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来编著的《铜鼓冲传奇(刘春来中篇小说作品)》节选自作家刘春来发表过的数十篇中篇乡土小说，读之人性跃然纸上，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本书节选自作家刘春来发表过的数十篇中篇乡土小说，读之人性跃然纸上，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本书节选自作家刘春来发表过的数十篇中篇乡土小说，读之人性跃然纸上，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刘春来编著的《铜鼓冲传奇(刘春来中篇小说作品)》介绍了，从农村社区结构的变迁来透视乡土中国的命运，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们屡试不爽的一把利刃。老字号的作家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都有过成功的尝试，“蛤蟆滩”“三里湾”“清溪乡”也因此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

刘春来从1978年到2000年这二十多年来，都沉浸在一个叫“铜鼓冲”的地方，从那里入手“炮制”一个又一个中篇和短篇作品。铜鼓冲在哪里？刘春来一直生活在益阳，他长大的地方确实有一个铜鼓冲，有一条经常出现在他作品里的“七里江”。而恰恰是他对益阳、对故乡土地的眷念，造就了他创作上的特色和文学上的成功。

石板路，水竹林

父亲

瘦月亮

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

七铁匠传奇

论刘春来的小说创作(代后记)

石板路，水竹林

一

在铜鼓冲，在铜鼓冲那一片既豪壮粗犷又玲珑阴柔的、我以为神秘莫测难以表述的山地上，到处都滋生着小寡妇一样风流妖娆的水竹林。山坡上是水竹林，山脚下是水竹林，溪边是水竹林，房前屋后的空坪隙地里还是水竹林。这样，我在本篇小说里所要叙述的故事，自然便与这风流妖娆的水竹林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了。不过我得预先请大家注意，我并不是要写水竹林，只是想写一个人，写一个仅仅比我大两岁可又确实比我大一个辈分，于是我不得不称之为本家叔叔的叫作土改的人。

写土改，我以为首先得写铜鼓冲的石板路。铜鼓冲的石板路，弯弯曲曲，由方方正正的长条观音岩一块一块铺排而成。石板路上的观音岩，由云封雾锁的碧云峰上采来(那里至今还有一个偌大的采石场)，大约经我曾祖辈太祖辈的无名石匠们凿刻得平平整整，铺排成路，又被他们的子孙、我的父兄们用草鞋蘸着汗水洗磨得光滑有如明镜。他们含辛茹苦、坚韧不拔地在石板路上走，都没有走出铜鼓冲，也没有走出水竹林。故乡的石板路呵，隐藏在水竹林里不慌不忙地向前延伸，本来是可以把铜鼓冲与外面轰轰烈烈的大世界连接成一体的，可是它被冲口上高耸入云的碧云峰挡住了，于是，我的父辈们走不出铜鼓冲。

当然也有例外，我要写的土改就是一个例外。

我那仅仅比我大两岁的本家叔叔土改，可以说是一个叛逆英雄，他顶一头水竹林的绿荫浴血奋战，企图沿着石板路走出铜鼓冲、走向世界，他果然走出去了，成为城里赫赫有名的水竹产品开发公司大老板，又当上了龙鳞县政协委员。他显赫以后，发誓要帮我这个百无一用的文人开辟前程，说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关于这以后将会提到)。，他动员我留职停薪或者干脆大丈夫敢作敢为地掀掉压在身上的“干部身份”和他一起去干一番真正的事业。他从前是我家里的常客，现在更甚。这一点，使我隐隐然对妻子生出许多不放心。为什么不放心？其原因我将会慢慢地告诉大家。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开发公司大老板兼县政协委员土改，昨天又到我家里来了。一进门，他就把自己扔在我那凹凸不平的沙发里，老生常谈地对我进行一番背叛组织、背叛文学、背叛革命的引诱，终于遭到拒绝、遭到可耻的失败后，丢给我一支香烟向我感叹：“人生如梦呵，人生如梦！”

他告诉我，他刚刚从铜鼓冲安排下季度凉席生产回来。他的开发公司财运亨通，最近通过政协某位同人接通广州的关系，再接通香港的关系，又通到新加坡某一家商行再反过来接通香港的另一个关系，与日本发生了业务往来。日本要水竹凉席，其数目之巨大，可以使他的公司赚“这个数”，又可以使铜鼓冲的乡亲们赚“这个数”——他先伸出五个指头，后又举起十个指头，于是我知道了那分别是五万元和十万元。土改惶惶如丧家犬的年代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现在他讲到钱的时候，早已是以万元为单位了。

“妈的，”土改掸掸烟灰，“坐飞机不舒服，真的不舒服！”

“好呵，”我不无讥讽地说，“你又为故乡的繁荣做出贡献了。”

他说“是的是的”，又说“哪里哪里”。他告诉我，从铜鼓冲回来，心里很有些不怎么好受。区区十来万利润算得了什么？可是，乡亲们却把他捧上了天，家家户户都为他摆酒接风。在以中共铜鼓冲支部和铜鼓冲村民委员会名义举行的饯行宴会上，全冲最老的寿星——他的七爷爷、我的七太公也来了。七太公是从病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被儿孙们抬到宴会上的，老人家一定要敬他三杯酒，说是没有土改的开发公司，铜鼓冲的水竹变不成钱，变不成沿杜溪河两岸星罗棋布的农家楼群。这就使土改回想起若干年前他被这些人遗弃、狗一样逃出铜鼓冲的那天。据他回忆，那是个寒风呼啸、冷雾朦胧的阴晦日子。小北风铺头盖脑地从冲口上卷过来，将水竹林地上厚厚的落叶吹得漫天飘零。他期望会有人来为他送行，哪怕只有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小孩子，也说明他与铜鼓冲还有着某种联系，说明他毕竟也是铜鼓冲人。可是没有，连一个小孩子也没有，他是独自形影相伴走过碧云峰的。登上碧云峰回头看走过来的路，他说他听见了其时已成了一片废墟的碧云寺钟鼓齐鸣，还听见了漫天飘零的落叶相撞相斥发出叮叮当当如金属碰击般的声音。

“人生如梦呵，”他继续感叹，“人生如梦！”

对他当时的幻觉，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其时铜鼓冲人要清算他，他孤零零如丧家之犬，心里自然难免愤愤不平。那幻觉中的钟鼓之声，也许正是他誓要凯旋的心音。老实说，我疑心是水竹林排山倒海般的绿荫挽救了他。绿是生命的象征，故乡的水竹林即使冬天也葱绿无比，葱绿得让你无端地担心里面会有绿色的血液膨胀出来，当时大城市大口岸已经有各种开发公司、各种贸易中心半遮半掩地悄悄问世，他是不是从那时起就萌生了吃水竹林的主意，重新鼓起了奋斗的勇气？我猜他登上碧云峰回头再看铜鼓冲莽莽水竹林的时候，一定咬着牙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娘的，不走出铜鼓冲，老子死也不会甘心！”

我和他一起长大，曾经许多次听他讲过这么一句话。P1-3

仁者在述说(代序)

刘春来，一个慈悲的仁者在不厌其烦地娓娓述说，述说一个叫铜鼓冲的小山村，述说这一方土地上人们日常生活的进程。

从村社结构的变迁来透视乡土中国的命运，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们屡试不爽的一把利刃。老一辈的作家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都有过成功的尝试，“蛤蟆滩”“三里湾”“清溪乡”也因此成为特定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刘春来从1978年起，一直到2000年，都沉浸在一个叫“铜鼓冲”的地方，从那里人手“泡制”一个又一个中篇和短篇。他的“铜鼓冲”，风光景物酷肖周立波的“清溪乡”，山坡上长的也是茶子花，溪边也尽是水竹林。刘春来显然是接受了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他以“铜鼓冲”为舞台，展示不同时期人物的活动，反映中国农村发展的进程。在他的“铜鼓冲”世界里，有旧中国古老朴素的人情故事(《山俗》)，有“我”混沌初开时见识的风风雨雨(《萌芽》)；有“十年浩劫”时期留下的良心孽债(《甲老爷祭》)，有改革初启时的农民觉醒(《锈铁泛光》)，有新时期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在八月的田野上》)和他们的追求(《走访李小迪》)，还有新时期农村基层干部的生存图景(《长清先生》)，等等。刘春来用小说写出了一个山村的历史。

永远也走不出铜鼓冲世界的玉阿婆(《玉阿婆》)，是刘春来进入铜鼓冲精神世界的标志。在这部作品中，“铜鼓冲”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和作者笔下的人物生存状态融为一体了。刘春来到此时似乎才知道，人生的真谛和艺术真谛应当是相互渗透的，用小说去追逐和图解某种思想，对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不仅徒劳，而且简直是不务正业。他还知道了，描写对象并不决定作品的价值，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描写对象与普遍人生的汇通，也就是从特定描写对象达到一个有一定意味的普遍人生状况和存在状态。他还知道了，伟大与狭隘并生，稳固与保守相因，包容性和封闭性共存，社会在这些并生、相因和共存中发生着翻来覆去的变化。刘春来稍后创作的《铜鼓冲人物临摹》，推进了诸如此类的艺术认识。回想起来，在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坛，我们很少看到正面描写农村基层干部的作品，相反，以权谋私、装神弄鬼、见风使舵、铁面无情的土皇帝形象通过许多农村题材作家的一再强化，好像特别深入人心。诚然，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习惯性的反面描写，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农村基层干部毕竟是中国农村改革进程的带头人，毕竟是中国农村安定发展的保证力量，舍弃对他们的正面描写也是一种偏颇。刘春来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叙述，看上去漫不经心，骨子里头却温情脉脉，与农村生活所固有的文化内质和俗常状态取得了同构的表达方式，这就反倒使这些人物赢得了很高的真实度。

1991年，刘春来获得第七届湖南青年文学奖，正是基于他的“铜鼓冲系列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获得的声誉。就像周立波以他的“清溪乡”为我们提供了一面合作化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一样，刘春来以他对“铜鼓冲”世界的发掘，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新时期中国农村的镜子。略为不同的是，刘春来处在解放思想和思想解放的好时代，他对社会生活的观照，已经可以不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刘春来的笔触开始伸出“铜鼓冲”，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的开掘。小说的人物就也不再是走不出“铜鼓冲”的土著乡民了，而是曾经在“铜鼓冲”生活过的知识青年(《瘦月亮》)，当上了政协委员、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代表(《石板路，水竹林》)，等等。他笔下的“铜鼓冲”，与时俱进、对外开放了。新型人物和事件的进入，不只意味着题材的开拓，而且意味着他对原有“铜鼓冲”的突破和超越，意味着一个新的审美艺术世界的苏醒和诞生。非土著因素的参与，给以作家远距离审视“铜鼓冲”的方便，而远距离的审视，又必然带有历史反思的性质。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父亲》，刘春来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来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用近乎恶作剧的手法，把历史上曾经被我们奉为神圣而顶礼膜拜过的许多东西作了彻底反思和还原。父亲当过南下战士、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作为一颗革命种子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他那由传统革命理念所指导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他作为理想的追求者只能是疲劳得倒下去。《父亲》中那些活生生的形象告诉我们，父辈们进行的那一场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农民土地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主体的农民，他们的素质——觉悟、才干、文化素养等与这场革命的宏伟目标，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父亲”命运悲剧的根源，也是新中国历史之所以充满艰难和坎坷的症结所在。刘春来像一个仁者娓娓叙说了那么多人物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存图景，其实只有一句话：中国社会要前进，任何时刻都要记得我们的农民兄弟；忽略了农民兄弟的诉求，所有的革命——包括改革和改良都没有任何意义。

1996年，刘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铜鼓冲纪事》获得了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其创作开始由中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折，同时也是“铜鼓冲系列小说”的最后亮相。《铜鼓冲纪事》以后，刘春来相继推出了《水灾》《办事处》《时运》等大部头作品，只是这些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还是和他的“铜鼓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铜鼓冲在哪里？刘春来一直生活在益阳，他长大的地方确实有一个铜鼓冲，有一条经常出现在他作品里的“七里江”。而恰恰是他对益阳、对故乡土地的眷恋，造就了他创作上的特色和文学上的成功。文学界喜欢把刘春来归于乡土作家那一类，这不仅因为他作品的取材、他刻画的人物，还因为他使用的语言，以及作品所表达出来的社会风情。“太阳一落土，铜鼓冲的人家就检场打扫各家的地坪了。打扫得索索利利，不见一根草屑屑，再均匀地洒上一桶浸凉浸凉的井水，夏日的暑气即刻便收敛了。然后人们搬出凉床子、竹椅子、矮塌塌的麻拐凳，还将细瓷茶壶也搬出来，里面是拍满的、煎了甘草和菊花的凉茶。做完这一切，大男小女就开始歇南风了”——类似于这样的乡土语言，这样的地方风俗画，在刘春来的小说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风俗画，这样的乡土语言，其实我们已经见过一次了，那是在周立波的小说里。同为益阳人，刘春来是周立波语言风格的继承者和发扬者。继承一种语言风格，需要对语言所寄托的那一片土地无比熟悉，唯有扎根一片土地，才是艺术超越的保证。刘春来带着对土地的热爱开始起步，靠着对土地认识的深化而得到突破，他自始至终把创作的根扎在他所热爱的那一片土地上。这份持守，在目前相当浮躁的文坛上，当是一片灿烂而宝贵的亮色。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本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热门，但现在越来越冷，冷得令人心疼。考察个中原因，固然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发生重大转移有关，但农村题材创作需要花更多心血、下更大功夫才能出新。读者群的有限，也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农村题材已经经过无数高手的侍弄，不少大师的开垦，要想有新的突破，必须不务虚名、甘于寂寞。事实说明，以农村农民为创作题材的作家，真正做出了成绩的，不是那些一味凭着深人生活而从局外抓取生活的人，而是那些原本就生活在农村，而不需要深入生活的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说过，“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话说得平易且发人深省。今日之中国，虽然已经到处是高速公路和立交桥，许多农民也已经成为农民工了，但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华民族，却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浓厚的乡土特征，依然分明地烙上农耕文化的天然印记。所以，在中国文学创作中，任何对民族文化乡土成分的藐视，都会导致作品思想深度的缺乏，导致审美魅力的缺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春来对乡土的变迁和变迁的乡土的关注，说明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时代变迁意识通体成熟。比如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办事处》，虽然环境已经部分搬到了城里，但还是借众多人物的活动以及他们的最后命运，表达出对土地的绵绵情愫。农民进城了，寻常人性的生长、迁化、演进、陷落、迷失、苏醒和升华虽都搬到城里来进行了，却与他们原来安居的是哪一片乡土还是有着命定的关联。我特别欣赏这部小说结尾时的那句话：太阳总是一寸一寸升起的，阳光总是一寸寸照亮大地的，我们不但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

论刘春来的小说创作(代后记)

龙长吟

刘春来什么时候成为了他自己

综观刘春来的小说创作，他总是在吸收两方面的滋养。一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滋养，二是周立波乡土气息的滋养。读他早期“铜鼓冲艺术系列”二十多个中短篇，已经能够看到现代中国半个世纪直到今天历史演变的一方缩影，而其中表现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占大多数，其成功和局限都与现实生活取得一致的进程。《锈铁泛光》写于农村落实责任制的那个时期，将中国农民心灵觉醒的必然性记录在案。发表于1987年10月的《湖南文学》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他在铜鼓冲世界之外进行深入开掘的一篇力作，用不肖子孙“我”的口吻叙述父亲的经历和命运，用审视的眼光对待父辈和父辈改造农村的历史，其思路与莫言早一年的《红高粱》基本接近。玉阿婆近乎痴狂地恋眷土地，以及她“人生在世就是做！死命地做，不顾一切地做”的生存哲学，还有她那种永远也走不出铜鼓冲的文化心态，则确凿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农民心理。这一切必将在以后的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农民进城，有了他的小说《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到我们国家基本上将农村调理好以后，“七铁匠”的故事就成为了一个过去了的“传奇”。

在刘春来初涉文坛的时候，在京的益阳籍文艺理论大家周艾若先生就一直关注他，周艾若先生认为，青年刘春来“艺术上具有难得的才气，但到底还要归功于周立波的深刻影响”。从刘春来的作品可以看出，作为周立波家乡的后起之秀，刘春来满怀景仰，一直以无比虔诚的心态在向自己的家乡前辈学习，默默地行走在周立波的创作道路上，几十年来对文坛内外的所有热烈都置之不闻。著名编辑家朱树诚先生在审读《时运》稿后给刘春来的信中说：“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作者的前辈同乡周立波先生，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可爱的人物，‘亭面糊’，秋丝瓜，邓秀梅……想起当年作者对这位前辈同乡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在创作道路上一直以这位前辈同乡为楷模，现在看来，或不达，亦可追也。”刘春来继承和发扬了周立波的艺术趣旨和创作传统，用小说的方式叙述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和农民的生活命运，为我们观照当代中国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及其日常生活和心路历程，提供了继周立波之后的一幅幅具有审美深度的艺术画卷。

但刘春来成为刘春来自己，则不过是这十几年间的事情。长篇小说《水灾》《办事处》《时运》，中篇小说《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联袂而出，影响日益广泛而深远，标志着他创作高潮的到来，思想也相应成熟。《水灾》的故事已经不是在铜鼓冲那个小舞台演出了，但他的思想还是在铜鼓冲的水竹林和资江边的麻石街上徜徉。《办事处》描摹了一类边缘人，他们是来自农村处于繁华城市的边缘人，如司机罗海军，小保姆娥姐、文玉均、夏小丽，混混小头目四铁匠等。这些无根的漂泊者，都是转型期进城的农民。他们的前面是目前还进不去的城市，后面则是回不去也不想回去的乡村。《成长》则直接写一对来自农村的男女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在城里基本立定脚跟的幽默故事。刘春来笔下的龙鳞城，当然就是他生活中的益阳城了。通过刘春来的小说我们看到，“文革”后期县革委会祁主任去省城，还只能坐当时唯一的一台小车——县医院的救护车，改革开放了，街上要通公共汽车了，县里一回就买了四部红汽车！四部汽车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多了。随后只几年时间，船都机械化了。再后来，城区也快搬到对河去了，麻石街成了旧城区，对河高新区才是真正的市区，千年的麻石街也在龙鳞市消失了。这些作品，都是他在铜鼓冲挖一口深井后，抓住中国城市化进程这个社会大变化的机会，从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视角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初级进程，底层蜕变也就是农民蜕变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系统、最深入而睿智的表现。这或许标志着刘春来已从他的家乡前辈周立波的光影下走了出来，打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天地，而且在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他已经占领了一块最富有写作前景的文学创作高地。他的表现对象进了城，他人物活动的舞台也就自然而然地和城市挂起钩来。

青出于蓝应胜于蓝，但还是逊于蓝

长篇小说《水灾》是刘春来的小说创作由铜鼓冲变革转向城市化进程书写的一个过渡。农民和市民共同抵御洪涝灾害，共同保卫村镇和社区的家园，对农民和市民的解析与表达都特别充分。《水灾》所书写的抗洪精神，浓缩了自然人的生存意识、共产党人的先锋意识，还涉及数千年的宗法管理方式，是共产党领导和传统宗族力量同时发挥作用的真正的全民抗洪抢险。资阴全县六十五万人口，上堤四十七万人！洪峰来了，八千抗洪将士，半个小时集中起来，战斗打响！为防止关键时刻“炸群”，鸭婆洲四个村长一人手里提一根篾片片，半寸厚，两寸宽，两尺多长。解放前防汛守垸子，当族长的就是这么一根篾片片，唤作打懒棍。族里子弟堤上若不卖力气，当族长的一篾片片抽下去，子弟们屁股上就一道血印子。解放后没有族长了，守垸子打懒棍就退休了。这次抗洪开会，垸子里一些长者说大敌当前生死一搏，还是要把打懒棍请出来，要村长代表他们族里老人管好他们的子侄。龙鳞市琼池县绿湖镇的鸭婆洲，洲子只有一巴掌大，男女老少一共才五千七百一十九人，上堤防汛的就有四千多人。他们的雨具一律都是一只白晃晃的尿素袋子。他们手挽手挡在子堤前，让浪头打在自己的胸脯上，打在眼睛上，打在“龙鳞牌尿素”几个字上。他们用身子护住子堤的断头，用身体来承受浪涛的冲击，断头处堆成了两个巨大的人球。风浪中两头两堆人站在堤面上拉紧一根拳头粗的缆绳，一队精壮的小伙子一人灌半瓶烈酒，背靠绳子站成一排，就以那绳子为依托，挡在那五米来宽的缺口前面，用他们强壮的、被酒精烧红了的身体承受风浪。大量的人在这一队小伙子的身后抢填被冲开的子堤，他们喊着叫着，互相咒骂着，硬是用装了土的编织袋筑起了一道新的堤坝，拼尽全力堵住了缺口，抑制了洪水的势头，家园和土地得以保全。

……

农民为什么还要不计后果地拼命往城里挤呢？作者写到：村里有的老年人，一辈子i车乡政府都没有去过。年轻人就不同了，每年年一过完，他们就都像没头苍蝇一样，将几件换洗衣服胡乱塞在一个蛇皮袋子里，风风火火走四方。胆子大一些的跑深圳、跑海口，胆子小一些的跑龙鳞、跑县城。他们总是用完了盘缠就回来了。这是刘春来城市化进程的写作起点，他真正的深刻性在于：农民进城，力图改变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乃是自然人性的挣扎，是人性向上生成的必然，因此不可避免地既带有盲目性又带有命定性。“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只要是人，潜意识中都有一种追求文明的驱动力，因为任何人都是文化动物，内心都涌动着追求高贵、靠拢文明的要求。城市化是人类文明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当代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乃是人类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必然途径，它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21世纪影响人类文明的因素有两个，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的现代进程，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潮声应和着农民进城务工的脚步声开始。刘春来并没有从概念出发提供这一转变的艰难，他集中笔墨书写农村人在城里站稳脚跟的不易，但还是百折不回地追寻人类的现代文明。《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全力书写这一历史的艰难过程和必然趋势。“我”和早年的同学、恋人金枝，先是靠着城里的春叔，后是利用自己的拼命劳作，用“墙缝银行”存钱，收集建筑废料、脚料搭房，苦扒硬撑，当所有的农村人都回农村以后，终于在菊山花园的烂尾楼里勉强安顿了下来。“我”与金枝的道路虽然充满艰辛，结局也一时难以确定，到底显现了进城青年农民命运的一丝曙光。

许多年前，沈从文抱定“沅水边上的妓女也比城里的绅士纯洁”的乡村优越感，在城乡小说中施与的好恶与褒贬，总是明明白白地偏袒着乡下人。许多年后的刘春来也是这样，他毫不掩饰地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说：“就算你爸爸不是乡下人，你爷爷也是乡下人！所有的城市最开始都是乡下呢，乡下人是城里人的祖宗！”由于作者的乡下人立场，所以他小说中的价值观念，总是站在农耕文化的一边。曼曼姐与四铁匠原是乡村恋人，城里小老板老婆一死，曼曼姐立马就贴上去了，可四铁匠不干，四铁匠在曼曼姐脸上一横一竖划了温柔两刀后就去自首坐牢，男子汉的大恨大爱最终感动了曼曼姐，她主动离开了那个城里男人。曼曼姐脸上的隐约刀痕，刘春来认为好美丽，认为“那是他们经过了磨难的真挚爱情纪念徽章呢”。农民的生活空间变化后，接踵而来的是职业的变化，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变化，最终导致人的精神变化，意识变化，价值观念变化，人性发生变化。没有表现进城的农民人性的变化，都不是城市化进程的完整再现。刘春来明白这一层，他笔下的中国农民在陌生的城市生存、发展，融人城市这个新的生态圈时自己在人格上也有所成熟。比如说，彭玉蓉最终皈依了佛门，娥姐也认同了佛教……刘春来注意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蜕变，是他的高明，但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蜕变，说明他对新生活新人物的艺术把握能力尚需修炼，他笔下的城市化进程小说还有广阔的生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