叫绝,许多种类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是首次发现。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确认,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器物中,仅国家一级文物就达143件(套),其中国宝级9件(套)。一个墓内出土国家一级和国宝级文物如此之多,在湖北是第一次,在全国也没有几处可与之匹敌。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架青铜编钟,由大小65件组成、重达2.5吨,出土时仍保持下葬时的姿态,整套钟有序地悬挂在一副铜木结构的彩绘梁架上,不但完好无损,且能发出纯正、优美的乐音。经专家测试,全套编钟音域宽达五个半八度,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乐曲。埋藏两千多年的编钟重新出土奏响,被誉为世界罕见的奇迹。
除了精美珍贵的文物,这座古墓深受世人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出土文字资料相当丰富,堪称是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著名的《汲冢书》发现之后,近一千七百年来一座墓葬中出土文字资料最多的一次。正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字出土,才使许多湮没日久的历史谜团得以破解。通过对出土器物和文字对比考释,擂鼓墩一号墓墓主是古代江汉地区曾国一位名叫乙的男性国君,生活于战国时期,下葬具体年代约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距今已两千四百多年。墓主身份之高、入葬年代确切、随葬器物又如此丰富的古墓葬,在湖北省属首次发现,整个中国同类墓葬也为数不多。另外,曾侯乙墓恰好位于荆楚大地通向中原大地的随枣走廊,这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南方荆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交流荟萃之区,其文化内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为科学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可以说,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一项重大的考古收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人对公元前5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科技、艺术等学科的认识。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奇迹”和非同凡响的伟大创举,才促使作家岳南先生产生了采写的欲望与冲动,并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将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奉献于读者面前。
记得前年这个时候,岳南通过我的好朋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引介,自北京来到湖北省博物馆找我,就我在曾侯乙墓发掘中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了详细采访、记录。此前他已去过襄樊市博物馆,和当年的发掘人员李祖才等进行过交流,其后又赴随县擂鼓墩现场考察,找相关人士访问,对当年这座古墓发现的前因后果,甚至发掘中一些人事纠葛都进行了详细了解。两年后,有了这部专著的完成。就曾侯乙墓的发现、发掘来说,这部作品的问世,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纪念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在发掘30年的历史时刻,它不啻为考古事业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当年参与其事的一员,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我仔细阅读着这部书稿,被文中那引人入胜的描述所吸引而不忍释卷,几个日夜过去,当我翻毕最后一页,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这确实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通篇以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和发掘材料为依据,以墓主与大批珍宝的面世及有关事件为主轴,从中展开富有节奏起伏的叙述,发掘中发生的故事,以文学叙事的形式和手法娓娓道来,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悬念迭出,奇思妙想频生,既真实生动又亲切感人,特别是对一些细节描述上,更是令人出乎意料,禁不住感叹击节。书稿之所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文学和艺术高度,除了作者的功力与才华,我想大多与岳南先生采访工作的扎实深入有极大的关系。就我所知,在来鄂采访的日子里,他往返于武汉、襄阳、随县之间找当事人了解情况,核对细节,并就某些历史往事多次深入农村,克服困难,查找当年知情者的下落,寻其真情。一路风尘仆仆,费尽心力,可谓大不易矣!如果没有这样的辛勤劳动和为此流下的汗水,就无法捕捉到生活中的细节,而细节是文学艺术的灵魂,如果缺失这个灵魂,将不再是一部优秀的作品。
当然,除了实地采访调查,从这部书稿中,我还清晰地看到并感觉到,作者在文字材料的收集和历史研究上也是颇下了一番苦功的。如对古代葬制的研究、古代盗墓史的研究、楚国历史的研究、曾与楚历史关系的研究,甚至在包括随枣走廊历年出土的与曾国有关的青铜器考古材料的搜集与研究上,都费了很多力气与心血。而有了这番心血的渗入,才使整部作品在结构上达到了历史与现实合理搭配,叙述手法上做到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才能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卷帙浩繁、情节曲折、意境深邃、画面优美的长轴画卷,刻画出一幅别开生面的具有历史、科技、文化艺术的壮丽图景。如果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具有科学依据、文学艺术价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我想是不为过的。
据我所知,岳南先生在考古文学创作这个领域里己跋涉了二十个年头,经过这么多年的采访与写作,己有十几部考古纪实文学作品问世,深受读者的喜爱。这些作品又翻译成不同文字出版,受到海外大批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这是岳南个人的幸事,也是中国考古事业繁荣、发展、进步的一个侧影。我相信,《旷世绝响》的出版问世,无疑在芳香四溢的考古文学园地里又增添一朵奇葩并放出新的光彩,它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简介】谭维四,1930年生于湖南长沙,1949年毕业于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从1952年开始长期从事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工作,历任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湖北省博物馆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副馆长、馆长、研究馆员。曾主持江陵楚都纪南城、江陵望山与沙冢楚墓、江陵凤凰山泰汉墓、随州曾侯乙墓等重大考古发掘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独立著作有~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乐工之王——曾侯乙墓考古大发现》、《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曾侯乙墓》等。1992年退休,现仍任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在本书采访和写作中,得到了湖北省博物馆、襄樊市(现襄阳市)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文物管理处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并提供相关图片,在此表示谢意。特别向以上单位与相关专家谭维四、潘炳元、杨定爱、郭德维、张翔、李祖才、刘柄、熊存旭、周永清、余义明、程彦召、黄建勋、王新成、张华、王家贵、王永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先生表示感谢。因水平有限,错误与不足在所难免,请各位方家给予指正,具体指教内容可发至新浪网岳南博客中,也可发至岳南电子信箱:yuenan 999@yahoo.com.cn。
岳南
2009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