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以恢弘凝重的纪实笔触，全景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中国反动势力进行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鲜为人知的秘密交锋。

本书所介绍的“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冒险家，而是指20世纪上半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成员身份为掩护，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的幕后操纵。“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与偏重于谍报活动的“克格勃”不同，这是一个完全隶属于军方管制的情报机构，它的首脑全部是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格柏乌”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也被情报界视为样板的著名情报网，如欧洲的“红色乐队”情报网、亚洲日本的“拉姆扎小组”、中国的“满洲情报组”等等。在这些英雄的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

引子／1

第一章 红色谍王在中国／5

佐尔格进驻大上海／7

组织在加强／13

情报小组中的中国战士／18

★张文秋——最后的“家”

★方文——北平秘织情报网

在另一条战线上／34

佐尔格最后的杰作／42

第二章 怪西人和他的战友们／51

千里大护送／53

双雄传奇／57

★刘思慕敌营脱险

★川合定吉的使命

“怪西人”之谜／71

第三章 谍海女杰／77

上海往事／79

★在等待中工作

★与佐尔格相识

动荡岁月／84

新的任务／90

第四章 命令，越过国境／99

苏子元：关内关外生死行／101

张永兴：甘洒热血祭春秋／114

★秘密情报组

★炮击军火库

★战士的归宿

第五章 从莫斯科归来／143

“间谍”在这里诞生／145

★特种学校

★精英纷至沓来

陈冰岩：矢志不渝求真理／166

王方：机智勇敢出牢笼／177

第六章 与特高课周旋的人／183

“满洲”第二情报组／185

张逸仙：活跃的古斯达夫／190

★张鼓峰下

★呼兰河畔

杨奠坤：神秘的瓦尔德尔／206

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217

“满洲，，第一情报组／219

烈火雄心／222

★复仇的火焰

★越烧越旺

★行动不分关里关外

血祭关东

背景材料一：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249

背景材料二：国际情报组织与中共情报组织的合作／254

作者的话

附录一：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满洲情报组(1934一1940)组织系统表／258

附录二：1935年后杨奠坤领导的国际情报组织系统表／259

附录三：大连国际情报组组织系统表／260

附录四：主要参考资料／261

本书中介绍的“国际特工”，并非指的是国际上那些职业间谍或神秘的冒险家，而是20世纪上半期，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了战略利益派遣到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因这些情报人员大多以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为掩护，所以称做国际特工。可以说这个情报组织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当时苏联两个最大的情报机构“克格勃”和“格柏乌”。

“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前身是“肃反委员会”，也称“契卡”，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由波兰籍共产党员捷尔任斯基出任首任首脑。1954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1923年，苏联建立之后，“肃反委员会”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其规模更大，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期作为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同的是，之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苏维埃俄国自成立之始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输出革命”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动主旨已经是为了输出革命了。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际，捷尔任斯基作出了建立“国外处”的决定，这可以说是契卡工作的一大转变。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个秘密国际联络处(OMC)。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作出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30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属下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面最卓越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

1921年苏联国内饥荒时期，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团结是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现。”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摩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后至30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受到政治保卫总局的严格控制，而军事问题则逐渐转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当时是总参四部，后来是情报总局)来处理。为了对国际联络处的秘密行动加强控制，政治保卫总局扩大了自己在这个组织里的间谍数量。同时国际联络处也采取了旨在提高联络安全系统可靠性的措施。1925年，皮亚特尼茨基在国际联络处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在莫斯科附近的城市梅季希创建了一个秘密学校，培训一些共产国际的电报员，用以同国际联络处进行密码联系。

到了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共产国际联络处的秘密活动越来越多地和“格柏乌”挂上了钩，很快共产国际这块招牌成了“格柏乌”的保护伞。事实证明“格柏乌”这样做是很巧妙的，一旦自己的间谍出事，可以推到共产国际的身上，而与苏联无关。如“牛兰夫妇案”、“佐尔格案”、“大连放火团案”、“中西功案”都是如此，使苏联摆脱了不利于自己的尴尬局面。

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其历史发展线索至目前而言仍显得十分混乱。究其原因倒不光在于GRU本身曾经几度沉浮，更主要的是自它诞生以来——就像一位格柏乌的叛逃者所写的那样——格柏乌就一直是“苏联所有情报机构中最机密的一个”。

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报网，主要有：欧洲的特雷帕尔情报网、“红色乐队”情报网、“拉多”情报网；亚洲地区的佐尔格情报网、梅杰姆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特雷帕尔情报网在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和德国开展活动。这个情报网准确地提供了德军即将入侵苏联的情报，但是当时斯大林并没有相信。在整个战争中，特雷帕尔情报网提供了大量关于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军事方面的动态、数据和政策等情报，对战争的进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红色乐队”情报网主要在德国活动，有一百来个成员，两个德国人是他们的头脑。这个情报组织的很多成员渗透到了德军的高级职位，为苏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包括德军的军事部署、武器装备等等。

“拉多”情报网设在中立国瑞士。“拉多”能够回答苏联关于具体的德国军事单位、德军将领和希特勒总部的询问，以及其他许多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情报在德国相关机构获悉后不出24小时，就能出现在莫斯科情报总部负责人的案头。

1929年底，佐尔格和他的两名苏联同事一起被派到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这里是他间谍生涯的第一站。从此以后，佐尔格在远东从事了很多年情报工作，其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使得苏军在战略上步步主动，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并对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历史学家甚至评价说：是佐尔格拯救了莫斯科，拯救了苏联。

当佐尔格撤离中国以后，格柏乌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回有关中国的确切情报。直到1937年苏军情报员梅杰姆出现在中国上海，才改变了这一被动局面。同佐尔格一样，梅杰姆为保卫苏联也建立了卓越功勋，他及时提供了日本关东军暂不发动进攻的情报，使斯大林能放心大胆地抽调远东的精锐之师支援欧洲战场。由于种种原因，梅杰姆至今仍被人遗忘。其实苏军情报部门和共产国际情报部门也非常关心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毕竟他们的宿敌日本占据着中国的半壁江山，可以随时对苏联发动进攻。所以必须牵制日本人，于是在他们的指挥下，杨奠坤的满洲第二情报组、赵国文的大连放火团四处出击……

整个?二战”期间，红色国际特工所创的业绩是彪炳青史，无愧于心的。他们隐姓埋名，抛妻舍子，甚至连自己的国籍都失掉了，忍受着种种误解，以顽强的毅力创造了惊人的业绩。  尽管共产国际和它的后台“克格勃”、“格柏乌”发动秘密战的目的始终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但那些卓越的情报战士的所作所为，却是为了自己心目中崇高的理想。特别是当祖国遭到入侵的时候，他们会抗命出击，拯救自己的祖国。有什么比哺育他们成长的祖国更能令人牵挂呢?当他们抛头洒血的那一刻，他们的心是自豪的，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段难忘的经历。作为后人，有必要了解先辈们所做的一切。

通过这次简短的会面，佐尔格对这位中国的独裁者得出如下印象：缺乏政治头脑，没有远见，典型的军人作风，不善于治理国家。热衷于兼并战争，对外国人一直妥协。对日本、德国抱有好感，敌视苏联。

就在佐尔格回到上海的时候，他所盼望的苏军情报特使已从莫斯科取道另一条路线来到了上海。这是位资深的情报专家。佐尔格风趣地称他为“老师”。“老师”帮他熟悉情况，介绍与必要的人取得联系，并负责与海参崴、伯力进行无线电联络。P1-4

“老师”神秘莫测，从不公开露面。他身材不高，皮肤黝黑，黑头发、瘦脸庞，活泼好动，从不悲观，从不惊慌失措，但有时也会变得严肃镇静，凭着他的第七感官敏锐地预判出可能发生的危险，并巧妙地逢凶化吉。为了在最初阶段“帮带”这位年轻人，协助他开展工作，情报局专门派了这位“老师”来到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对这个精明强干的学生的表现非常满意。一个月后，“老师”准备返回莫斯科，临行前，在秘密联络地点握着佐尔格的手说：“我将如实向‘老头子’汇报，你完全能胜任这项工作。再见，要格外谨慎……”

从此，理查德·佐尔格便独立开展工作。

就在“老师”离开上海的第二天，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来到了上海。佐尔格不认识此人，在莫斯科也未曾见过，但“老师”已把克劳森的情况详尽地介绍给佐尔格：克劳森是汉堡的一个海员。一次大战时当过兵，干过铁匠，当过技师……又在德国商船上当过报务员。克劳森多次参加罢工，组建海员工会。后来，年轻的克劳森向往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毅然投入了帮助苏联恢复重建的工作中。不久，他参加了苏军情报组织。1927年被派往中国东北工作。由于1929年末东北军与苏联远东部队因中东铁路线的归属问题而爆发了武装冲突，克劳森奉命潜伏在东北，及时弄清事件的原委，向中央作了汇报。这便是克劳森来迟的原因。

佐尔格虽然知道了克劳森来到上海的消息，但是等了一星期才跟这个助手接头，为的是检查克劳森是否从东北带来“尾巴”。

为便于工作，佐尔格指示克劳森做些买卖。马克斯·克劳森便办起了一个带车库的修理所，主要修理各种电器。

终于，在一家名叫“凯赛”的外国小酒馆中，克劳森见到了佐尔格。

当佐尔格走过来的时候，克劳森忙从桌旁站起，向他伸出一只皮肤粗糙而强劲有力的大手。站在佐尔格面前的是一位肩膀宽大、健壮结实、面目粗犷的新朋友。他虽然年仅30岁，但已开始发胖。P11

本书是一部凝重的历史题材纪实文学作品。它涉及的范围广、事件多；内容新颖，史料翔实；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情报战，是军事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像许多事情一样，谍报史在中国也是极其久远。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记载的女间谍，也是个色情间谍，就是中国的女艾。古代大政治家伊尹也可称得上是个大间谍。((孙子兵法》中专列《用间》一篇，战国时信陵君也是搞情报的高手。古代中国在情报战的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也许是不屑于也没有多看外面的世界，古代中国在对外情报战中下的功夫远远不够。不仅害人之心不多，连防人之心也大大缺乏。在对越南、倭寇、沙俄的战争中屡吃大亏。在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对外战争和国际交往中，清政府在情报战上更是一塌糊涂。之后，随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情报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建国前，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主，对外以对日为主，在秘密战线上展开了一次次激烈的交锋。这其中，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力量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书即以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情报组织——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踪迹为轴线，再现了国际情报战士为保卫红色苏联，支援中国抗战，同日本法西斯及其中国的反动势力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战争。

关于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本书对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红色国际特工的光辉群像。

提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不能不首先介绍一下格柏乌的发展历史。

格柏乌(GRU)，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简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8年，苏联红军干6月份绢建了东方战线，下辖5个集团军。同一天，东方战线建立第一个登记部，统管情报工作；随后组成的新的战线也都组建了自己的“登记部”和情报网。然而此时苏联已经有了名为“契卡”的情报机构，也就是后来的克格勃。契卡也有自己的情报网，于是免不了时常与军队的“登记部”发生冲突。到了1918年底，各个战线的“登记部”都开始正常运转，但是唯独红军总参谋部没有自己的情报机构，于是在10月21日，列宁签署命令，成立“共和国野战参谋登记处”。这是在俄国各红军部队已建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统领全军的军事情报最高领导机关，也就是“格柏乌”的前身。“登记处”成立后，从契卡派去一个名叫阿拉诺夫的人去任部长，他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契卡成员的头衔。从这时开始，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军队情报部门的首脑必须从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中选派。两年后，列宁在错误的情报指引下指挥苏军进攻波兰，战斗失利。痛定思痛，列宁决定整顿情报工作，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走马上任，成为“登记处”的新领导人。不久，别尔津对“登记处”进行了改组，组建了情报局，以代替“登记处”。后来这个机构一度被称为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最后定名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即“格柏乌”。

1937一1938年间，苏联发生了著名的大清洗运动，包括别尔津在内的大批红军情报部门人员被残酷“清洗”，整个格柏乌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次年，苏联红军进攻芬兰，因情报跟不上被重创。幸运的是，在这场动乱中大批在国外工作的格柏乌人员得以幸存，这为即将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下了牢固的情报基础。

“二战”爆发后，军事情报工作重新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重视，1940年6月，菲利普·戈利科夫被任命为总参情报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格柏乌很快又高效运转起来，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从全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传送到莫斯科格柏乌总部。

斯大林亲自委派菲利普·戈利科夫前往欧洲和美国，疏通各种有利于苏联的情报通道，很快，格柏乌便在全球建立了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其中在欧洲主要是搜集各种军事情报，以利于展开军事行动；在美国则主要是搜集军工科学方面的信息，这些情报后来对苏联的国防工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

整个“二战”期间，格柏乌利用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全世界建立了几个被情报界视为样板、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情报网，如：由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于1939—1942年在欧洲建立的“红色管弦乐队”秘密电台网，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于1933～1941年在日本东京建立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等于1932年一1940年在中国建立的“满洲情报组”，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于1937一1943年在中国南京、上海建立的“梅杰姆”小组……还有设在中立国瑞士的“拉多”情报网、美国的阿姆托格公司等。

在这些英雄的群体里，涌现出许多光辉的名字：波兰共产党员雷贝·多姆，德国共产党员理查德·佐尔格，中国共产党员杨奠坤、张逸仙，日籍苏共党员武田义雄，等等。另外，还有一批超级特工在孤军奋战，如在纳粹德国保安局战斗了十个春秋、号称“千面人”的苏军情报员阿贝尔，号称“超级女谍”、在欧洲建立卓越功勋的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这些英雄的名字将同他们创造的业绩永存史册。

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格柏乌)为便于在世界各地开展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侦察活动，借助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力量，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各国优秀共产党员组成数以百计的情报小组，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秘密战。

一个英国人写过《英国谍报史》、《日本谍报史》、《美国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其中《中国谍报史))写得很肤浅，也不够全面。本书的作者之一许文龙在1996年曾出版过《中共特工》一书，在海内外引起极大的轰动，终于弥补了没有国人写《中国谍报史》的空白。只是由于内容的限制，没有更好地叙述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其实中共的情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契卡”和“格柏乌”的工作经验。许多中国著名的特工专家都曾在苏联受训。中共早期情报组织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在世界谍报史上都堪称一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苏联的情报组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而同时，中共又应共产国际之邀，派遣了大批中共党员充实共产国际情报组织。

中央特科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建立的工作关系，直到后来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被军统破坏才告一段落。抗战时期才又恢复了联系，苏军总参情报部以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站的名义在华活动(中共对外称“农村工作部”)。这样，在前后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大批中华儿女与国际友人为了共同的事业，在秘密战线上始终坚持着舍生忘死的战斗。

本书只是撷取了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活动片断，展现给亲爱的读者。

1930年至1932年，红色谍王佐尔格进入中国上海，在短短的三年里，他在中国华北、华南、华东广大地区编织起一张巨大的情报网，为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接着，他的继任者华尔顿在1933年至1935年间再接再厉，将中国情报组织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陆海防兄弟的叛变，使佐尔格、华尔顿建立起的中国情报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一度陷入停顿。然而，红色特工并没有停止战斗，以苏子元、张永兴为代表的国际情报战士在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门的支持下，同日本关东军再次展开较量。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变化，他们在莫斯科设立军事情报学校，招收大批中共党员、爱国青年，加以正规培训，分批分期派回东北、建立规模庞大的“满洲情报组”，对盘踞在东北，华北的日寇展开空前猛烈的秘密战，机场被炸、货场被烧、铁路中断……日本法西斯被打得焦头烂额、陷入了极度恐慌的境地。不幸的是，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成员大多都遭到了敌人的疯狂捕杀，华尔顿被捕入狱，杨奠坤被捕入狱，张逸仙亡命天涯，纪守先、赵国文、黄振林、秋世显英勇就义……可以说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的历史，是一部极其悲壮的历史，在光荣与战功的背后，滴淌着红色国际特工的血……

本书在翔实记述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伟大业绩的同时，还巧妙生动地揭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日本早期特务机关“井上公馆”的内部探秘；蒋介石密见德国军事顾问团；苏联谍报将军别尔津、乌里茨基、瓦林将军的音容笑貌；汪精卫对部下吐露自己的担扰；中统特务与日寇的勾结；“七七事变”前夕，二十九军与华北日军在“鸿门宴”上的较量，等等，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不同程度的答案。因此，本书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及世界史的研究人员，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参考了极其珍贵的日本关东军档案，如日本关东州厅警察部的《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的活动经过》、日本关东局潮海事务官的((对谋略放火的研究》等。通过敌人的档案，可以详细了解国际情报战士在狱中的表现，他们的思想动态，以及敌人的种种卑劣伎俩，使本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数量浩大，不能全部列举。只是在附录部分列举了最主要的一部分参考资料。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烈士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党史委、国防大学、伪满皇宫博物馆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陈冰岩、张以谦等老同志和张黎、赵连泰、梁玉多等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在，纪实文学《红色国际特工》一书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也许它还很毛糙，也许它还很不成熟。但它的确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我们别无所求，只求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英灵能得到慰藉，那些国际情报战士的后人不再为先辈们被埋没的业绩而遗憾，这就是我们创作的最大满足。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无名英雄永垂不朽!

张晓宏 许文龙

2005年2月15日中国·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