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诚，曾在野外地震队当技术员、队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着骆驼穿越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和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足迹遍及天山南北。本书叙述了这个石油勘探者的人生旅程，抒发了作者热爱石油、热爱生活的豪迈情怀。从作者的人生感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其火热的情感和为了我国的石油事业忘我奋斗的高尚情操。

本书叙述了一个石油勘探者的人生旅程，抒发了作者热爱石油、热爱生活的豪迈情怀。从作者的人生感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其火热的情感和为了我国的石油事业忘我奋斗的高尚情操。

本书可供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阅读。

引子

广东—北京—新疆25个纬度的跨越

第一章 在处女地上的奋斗

 狂风沙暴迎远客——进入新疆的第一课(1961--1962年)

 在沙漠中寻梦——第一次进入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1964年)

 首战塔里木(1965年)

 原子弹的冲击波伴随我们找石油(1966年)

 牵着骆驼在月亮上找金子——发生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的故事(1970年)

 在反潮流当中诞生的一门勘探新技术(1972年)

 原油冲天论英雄——昆仑山下迎来的朝阳(1975年)

第二章 春风已度玉门关

 国门打开，天外有天(1980年)——新疆率先引进法国CGG公司石油地震勘探队

 在屈辱中奋起——计算机房中的禁地

 你们买得起这台计算机吗——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端计算机引进

 打交道不相识的日本朋友—中日塔里木盆地西南油气勘探合作项目(1990-1995年)

 西方尊重什么样的中国人

 出国见闻

 沙漠中巨大火把的熄灭

 意外撞见蒙古野马

第三章  真情回忆

 邻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三个“干女儿”

 人间的生离死别——一个勘探队员的小家

 边疆岁月的沉淀——阔别55年的故乡情

 把健康当做事业不可分的一个部分

 沉重的代价和痴心不改

 在生命倒计时的时刻

第四章 无尽的思考

 关于做老实人

 人生十八九岁是关键

 80分万岁

 信念的由来

 在无字碑前的沉思

 为官之道

这次进军沙漠与1964年进入北疆准噶尔盆地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不同，一是队伍庞大得多，由几个人扩展到几十个人，而且带有仪器装备，二是骆驼的数量多得多。所以，就采用了骆驼分批轮流滚动运输的方式。在前线工地留下足够生活和工作用的骆驼，剩下的分成几批按接替需求的周期，轮流往沙漠中输送给养和生产用材料，具体安排用基地与前方的无线电台联系商定。

我们进入大沙漠时值初夏，白天的气温可达50摄氏度，地表的温度高达70摄氏度。以前听人讲过，夏天在沙漠中把鸡蛋埋在太阳晒热的沙子里，鸡蛋可以煮熟。我专门做了个实验：在中午时分，把一个鸡蛋埋在热沙中，经过半个多小时打开一看，蛋白都受热凝固了，蛋黄像是荷包蛋一样处在半凝固状态。白天我们从这个帐篷到那个帐篷，不穿鞋跑过去，脚底会被烫红，疼痛难忍。工作中突然有一天中午，仪器接收不到地下的资料，经过反复实验，我们用了比平时多几倍的炸药，接收仪器还是得不到资料，最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是因为仪器中的半导体器件受不了高温，已经超出了它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工人们风趣地说：“仪器小姐不干活了！”我们奸不容易找到一堆小红柳，把仪器放在小树下，脱下自己的工作服，挡住头上的烈日，仪器操作员拿上说明书当扇子不停地向敞开的仪器煽风，近一个小时之后，仪器才恢复了正常。

没有钻机打炮井，我们就用洛阳铲(原为探古墓的一种工具)打炮井。洛阳铲其实是一个带弹性的钢筒，筒长约30厘米，钢筒上方接上一根木棒。打井时抓住木棒向下把钢筒刺入沙上中，钢筒抓住沙土时则向上提，从而可在地上打洞。一根洛阳铲的杆子长3米，为了把井打得深一些、我们一根一根地接杆，有时接到五六根。沙漠的表层都是干流沙，洛阳铲的钢筒抓不住干沙，我们便把自己水壶中的水倒在干沙上，这时钻井才能给“开孔”。在摄氏四五十度气温条件下，打一口炮井一般也要用一个小时，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大家在酷热、饥渴中坚持着。为了避免干沙子中爆炸得不到资料，我们尽可能找低洼的相对潮湿处打炮井，这一来难免就偏离了原设计的具体位置，资料产生了一定的误差。基地后方的技术人员不了解现场的情况，为此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其实，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可靠的地质资料。

有一次我患了重感冒，浑身酸痛无力，艰难地在大沙漠中跋涉着。队上提出专门配给我一峰骆驼，让我骑着骆驼坚持工作。但被我谢绝了。沙漠一峰骆驼可以驮140公斤的水，如果我用了一峰骆驼，对全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尽快康复，我一次服用半瓶桑菊感冒片，并请队上的赤脚医生在穴位上多扎几针，但结果都难见效。我只好每天迈着十分沉重的步伐，咬紧牙关跟随着大队前进，每天在沙漠中工作十几、二十公里。为了激励自己，也为了鼓励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奋斗的战友，我在沙丘的高处，插上用装炸药的纸箱板制成的一牌匾，上面用红笔写着：“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们要问，在大沙漠中最幸福的是什么？沙漠中最幸福的是当你一天奔波之后渴的嗓子冒烟的时候，能抱着刚从骆驼上卸下来的水桶猛喝一顿。这时水桶中的水由于在骆驼上晃了一天，底部的泥沙全部搅了起来，饥渴难忍的人谁还能去顾及这些呢？庆幸的是，我们这些勘探队员，没听说过喝了带泥沙的脏水得了后遗症的。为了节约水，队上规定除喝水外，每人每天只准用一小搪瓷缸洗漱，至于洗什么由你自己决定。人们不约而同地都用它来漱口。对于这个规定，大家都十分自觉地遵守，谁也不去多拿一缸水。可是有一次晚上集会，队上指导员点名批评有的青年女职工(她们刚刚参加工作)在晚上用行军水壶多打了一壶水。事后，我向指导员提出，这种批评有点过分，因为女青年有时候是有特殊需求的。从此，指导员也再不提及此事了。进入大沙漠三个多月，每天白天是一身汗，汗水湿透了每一个人厚厚的劳动布工作服，晚上晾干之后汗渍便在衣服上形成了一层白白的盐霜。几个月下来，盐霜越积越厚，工作服就像盔甲一样硬邦邦的，走起路来还有“咔嚓咔嚓”的响声。收工回到基地之后，我们都把工作作服甩到湖水中泡上几天，让清清的湖水去溶化在几个月中积攒下来的汗渍。而留在人们皮肤上的汗渍，都变成了厚厚的一层又黏又黑的污泥紧紧地贴在每个人的皮肤表面。回到基地大家在湖水中泡了好久之后，那层污泥才慢慢被搓了下来。

在深入沙漠几十公里之后，有一天，我站在高高的沙丘上向远方眺望，眼前展现一幅使人震惊的现象：稀稀落落的干枯胡杨树(当地叫梧桐树)逶迤延向远方，就像曲里拐弯的河流旁长的树木一样，其中有的胡杨树还有少量的绿枝。我由此推断此处地下不深处可能会有地下水，胡杨才会有这三种布局，便叫了两个小伙子用铁锨在低洼中挖起来，当挖到快两米深时，水真的从坑中慢慢地渗出来了。水的出现使我们喜出望外，赶紧用嘴尝了尝，沙坑中的水又苦又咸。接着我们继续把水坑挖深挖大，让大家来好好地洗个澡。在洗澡时肥皂搓在身上却成了泥巴状，一点泡沫也没有。说明咸水中的化学物质与肥皂发生化学作用，肥皂失去了原有的去污功能。对于大沙漠中水的出现，我们分析：我们所处位置的南方，有一条从昆仑山流出来的克里雅河，它从海拔高处向海拔低处的大沙漠流来，由于被沙漠吸收，地表的径流消失了，部分河水变成了地表下的潜流，水继续向北流动，哺育着在它上面生长的胡杨树，才会出现上述的奇特景观。随着继续向南，沙坑中的水已变得越来越淡一些了，说明越来越靠近河流的上游了。

在大沙漠中我们虽然挖到了水，但我们每天都在行进中搬家，利用天然澡堂的愿望难以实现。在浩瀚的大沙漠中，2米深处能出现潜水，它给人以一种启迪：塔里木盆地的中央部分，由于周边水系的补给，普遍存在较浅的地下水，它可以作为一种宝贵的地下资源，被人们加以利用。在我们进入大沙漠的十几年之后，运用先进的设备，更多的石油勘探队伍进入了沙漠。新的实践证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下，有着一个统一的潜水层分布。在建成橫穿沙漠的公路之后，人们在公路的两旁，建成了由红柳组成的绿色长廊，形成了一个世界奇观。我们相信，经过世世代代人的努力，总有一天，塔克拉玛干沙漠又会变成一个绿洲。

在沙漠中为了尽量少吃沙子，我们照旧天天吃汤面条加馍馍，照样把沉淀在面汤之下的沙子倒掉，照样用沙漠中的沙子洗碗，照样撩起衣角擦去碗中的沙子。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常常是露宿沙丘。晚上，大家把行李做成土制的睡袋，把脱下的鞋袜放在睡袋旁边，钻进去美美睡上一觉。有时夜半起风了，大家把头缩进睡袋照睡不误。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身边的鞋袜就找不到了。众人都用双手在沙子里扒来扒去，幸运的人可以找回自己的鞋袜，不幸者则只好另想办法了。

中秋节快到了，队上专门叫基地送来了几麻袋的西瓜和月饼，以增添沙漠中秋的节日气氛。每个班组只能分到五六个西瓜。在大沙漠深处喝惯了泥沙水的人们，见到久违的西瓜，格外珍贵。有的班组一口气就把分的西瓜吃光了。我们的班组经过集体商量，大伙儿认为这么珍贵的西瓜还是细水长流为好，便留下了三个西瓜。这个“剩余产品”引起了全队其他班组的注意，他们自己的西瓜吃光了，就想“打劫”我们班组剩下的西瓜了。为了西瓜的安全，我们小组的两个小伙子趁夜色把西瓜拿到远处一颗红柳树下埋了起来。正在埋西瓜的时候意外发现有人尾随跟踪。他们无法甩掉跟踪的“尾巴”，便在挖好的沙坑中把西瓜埋好后，一个小伙子在西瓜上面拉了一泡屎，再在上铺上一层沙子。跟踪的人只认准了埋西瓜地点就满足了，根本没有考虑其中还有机关，半夜去偷挖西瓜时，首选挖到的是一手稀屎，在难堪之际，只好狼狈逃窜，顾不上再往深处挖了。P46-50

广东—北京—新疆25个纬度的跨越

1961年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全国人民生活还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这一年，我们迎来了大学毕业分配。学校号召，石油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应积极申报正在会战中的大庆油田和新疆的石油勘探。我谢绝了留校读研究生的建议，第一志愿报了新疆。奔赴新疆之前，我从北京回到广州老家，向年迈多病的父母告别。当他们听说自己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的大儿子要到鲜为人知的新疆时，都沉默了。他们心里清楚，这个儿子自己认定了的目标，父母是改变不了的，他们更加清楚，儿子的选择是有道理的。在心灵相通而又无言表达的情况下，两代人达成了共同的默契。我从印尼回国的姑姑那里借了20元钱补足了路费，直奔新疆而去……

1961年9月的一个下午，广州市一条窄窄的老街道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在缓缓前行。车上坐着我和特地前来送行的姑姑。父亲拄着拐杖和母亲紧跟在车后，母亲边走边在擦拭着眼泪。我心里十分明白，他老两口多么希望自己的长子能留在身边支撑这个有八个弟妹的困苦之家。但是，现在是离别的时刻，他们希望用短暂的时刻多送儿子一程，我在三轮车上再三劝说爸爸妈妈别跟着车子跑了，但他们仍是紧跟不舍。渐渐地，三轮车消失在街道的人流之中。

火车轻轻启动了，很快就在珠江三角洲平原上飞驰起来。我坐在车窗旁边，两眼望着车外哺育自己成长的南国风光，想着自己正向着万里之外陌生的新疆奔去，不知何时再有机会回家乡。想起刚才父母紧跟三轮车的情景，不禁眼泪夺眶而出，我第一次痛切地体会到：我们这一代人，为了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在亲情与事业之间总是要面临痛苦的抉择。

1979年7月，也就是我进疆18年之际，我收到了一封从广州发来的加急电报：“父亲病危，速归。”我立即买了一张硬席火车票，经过四天五夜的奔波回到广州，希望在父亲告别人世之前见上最后一面。在广州站的站台上，弟妹们告诉我，父亲的遗体为了等我这个儿子，已在防腐液中泡了几天。父亲临终前，一再追问：“我在新疆的大儿子为什么还不回来？”

1997年，我到美国考察计算机引进项目，路经广州探望了已经瘫瘓3年的老母亲，她仍然住在四十年前单位给父亲租的22平方米的旧平房中。母亲见到自己久别的儿子，已经不会说话的她用慈爱的眼神久久地凝视着我，我喊了一声：“妈妈，我回来看您了！”母亲轻轻地点了点头。

1999年11月，我在克拉玛依接到弟弟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母亲突然去世。我在电话里告知弟弟妹妹：我这个不孝之子对不起养育自己的妈妈，请他们安葬好辛劳了一生而在晚年享不到清福的母亲。

为了生存和进步，人们总要不停地探索和奋斗。所以，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忠孝永远是难以两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