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本书深感兴趣，与本书作者进行过深入探讨，本书中所谓“看不透的日本”与大江所阐发的“暧昧的日本”，可谓异曲同工，却有不同的语境，可以互证。

为什么郭沫若、成仿吾留日多载，却对日本文化几乎没有论及?为什么不肖生、张资平对日本极尽讽刺嘲弄之能事?为什么周作人、徐志摩轻易地就被东瀛的“人情美”给俘虏了?本书详细梳理了一百多年来我国留日文化精英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戴季陶等人对日本民族性的探讨。他们当中不乏真知灼见，也有深刻的误读误解，反映出认识日本真面目的难度。认真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了解日本文化、把握日本民族性具有重要意义。

前言：中国人缘何看不透日本?

一、日本的发现

附：《日本国志》(节选)(1887)——黄遵宪

二、可畏的日本

附：《绝命书》(1905)——陈天华

三、“大中华”与“小日本”

附：《留东外史》(节选)(1916)  平江不肖生

四、认识中国的一面镜子

附：《藤野先生》(1926)——鲁迅

五、“人情美”的陷阱

附：《日本与中国》(1925)——周作人

《日本管窥之四》(1937)——周作人

六、忘恩负义的日本人

附：《行路难》(节选)(1925)——郭沫若

七、天堂与地狱

附：《日本的文化生活》(1936)——郁达夫

《雪夜》(1936)——郁达夫

八、“留日反日”的真相

附：《银踯躅》(1923)——张资平

《绿霉火腿》(1928)——张资平

九、黑夜中的桥梁

附：《暑假》(1926)——陶晶孙

《为了中日友好》(1951)——陶晶孙

十、沉重的失态

附：《东京》(1923)——成仿吾

十一、中国首席“知日家”

附：《日本论》(节选)(1928)——戴季陶

十二、东亚之缘

附：《记东京某音乐研究会中所见》(1936)——丰子恺

《林先生》(1936)——丰子恺

十三、昙花一现的东方“康桥”

附：《沙扬娜拉十八首}(1924)——徐志摩

《富士》(1924)——徐志摩

十四、令人深思的误读

附：《神——一个人写给朋友的信}(1934)——巴金

十五、第三只眼看日本

附：《异国》(1931)——凌叔华

《千代子》(1931)——凌叔华

十六、暧昧的日本

附：《去看日本的红叶》(1936)——方令孺

《游日杂记》(1937)——方令孺

一、日本的发现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正式问世之前，中国人对近代日本的知识几乎等于零，鸦片战争的炮声震破了中国人的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然而眼光所及，主要是欧美列强，对东瀛邻国并不在意，这种状况差不多持续到甲午战争。

事情巧得令人不安，黄遵宪积多年之功、呕心沥血写成的《日本国志》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面世，直到1895年，也就是日本海军大败清朝北洋水师、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那一年才刻成正式出版，这时距离此书完成已有八年之久。据说那一年清廷外交官员袁昶到南京见张之洞，随身就带着《日本国志》，并且这样对人说：这部书如果早发表的话，可以省去我们对日赔款二万万两银子呢!梁启超在《日本国志》后序中也感叹：“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迢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日：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从这些话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历史沉重感，傲慢迂阔的中国统治者一向以“中华”自居，把别国视作“蛮夷”而不放在眼里，最后成了不谙世事的井底之蛙，甲午一役，充分暴露了这个致命弱点，其情形，正如黄遵宪指出的那样：“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已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洲，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自序)

作为时代的先觉者与大清朝廷的开明外交官，黄遵宪最早看到了民族的生存危机与可能的解救之道，他认定：“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我不敢知。”他衷心希望的，是中国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学习西方达到自强，所以才费巨大心力写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日本国志》。既然目的不在日本，而在中国，衡量日本的尺子，主要也是西方——当然是“西学中源”、“中体西用”前提下、形而下的西方，这两个预设，决定了黄遵宪对日本的解读带有强烈的功利性以及由此必然造成的局限性。《日本国志》以介绍政治制度为主，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在全书的“凡例”中，作者这样说明：“检昨日之历，以用之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杰俊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而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统，欲博其事，详其人，则有日本诸史在。”这种厚今薄古、为我所用的论述方式，体现了作者的真实想法与追求，也暴露了作者知识结构上的局限，黄遵宪不谙日语，无法研读日本古籍，对日本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自然缺乏了解，只能在“物穷则变，变则通”这样一个大而化之的真理下，凭借渊博的中国文化功底、西学的一般常识和能够掌握的有限日本知识研究日本，对于那些想效法日本、在中国实施变法的志士来说，无疑有极大的启发和帮助，然而对于整体地把握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揭示日本的庐山真面目，则力有不逮。

尽管如此，作为一位晚清文化巨人，黄遵宪对日本显示了过人的敏锐，真知灼见散见《日本国志》各卷，至今读来依然熠熠生辉。比如，“国统志”开宗明义论述世界各国的国体，指出日本是个绝无仅有的存在：“若夫传世百二十，历岁二千余，一姓相承，绵绵延延而弗坠统绪者，其惟日本乎?”在勾勒日本历史的过程中，黄遵宪对天皇这个“一线相延之统”“屡蹶而复振”的事实一再表示惊奇，虽然未能上升到对日本的民族性理性思考的高度，这种惊异本身，足以催人对日本与日本文化作出深刻的思考；又比如，在“地理志”里，黄遵宪指出日本“独立大海，旷然不与邻接”的事实，对其闭关自守与积极进取的双重性予以关注：“余观亚细亚诸国，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缅甸又倾踣矣。日本自通商以来虽颇受外侮，而家国如故，金瓯无缺，犹得以日本帝国之名，捧载书而从万国后。壤地虽日褊小，其经营筹画，卒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日自守，亦颇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试展五部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而不足回旋也。”在日本羽毛未丰的当时，黄遵宪就看出其“以小生巨、遂霸天下”的野心和“鼎举而膑绝”的后果，可谓目光如炬，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黄遵宪对日本的认识包含了现代世界意识，体现在《日本国志》的写作上，一改以往中国文人写史书时那种“华尊夷卑”的姿态，采取尊重对方，互相平等的写作立场，中国实际上已经从过去“天朝上国”的位置，降低到与日本平起平坐的位置。这种改变，意味着近代以降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与国际地位的历史性逆转。然而，这并不意味黄遵宪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大中华”思想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事实毋宁说相反。在《日本国志》里，作者假设了这样一个自我循环的逻辑：西学源出中国，日本模仿西方，中国学习日本。在“学术志”中作者认为：西法立教源于墨子，用法类乎申韩，设官类乎《周礼》，行政类乎《管子》，一切格致之学，散见于周秦诸书，原因是“盖中土开国最先，数千年前环四海而居者，类皆蛮夷戎狄，鹑居蛾伏，混沌芒昧。而吾中土既圣智辈出，凡所以厚生利用者，固已无不备。其时，儒者能通天、地、人，农夫戍卒能知天文、工执艺事，得与坐而论道者，居六者之一。西人之学，未有能出吾书之范围者也。”进而主张：“譬之家有秘方，再传而失于邻人，久而迹所在，或不惮千金以购还之。”通过考求古制，参取新法，赶超西方列强，再创“内则追三代之隆，外则居万国之上”的辉煌。这种论述策略，对于一个饱受屈辱、风雨飘摇的“天朝帝国”，无疑是留足了面子，也只有这样，才能为颟顸自大的清朝统治者接受。

黄遵宪是“同文同种”日本观的首倡者，在《人境庐诗草》中，他这样形容中日两国的关系：“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如辅车依，譬如倚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日潜匿。解甲歌太平，传之千万亿。”这种日本观，表达了当时一部分中国知识精英天真美好的愿望：既然“同文同种”的日本岛国能够通过变法而自强，“同文同种”而且“泱泱大国”的本家当然更不在话下，只要肯放下架子，向日本学习，把日本变法的经验学过来，中国的强盛指日可待。然而，甲午战争的炮火很快就粉碎了这种一厢情愿，日本为了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列强的行列，不惜冒险一搏，对曾是自己恩师的中国给以沉重的一击，使腐败衰朽的大清皇朝陷于万劫不复之地，证明了“同文同种”的虚幻性。

《日本国志》全书洋溢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怠慢，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然而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民族?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这本书还是留下了很多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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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素称“同文同种”、“一衣带水”，打交道的历史有两千多年，近代以降，又吃尽日本的苦头，按理讲，中国人应当最懂日本。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时至今日，中国的知识界一谈起日本，引经据典的，依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仿佛偌大一个中国就没有人懂日本。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检讨起来，有两样东西深刻地制约了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一日“大中华”，一日“大西方”。

“大中华”比较容易理解，这是作为泱泱大国子民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的心态。中国自古地处东亚中心，文明起源最早，地大物博，道统悠久，不断地给周边少数民族以文化上的滋养，自然形成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将日本视作中国的属国(至少是文化上的)，认为日本的一切中国古代皆已有之。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粗浅笼统。在封建士大夫心目中，日本到底是什么模样，始终是一笔糊涂账，直到1842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1848年徐继畲编写《瀛环志略》时，情形依然如此。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主张的那样：“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因为“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的改之”。完全是为我所用的态度。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比较复杂。作为“中央之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鸦片战争中领教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之后，中国人才感到震惊，开始寻找“制夷”之道，办法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兴办洋务，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甲午一役中国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的人事制度政治制度的先进，非学不可，于是进行维新变法，力图建立一个日本那样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维新变法失败，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推翻了腐朽的清朝政权。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变本加厉地混乱黑暗，专制依旧，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革命运动，向西方学习“德先生”和“赛先生”，“全盘西化”论影响日渐扩大，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一股重要的思潮。“大西方”的思维模式由此形成。

“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事实毋宁说刚好相反，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的教师与强盗的双重性，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抨击既定的社会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有“大西方”思想倾向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压迫欺凌时，中国人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外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此消彼长、互为表里的历史。

具体到日本，情况更复杂，对日本这个曾经喝自己的奶水长大，而后负恩杀师的东洋“二鬼子”，中国人自然不会有好的情感。如果说中国人面对西方时，是“大中华”、“大西方”二元对立、互相转换的话，那么对待日本时，就是“大中华”与“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优越感与一种历史的势利——崇洋媚西，有机地胶着在一起。这导致中国学子在日本留学时深感“读西洋书，受东洋罪”之苦，其情形，就像钱锺书在小说《猫》里调侃的那样：“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

公平地看，近代以降，日本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正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派的影响。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而日本文坛的毒害也就尽量地流到中国来了。”其实岂止是文艺，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何尝不是同样的结果，清末民初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转型，离开了数万留日学生的努力根本无从谈起。据语言学家考证，现代汉语中的社会科学词汇，大约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先进”、“文化”、“代表”之类的名词，无不来自日本。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常识，一般的中国人并不清楚，他们只知道古代日本从中国学去了汉字。于是，在“大中华”与“大西方”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一边向日本学习，同时迅速地将日本遗忘。

其实，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中华”与“大西方”并非一无是处，日本是一个缺乏固有文明，对外来文明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与吸纳能力的岛国，离开了古代的中国与近代的欧洲，日本文明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倘若具备纯正的理性，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日本仍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不幸的是，近代以降险峻的中日关系，日本负恩杀师的恶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使很多中国人无法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日本，“大中华”、“大西方”思维方式中合理性的一面因此而消灭殆尽，其负面却被推向极致，产生“日本是个卖淫国”、“日本文化一无是处”之类的耸论。

然而，无论是“大中华”日本观，还是“大西方”日本观，有一个共同的盲点，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的客体对待。如果说前者因根深蒂固的文化自大而对日本的特殊性视而不见的话，后者就是将日本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与方法。于是，日本人的爱国、做事认真、爱美、进取心之类，统统作为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对比而被夸张、绝对化，而对其所以然，却给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一个完整的日本，无形中就被割裂，被肢解，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庐山真面目，当然无从窥测和把握。

正是在这样浮躁焦虑的背景下，中国个别“知日家”冷静深入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的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甚至他们自己，都无法避免历史险风恶浪的打击，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这本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十年前，当时我正在写《暧昧的日本人》，苦于缺少中国人撰写的有关日本的参考书籍，经常一边写一边想：清末以降，赴日留学的中国学子成千上万，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历史风云人物、文化巨子，他们是怎样看日本的?又有什么样的高见?这种好奇，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我对前辈文化精英的日本解读的成果竟是如此无知，说明文化的断裂，历史记忆的丧失，在这个时代有多么严重!意识到这一点，工作也就有了动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编著成这本书。书名取《看不透的日本》，决非出于商业噱头，而是有感于中国人不容易认识日本，有感于日本文化的微妙难解，有必要下大功夫研究。书中所选的十六位中国现代文化精英，都是东瀛生活的亲历者，惟其是亲历者，他们对日本生活的解读才格外地耐人寻味，不管这种解读是正是偏，是对是错，是真是幻，字里行间都跳荡着一颗颗鲜活的中国心，给后人提供了前辈中国人看日本的真实图景。这是一笔无法回避的精神遗产。

此书的编撰出版，得到东方出版社田园先生的热情鼓励与帮助，田园先生高度敬业的精神令人感佩，在此深表谢忱!

李兆忠

2006年10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