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处于数字时代，更准确地说，是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当所有人都惊叹于互联网的快捷便利和无所不能时，却很少有人思考过它如何被发明出来，受到何种控制，以及对人类的真正影响。

乔纳森·克拉里说出了数字资本主义中显而易见却从未被正视的社会病症，戳穿了人类因科技而快乐的假象。“焦土”意味着一个富有生机的地方退回到贫瘠的状态，同时丧失复苏的能力。人的异化、社会凝聚力的涣散、自然资源的枯竭……这些问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前所未有地加剧。作者怀着赤子之心，极富洞察力地深挖这个时代的病源，并邀请所有人加入寻找未来出路的队伍！

推荐序 Ⅰ

第一部分 001

现代工业文明让世界处在消亡的边缘，社会形态和社区的消亡与人类共同依赖的地球生物系统的消亡捆绑在一起。当前，我们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焦土阶段。

第二部分 063

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新功能的开发和部署，让银行和金融业、安保和情报机构以及军方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第三部分 111

计算机生成的各种图像四处泛滥，极大地加剧了我们的感官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割裂。人们对色彩的感知变得浅薄，对生活环境的点滴消逝也变得不那么敏感。

注释 161

推荐序 超越数字时代，走向更好的世界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2013年的著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探讨了21世纪资本主义扩张的不间断进程带来的一些破坏性后果，特别研究了无眠时代的到来如何改变了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和体验，并模糊了反复强化、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与新兴的控制和监视策略之间的区别。现在，市场在时钟的每一个小时都在运作，把人们推向无休无止的活动，侵蚀着社区和政治表达的形式，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结构。

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正在破坏工作日的概念。一些受影响最大的工人已经认识到，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上网工作的能力，初看起来是一种新发现的自由，但最终却成为一种时间奴役的机制。

克拉里描述了对个人注意力的持续管理，以及当代技术文化的强制程序对感知的损害。同时，他有力地论证了，人类的睡眠与 24/7 连续运作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希望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拒绝破坏世界的增长和积累模式。

在我们还在继续理解“24/7 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后果的关键时刻，克拉里在2022年为我们带来新著《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这部著作拆穿了社交媒体可以成为激进变革工具的假设，并认为跨国公司的网络和平台在本质上与可居住的地球或建立平等的后资本主义生活形式所需的人类相互依赖不相容。

本书对由西方而盛行全球的技术消费文化和互联网创造的无数数字景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结合两本书来看，克拉里认为一个可持续和可生存的未来，必须拒绝跨国资本主义

的全面控制，和人类对在线模拟的日益沉迷。在集体干预的紧迫性方面，他的想法具有挑衅性，而对目前全球处于灾难边缘的描述方面，则令人震惊地准确。

今天，很少有人会说，目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轨迹可以持续下去，而不会对文明和支持生命的脆弱的生物圈造成灾难性的和不可逆转的破坏。然而，像克拉里这样的人——直言不讳地把一个永远在线、昼夜运转不停的星球比喻为“焦土”，提出激进的、令人震惊的、毫不妥协的主张，呼吁某种形式的“生态社会主义或无增长的后资本主义”——堪称凤毛麟角。

《焦土故事》松散地组织在三个无标题的章节中，第一部分首先调查了“互联网复合体”（the internet complex）的景观。“互联网复合体”是克拉里在本书中使用的一个新名词，用来描述大量的数字平台、协议和物理基础设施，这些平台、协议和基础设施已经“与 24/7资本主义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范围密不可分”。在这一部分，克拉里试图解构“互联网复合体”的意识形态运作，以表明它如何渗透到社会现实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令个人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并被剥夺了对生活时间的感觉。

为做到这一点，他首先提供了一个关于互联网的简要历史说明。从其作为军队和后来的制度化研究组织所采用的工具开始，克拉里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大规模商用是“资本主义的重新配置”所驱动的现象。对他来说，这种修正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特点是广泛实施“非正式、灵活和分散的劳动形式”。然后，克拉里将互联网的商业化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出现以及社会机构的日益经济化联系起来。由此，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互联网及其无数的产品和金融服务，并非出于解放个人以走向更大形式的自治或为集体能动性创造条件的愿望，而只是为了将个人改造成利用自身人力资本的企业家。

互联网作为一个平等和民主的数字平台的流行概念被克拉里否定了，他反而认为这一无所不在的网络是“全面瓦解社会的全球性机器”。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克拉里做了很多理论上的标示。从马克思、德波、阿伦特、德勒兹和伽塔利等人那里吸取观点，克拉里重新考虑了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他指出这些平台业已成为“成瘾、孤独、虚假的希望、残忍、精神错乱、负债、浪费生命、记忆销蚀和社会解体”的新引擎。问题产生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完全接受互联网进入社会存在的最深处，在这些深深的裂隙中，互联网无休止地宣布它的不可或缺性，以及任何不为它的协议所吸收的生命的渺小。

根据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观点，互联网及其支持平台是推动“行为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 of behavior）的工具，集中体现了一种美国式的技术消费模式，世界上其他地方对这种消费模式几乎无法抵抗。克拉里接着指出，互联网促使个人变成了数字消费者，就连消除“数字鸿沟”的举措，实际上也不过是为了扩大热衷于购物、玩游戏、疯狂追剧，以及其他挥霍和上瘾活动的消费人群。

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在20世纪50年代曾这样描述：“拥有独立自主的自我人格被抛弃了，主体就这样把自己交给那些关乎人类生存的力量，但这些力量与自己却格格不入。”今天，我们大可以这样说：主体把自己交给了算法。

第二部分介绍了技术资本主义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在这里，克拉里描绘了我们与数字技术之间不断变化的、经常处于从属地位的关系。对他来说，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是一个“人类能动性和创造力被删除”的世界。与第一部分一样，克拉里在此处涵盖了大量的理论，以表明科学和技术创新如何被资本主义的利益所驱动，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性或需要。人工智能、5G 网络和IOT（物联网）被用作案例研究，体现了当代社会如何被转变为一个巨大的数字工作场所，它将速度、“连接性”和浅层数据流的原则置于社会群体或个人之间的任何“深层”或有意义的互动之上。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和交换的节奏越来越快，这样的态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对克拉里来说，当“人类的生产力不仅仅是被技术所增强，而是被技术所取代”时，资本的极限就出现了。虽然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新的劳动和商品生产的规律，但必须认识到，无论技术的能力如何，人类将永远保持相对于资本体系的内在价值。

不过，确切地说，资本的复兴特性将如何瓦解并迎来一个“后资本主义”“超越现代性”的交换系统，克拉里基本上避而未谈，转去描述“现在主义”（presentism）作为互联网复合体的一个基本特征的意义。他认为“现在主义”包括所有旨在废除时间或企图在“实时”中运作的技术创新，这些创新赋予“现在”特权，并促进了即时性和当下可用性的幻觉。像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学者也同样评论了“时间的冻结”是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在克拉里看来，我们对即时消费的期望越来越高，巩固了当代经济运作“不受空间、物质或时间限制”的概念。如此发展的后果是，人们所能接受的未来，只会是对当前体系的强化和延续，一切无法预见和不确定的情况都要减少和避免。

最后，虽然最短，但《焦土故事》的第三部分可以说是最吸引人的。克拉里将笔锋从对互联网复合体的批判转向探索视网膜扫描的兴起和面部识别技术的普及，他认为这是“监控资本主义”的一个附属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特别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以及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概念，对克拉里的思考至关重要，尽管这两个理论在他的批判中都显得不够成熟。克拉里研究了我们对数字景观的沉浸是如何侵 蚀将社区联系起来的粘合剂的。他认为技术官僚价值观的目的是将欲望、需求和愿望的力比多冲动与文化产品融合在一起，强加给人们一套顺从的行为。他具体解释了数字技术的“游戏性”和“创造性的可能”如何开启了新的统治和服从的技术。

在克拉里看来，计算机化语音和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的发展，正在削弱我们与他人联系和共鸣的能力。正如他所说，“我们逐渐失去在时光沉淀的尺度上去凝结一张面孔、聆听一个声音的能力，我们逐渐失去了在一生的经历中把握那些迹象和声响的能力”，“随着我们以一张脸、一个声音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形式增加与机器的互动，空洞的情感和表达便充斥到大量的场合当中”。

在克拉里的笔下，脸部视觉 - 语音听觉的历史被作为一种营销工具加以研究，并用来揭露人类“去身体化”的地位，直至眼下我们越来越被机器训练得像机器一样。克拉里随后借鉴了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思想，布伯认为脸是非常重要的，构成人类相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脸部表情是当事人决定是否交谈（或避免交谈）的一个关键，而生活的核心就在于引发对话或提出对话可能性的会面。这即是布伯所说的“身处鲜活世界”的生命。

随着新的数字通信平台（Zoom、Twitter、Facebook等）的兴起，很难否认克拉里的说法，即我们正在看到“情感的逐步机械化”，这种情况正在侵蚀身体相见的真实性和不可预测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平台采用语音技术，人类的语音被处理成行为信息，而机器人的声音被用来模拟与用户的情感互动，同时不断升级，听起来更讨人喜欢和值得信赖。然而，无论如何升级，模拟声音也是毫无生机的，只是我们越发失去了辨别模拟声音与真人发声的敏感性。

而在网络文化广泛传播之前，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便撰文指出，破坏和掏空语言的社会效能的一种方式，就是贬低面部的价值。而现在，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将人们的目光、声音和面部从社会空间和人际交往中剥离出来，已经不存在任何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成了监控和分析的对象，虽然目的和用途各异，但重要的目标是将人类更加平顺地纳入机器系统和机器操作之中。

这一部分还探讨了“视觉无知”(visual illiteracy）的概念。克拉里宣称, 我们24小时不间断地消费来自电视屏幕、智能手机和大众媒体的数字图像，再加上日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失去了感知大自然创造的微妙色彩的能力。我们几乎变成了色盲。在视觉上成为文盲的结果，是对我们身处的自然环境的集体漠不关心和冷漠。也因此，克拉里认为，我们与自然色彩来源的分离推动我们消费更多的人造色彩，此种产业的兴旺正在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正如他提醒我们的那样，今天生产的大部分合成颜色来自塑料和其他有害物质，这些物质继续大量地污染环境。

总体而言，《焦土故事》为围绕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有益性而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不满增添了一个亟需的批评声音，这些不满情绪正日益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通往与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相协调的新的可持续生存模式的道路，不会是一条容易走的路。正如作者所说，“我们可能会抽象地对资本主义使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物种变得可有可无或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表示遗憾，但我们仍然坚持那些去身体化的常规，并且抱有一种幻觉，认为互联网复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并非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果真如此，那么问题来了，什么能让我们从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中动摇，并促使我们不仅承担个人责任，而且采取集体行动，以避免生活的世界成为永久的焦土？

克拉里没有为上述问题提供任何规定性的解决方案，这削弱了他对“无增长资本主义”的呼吁。在这本精炼的小书里，尽管新见迭出，不无启发，但作者没有指出技术官僚文化的参与者应该如何“从根本上拒绝”这类社会控制机制，来重新获得真实的自我意识。

由于涉及如此广泛的主题和思想，阅读时感觉克拉里的分析和观点有时进展太快，难以形成充分论证。此外，章节标题、引言或总结性论点的遗漏，也使确定本书的中心理论主题成为问题。尽管如此，《焦土故事》仍然是一部引人入胜的著作，为我们的技术官僚数字文化中的生活、工作和消费，带来了新鲜和富有想象力的视角。

一个被互联网构造的世界，适合人类生存吗？

面对权力、资本与技术的共谋，以人本主义立场捍卫人类生存的防线。

艺术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批判，一本令人绝望，又耳目一新的佳作。

胡泳作序推荐，汪民安诚挚推荐，写给每一位置身于“互联网复合体”的中国读者。

第一部分：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资本主义最后的阶段——焦土阶段（scorched earth phase）。这个术语在军事上的意思是破坏维系生命的基本资源，使其无法为被征服者或敌军所用。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焦土之地是指一个富有生机的地方退回到贫瘠的状态，同时丧失了复苏的能力。这是一片十分干旱的土地，土壤受到化学农业的破坏，没有水源，它的河流和含水层被毒素污染，空气也被污染。焦土资本主义极具破坏力，使任何群体或社区无法再去追求自给自足、自治或相互支持的生活模式。  

从词源上看，“scorch”（焦）一词潜藏的意思可以追溯到古法语中的“escorchier”（扒皮），意思是剥去或撕掉身体的表皮，使肉体暴露在外。用来孕育生命、保护生命的地球保护层一直都在耗损。烧毁亚马孙森林、珊瑚礁白化、在大河上修建水电站大坝，以及温带草原大规模的水土流失等，都在加速地球保护层的耗损。

英语动词“scorch”一直有焚烧表面直至物体颜色和质地达到焦煳、干瘪的含义。这就是我们人类现在的居所——一个凄凉荒芜的世界，几乎失去了色彩，失去了那无形但又生动的独特性，失去了赋予我们生活意义的独特性。色彩，具有无法量化的质感，代表了我们的爱和希望，代表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人类与地球之间的联系。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如果还会有一个适合人类共同生活的未来，那么它应该是一个“线下”（offline）的未来。这个未来必须摆脱那些正在荼毒世界的各种系统，以及7乘24小时全天候运作的资本主义。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能够存续的东西有很多，但网络必将成为一片废墟的破碎的角落。在这片废墟之上，则可能会出现新型的社区和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是幸运的，当前这个数字时代会是短命的，并会被一种多元物质文化取代。这种文化融合了新旧两种生活方式，以及人们彼此依赖、相互合作的观念。  

当前，随着环境和社会状况的日益恶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互联网复合体（the internet complex）给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它的毒害已经达到了势不可当的地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同时在默默地承受着它破坏性的后果。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数码产品、享受数字服务，而真正掌控它们的则是那些跨国公司、情报机构、犯罪集团和反社会的亿万富翁。对于大众而言，互联网复合体像一个无情的引擎，不断地造成上瘾、孤独、妄想、残忍、精神错乱、负债累累、挥霍浪费、记忆衰退和社会解体等一系列问题。它那些被吹捧出来的优势，在这些个人问题和社会危害面前，显得不值一提。

第二部分：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详细阐述了技术科学崛起的一些历史条件。他指出，在19世纪，曾经公认的科学在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当时人们认为，科学研究要想有意义或有价值，它就必须具有制造某种应用、产品或实用技术的潜力。“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他犀利地写道，“是发明方法的发明。科学不是通过原则来定义自己，而是通过结果来定义。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各种实用主义的点子仓库”，实用主义指向非常明确，就是那些商业的、能够挣钱的应用。怀特黑德注意到，19世纪后期科学家们已经能够将抽象的知识、技术和源源不断的创新结合在一起。

现代国家资本主义（state-capitalism）对科学的要求（怀特黑德、马克斯·韦伯、赫尔穆特·普勒斯纳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做出界定），和一波又一波的“应用”潮，已经把我们带到了灾难的边缘。目前，对“科学”进行歌颂，就是一种混淆视听的手段。目的是不让人认识到，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是紧密结合的。这是一种灾难性的结合，同时给人们一种错觉：“科学”将把我们从“科学”自己制造的灾难性成就中拯救出来，当前不断瓦解的地球系统就是它突出的灾难性成就。

第三部分：  

眼球追踪的实际工作原理和它的名字一样，就像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关系。正如“夺人眼球”这个成语所讲的那样，这是一种以捕捉为目标的跟踪技术。随着新一代数字显示器的出现，眼睛不受控制或不受干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一些特定的功能也进一步提升了眼球追踪与狩猎活动之间的相似度。LED投射到瞳孔和虹膜上的光束，瞄准的正是眼睛的径向结构，其由多个同心圆组成，是真正意义上的靶标。与许多新型火器和其他武器一样，眼球追踪以红外线（IR）来瞄准观察者。人类的眼睛看不到红外线波长，因此身体不能像对强烈的白光或阳光那样，通过闭上眼睑或把头转开来保护自己。它不会引起“厌恶”反应，也不会导致瞳孔收缩——这有利于数据的收集。红外线不仅是看不见的光，而且其产生的热也是感觉不到的。红外线会提高眼睛的内部温度，实际上是在“烘烤”眼睛，损害里面的组织。医学研究表明，接触红外线可导致白内障、角膜溃疡和视网膜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