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两个月后父亲去世了，安妮·埃尔诺以此为契机，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一生。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不得不早早离开学校，先是当农民，然后在工厂做工，后来成为诺曼底一家小杂货店的店主，直到1967年去世。他自我克制，勤奋工作，谨言慎行，努力维持着一个男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滑落回下层社会的恐惧。
作者用冷酷的观察揭示了困扰她父亲一生的耻辱，以及因阶层限制带来的父女之间的疏远和痛苦。这本父亲的传记也是一名知识分子女儿背叛的故事——背叛她的父母、她的成长环境，在亲情和耻辱之间，在归属和疏离之间的分裂。

安妮·埃尔诺，法国当代著名女性作家。1940年生于法国诺曼底的一座海滨小城。她出身于法国贫民阶层，父母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小食品杂货店。为了使她脱离卑微的社会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父母尽己所能，不分昼夜地工作，将她送进大学听讲“柏拉图”。然而当她真正地实现了“梦想”，上升到所谓的高等阶层时，她却与父母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阂，永远地与那个她所出身的世界分离了。埃尔诺无所畏惧地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社会和集体记忆的清晰看法。她的作品采用白描式的中性写作，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其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曾获1984年法国勒诺多文学奖，《悠悠岁月》曾获2008年法国杜拉斯文学奖。迄今为止，她共出版二十余种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她的全部作品被授予“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奖”（2017年）、西班牙“福门托尔文学奖”（2019年）、“伍尔特欧洲文学奖”（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2022年）。

《一个男人的位置(全新修订版)(精)》无目录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安妮·埃尔诺！
一个男人的一生、一幅社会的肖像、一部生活的编年史。
成千上万的男人和(特别是)女人，在她的毫不妥协的写作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作为埃尔诺母亲的传记小说《一个女人的故事》的姐妹篇，这部作品叙述了她父亲的生活和死亡。
小说以其精确、冷酷的观察，温柔地描绘了一个群体和一个阶层的肖像，作者在他们绝望的无声中赋予了文学的声音。

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
医生般的敏锐揭示出个人
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
约束”，她“始终如一地从
不同角度审视在性别、语
言和阶层方面存在巨大差
异的生活”。
——瑞典学院诺贝尔
文学奖评委会
安妮·埃尔诺是新自传
文学的女王。
——《时代周刊》

我在里昂市（Lyon）红十字（Croix-Rousse）区的一所高中参加了中等教育教师资格证书考试（CAPES）的试讲。那是一所崭新的学校，行政办公楼、教学楼前花草繁茂，郁郁葱葱，图书馆内的地面铺着淡茶色的地毯。我就在那里等候着来人通知我试讲，这是本次考试的一项内容。参加评分的有一名主考官、两名副考官，还有几位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一位女教师正在傲慢地批改试卷，从容不迫。只要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我能够顺利通过，我也可以终身像她这样做了。我是在一个理科毕业班试讲，所讲解的内容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一个片段，一共有二十五行，每行都已标号。试讲完毕后我们一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主考官批评道：“您太拖沓了。”他坐在男、女两位副考官中间。那位女考官是近视眼，脚上穿着一双玫瑰色的皮鞋。我坐在他们对面。主考官就我的课整整唠叨了一刻钟，有褒有贬，还不时地提出一些建议。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思忖着他这样讲话可能意味着我被录取了。突然，他们齐刷刷地站起身来，脸上一副庄严的表情。我赶忙也站了起来。主考官朝我伸出了手，面对面地盯着我说：“女士，祝贺您！”其他考官也都和我握手，并重复着“祝贺您”，但那位女考官是带着微笑的。
直到走到公交车站，我一直思考着这套礼节，感到生气和某种羞耻。当天晚上，我立即写信告诉父母我已经成为一名“正式”教师了。母亲回信说他们非常为我高兴。
父亲去世了，就在我当上教师正好两个月的那天。当时他六十七岁，和我母亲在Y市车站附近一处僻静的地方开着一家食品咖啡店。他本打算一年后退休。经常有那么几秒钟，我分不清里昂那所高中的场景究竟是发生在前还是在后，分不清自己在红十字区的公交车站等车时那个多风的四月，是在父亲去世时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那是一个星期天，刚刚过了中午。
我的母亲出现在楼梯口，她用餐巾擦拭着眼睛，那可能是她吃完午饭回卧室时带到楼上去的。母亲淡淡地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不记得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是怎样度过的。我只记得父亲那直勾勾的眼神，盯着我身后远处的什么东西，还有从那蜷缩的嘴唇里露出的牙龈。我记得我请求母亲合上父亲的双眼。母亲的妹妹和妹夫也守在他的床前，他们主动提出帮着给我父亲擦脸、刮胡子，因为这一切都要赶在身体变僵硬之前做好。母亲建议给父亲穿上三年前我结婚时他穿过的那套衣服。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完成，没有喊叫，没有哭泣，只有母亲红肿的眼睛和时不时的苦笑。我们的动作安静柔和，有条不紊，伴随着简单的几句话。我的姨妈和姨夫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他走得太快了”或是“他变化太大了”。母亲依然和父亲说着话，好像他还活着，或者他的生命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像新生的婴儿那样。我听到母亲伏在他的耳边充满感情地呼唤他“我可怜的小爸爸”。
姨夫给父亲刮完胡子，把他的尸体拉起来，举着，以便我们把他身上穿着的脏衬衫脱下来，换上一件干净的。父亲的头向前耷拉着，布满老年斑的胸膛赤裸着。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生殖器。母亲赶忙用衬衫的衣角遮上，并且不好意思地略带微笑说：“快把自己那玩意儿藏起来吧，我可怜的人儿。”擦洗完毕后，我们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缠上一串念珠。我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姨妈说：“他这样看上去更好”，意思是说更整洁、更体面。回到隔壁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百叶窗，唤醒正在午睡的儿子，轻轻地说：“姥爷睡着了。”
接到了姨夫的通知，Y市的亲眷们都来了。我和母亲带他们上楼来到父亲的床前，大家默哀几分钟，接着小声谈论了一会儿父亲的病和他的猝死，然后就下楼去咖啡厅喝咖啡了。
我已经不记得前来签署死亡证明的那位医生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父亲的形象已变得无法辨认。将近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屋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在塑料地板上。他已经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塌陷的面孔只显出大大的鼻子。他穿着松垮垮的深蓝色西装，活像一只躺着的大鸟。他死后的那张睁大眼睛、凝视的脸已经渐渐消逝。即使是那样一张脸，我也再无法看到了。
我们开始筹备葬礼，安排殡葬仪式，发讣告，做弥撒，准备葬服。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都和父亲丝毫无关。这只是一场他因某种原因而缺席的仪式。母亲的状态很激动，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的夜里，父亲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想要拥吻她，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她还说：“你知道，他年轻时可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
星期一那天，尸体开始散发气味。这是我从未闻到过的。开始时气味淡淡的，但越来越重，有点像被遗忘在花瓶里已经腐臭的水里的花所散发出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