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极具“个性”的历史学著作。全书从研究人物绰号入手，通过爬梳钩稽、研究考证，在忠于历史的前提下，着力发掘历史生动风趣、幽默诙谐的一面，从而拉近人们与历史的距离，让人们贴近历史人物，学习与认识历史。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并不“乏味”，历史书原来是可以这么生动有趣的，从而热爱历史，学习历史，在轻松的阅读和开心的笑声中受到历史的陶冶与历史教育。

这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

这是一本专门谈论民国时期人物绰号的书。

关于绰号，鲁迅先生有一段深中肯綮的评论：“虽只寥寥数字，却很要明确的判断力和表现的才能的。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这才会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

本书钩稽了60多个人物的绰号，其中既有声名煊赫的政坛人物，又有五彩斑斓的文化名家，堪称一轴民国社会风云画卷。

这些绰号或拟其性，如以“章疯子”呼章太炎；或拟其态，如以“辫帅”呼张勋；或拟其事，如以“监印官”呼林森。它们一语道破其性情、特征、生命拐点等，勾勒出其独一无二的徽记，让人掩卷长思，让人开怀大笑，让人击节浩叹。

作者信手拈来，以史家之功力，构随笔之气象，随意翻览，可知诸多历史掌故，可品新韭晚菘之味。

序一

序二

前言

上编

“名士”乎？“造币厂”乎？

 ——林 纾(1852～1924)

“辫儒”怪杰

 ——辜鸿铭(1856～1928)

“章疯子”

 ——章太炎(1869～1936)

大哉！古今中外一个“世”字

 ——蔡元培(1868～1940)

“卯字号”里的“老兔子”与“小兔子”

 ——朱希祖(1879～1944)等

“佞人”之难解

 ——梁启超(1873～1929)

“终身反对派”

 ——陈独秀(1879～1942)

鲁迅的绰号之道

“小白象”与“小刺猬”

 ——鲁迅(1881～1936)、许广平(1898～1968)

“德谟克拉东”

 ——许寿裳(1883～1948)

“砚兄”·“鹤”·“礼部总长”

 ——周作人(1885～1967)

“黄疯子”

 ——黄侃(1886～1935)

“柳痴子”

 ——柳亚子(1887～1958)

“疑古玄同”

 ——钱玄同(1887～1939)

“性学博士”

 ——张竞生(1888～1970)

“一个结论家”

 ——丁文江(1887～1936)

五岁即得“先生”绰号的先生

 ——胡 适(1891～1962)

丢了“人”的人

 ——刘半农(1891～1934)

“挑粪校长”

 ——陶行知(1891～1946)

由“大包衣”而“大小说家”

 ——张恨水(1895～1967)

“狮子，你好好的睡罢”

 ——徐志摩(1896～1931)

孤愤的文坛“怪物”

 ——郁达夫(1896～1945)

从小羊圈胡同走出的“笑王”

 ——老 舍(1899～1966)

“孥孥阿文”

 ——沈从文(1902～1988)

下编

“辫帅”

 ——张 勋(1854～1923)

“渔翁”·“文治总统”

 ——徐世昌(1855～1939)

“北洋三杰”中的“冯狗”

 ——冯国璋(1859～1919)

“袁宫保”

 ——袁世凯(1859～1916)

“布贩曹三”贩总统

 ——曹 锟(1862～1938)

“黎菩萨”

 ——黎元洪(1864～1928)

北洋之虎，民国之狼

 ——段祺瑞(1865～1936)

“刘姥姥”

 ——吴稚晖(1865～1953)

圣人不失赤子之心

 ——孙中山(1866～1925)

“马桶将军”

 ——王怀庆(1866～1953)

“一监印官而已”

 ——林 森(1867～1943)

“梁头康尾”做“乱世财神”

 ——梁士诒(1869～1933)

“八指将军”

 ——黄 兴(1874～1916)

“吴大帅”

 ——吴佩孚(1874～1939)

土匪大帅忌言“胡子”

 ——张作霖(1875～1928)

“伴食丞相”

 ——谭延阊(1880～1930)

“于胡子”

 ——于右任(1879～1964)

“哈哈先生”何“庸”之有

 ——孔祥熙(1880～1967)

“老虎总长”

 ——章士钊(1881～1973)

“狗肉将军”

 ——张宗昌(1881～1932)

“基督将军”

 ——冯玉祥(1882～1948)

“毛驴将军”

 ——阎锡山(1883～1960)

“驴子”与“狗不如”

 ——汪精卫(1883～1944)

“金发龙头”的顽子义母情

 ——王金发(1883～1915)

“瑞元无赖”

 ——蒋介石(1887～1975)

“上海娘娘”、“广东娘娘”与“宋家老猫”

 ——宋关龄(1897～2003)、宋庆龄(1893～1981)、宋蔼龄(1889～1973)

“流氓军阀”

 ——孙殿英(1889～1947)

“韩青天”

 ——韩复榘(1890～1938)

“面包孩儿”

 ——陈布雷(1890～1948)

“戴季陶鬼”

 ——戴季陶(1890～1949)

革命党人+“大少爷”

 ——孙科(1891～1973)

“李猛仔”

 ——李宗仁(1891～1969)

一“军需官”耳

 ——宋子文(1894一1971)

后记

据考，“世”字，最初还是有所特指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山”是30年的意思，30年为一世。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第十三》)也是这样的意思。后来转意为，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为一世。再以后世的含义不断扩大，有了人世、世界、世间等说法。佛经《楞严经》云：“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世指时间的存在。

用世某称某神或某帝王，无非是言其大。佛家对释迦牟尼尊称“世尊”、“世雄”。中国帝王死后以世祖为庙号的有东汉皇帝刘秀、元朝忽必烈与清朝顺治皇帝。而以“世”字称布衣的还未有所闻。

有之，那是民国时期的蔡元培。

蔡元培小名阿培，入塾时，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为他取字曰鹤卿。及蔡元培后来治小学，慕古人名字相关之习，且以鹤卿二字为庸俗，乃自字仲申，号崔顾。在爱国学社时，自号民友。至《警钟》时代，则曰：“吾亦一民耳，何谓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两句中的两个字，而号孑民，以至终生。

青年时代的蔡元培还曾改名蔡振，则是因为他为麦鼎华的《伦理学》作序之事。其中说道：“四书五经，不合教科书体裁。”碰巧让张之洞看见了，张即不满麦书，而谓蔡序尤谬妄。商务印书馆恐所印书署蔡元培名，或为政府所反对，商请改署。因之蔡元培编的《中国伦理学史》等，皆假其妻黄女士之名而署蔡振。

蔡元培为晚清进士，官至翰林院庶吉士，补编修。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立志兴办教育，培养人才，提倡新学。早年他与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反清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后又加入同盟会，因此有了“革命翰林”之号。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留学，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和心理学。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回国，孙中山任命他为教育总长，后随教育部迁入北京。此间，蔡竭力提倡在学校进行美育教育，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后因不满袁世凯的擅权，而与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王正廷、王宠惠等四总长于1912年6月22日、7月2日两次提出辞职，于7月14日正式脱离教育部，后旅居德国，在莱比锡大学从事世界文明史研究。

1916年冬，蔡元培在法国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部电促他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大期间，进行了不少改革，使学校风气为之一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他首先改变的是学生上学的观念。北大的前身是清末光绪二十四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当时，大多数学生并不读书，只想在北大混一个毕业资格，作为将来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蔡元培到校后，第一次发表演说，就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聘请大批“积学而热心”的著名学者任教，并调整科、系设置，充实教学内容，举办各种学会和讲演会，创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逐步在学生中产生影响。风气造成以后，那些不重视学术和仍以学术为晋身之阶的学生就日益减少了。

其次是他提倡学术自由，实行“圆通广大，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尽管他能容纳拥护清室的辜鸿铭和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等在北大任教，但蔡元培自己始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进步的方面。例如提倡白话文，反对“尊孔”，聘请当时在政治上或学术上具有革新思想的大批学者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原因的。譬如，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就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元培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他的《论语足徵记》、《史记探原》均在北大出版)和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治学方面，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也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一到北大，就请令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兴起，蔡元培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溧作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拥护。李大钊到北大，是蔡元培请来的；李四光到北大，是蔡元培请来的；胡适到北大，也是蔡元培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开逻辑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同时开课，唱对台戏。当时，学校很少开设世界语课程，北大开了，并附设了世界语讲习班。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元培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并请来的。这是其兼容并包思想在北京大学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北大能够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说到底，这是蔡元培主张兼容并包的功绩。

蔡元培在北大还十分关心学生的课外生活。1917年11月，蔡元培请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在北大讲《清朝的画法》(后用《中国之文入画》发表)，并携带石涛、吴历、恽寿平和“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的作品十多件展览，蔡元培亲自主持，全校轰动。过了三天，许多同学发起组织画法研究会，由学校聘请著名画家陈衡恪、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为导师。蔡元培还写了一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指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要纲”，要求参加的同学“不可不以研究之精神贯注之”。随之成立的社团，除各系学会外，还有文学会、演说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考古学会、歌谣征集会、摄影学会、技击会(拳术)、体育会(球类)、静坐会、进德会等。其中音乐会发展最快，影响较大。一次蔡元培请古琴家王心葵在二院大礼堂演奏古琴，同学们除了欣赏乐曲以外，还引发了发掘古乐器和古乐谱的强烈要求。后由音乐会发展为音乐传习所，请来不少民间音乐家，如刘天华等，担任讲习和演奏，培养出一些音乐人才，有志研究中国古代乐律的杨没累就是音乐传习所的学生。蔡元培的朋友蒋维乔来校讲演，谈到静坐是休息头脑的好办法，因而成立了静坐会。参加的人不是全天静坐，只以每天下午4至5时为实习时间，并规定早晚可以自习，不得妨及功课，这当然是与宗教的禅定完全不同的。为此人称蔡元培为“古今中外派”。

蔡元培在北大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固然是时代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他本人学贯中西，并因其长期革命之经历而养成的宽阔胸襟所致。蒋梦麟说得真切：“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澹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广告。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由于蔡元培的博大，在北京大学的一些教师中流传着他的绰号，颇为恰当。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载：

……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P18-22

这本书所收人物非尽在“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之列，我亦非好称绰号之人，然而这些人物在我的经历中，却再熟悉不过了。我曾忝列于太炎先生之门墙，与蔡元培、林琴南、黄季刚、胡适、张恨水等都有过甚密之过往，书中所称的“老虎总长”章士钊，论辈分也算是本家的表叔……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活在我的脑海中。

要说他们的绰号，我也有自己的看法，然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服膺小老弟十洲在浩瀚的文史海洋中的求索。

我对于同代人似乎苛求，因为我对他们太熟悉了，就连太炎先生怀揣小学字谱为人书篆，也未逃脱我的观察，因此，在我对前人的评说中绝少这种闲适的绰号之谈。而我对下一代，对未来的人却寄予深情，在他们身上我找到了自己青年时敏锐的思想。因此，十洲请序，虽书中所述观点或有出于我之左，亦欣然受命。

本书言绰号，意在于以更近的角度观察那些活跃于民国史上的人物，这是我所同意的，这是一个新的角度。最可贵的是，它与平常百姓的趣味相联系，又不乏学术之考据研究，因此我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书。

写这本书的念头，说起来，已有20多年。1984年，为了收集硕士论文《故宫开院历史意义研究》的资料，我开始阅读与之有关联的人物传记，其中有鲁迅的、胡适的、冯玉祥的、吴稚晖的、周作人的等。也就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我萌生了另一个写作计划，这就是《民国人物绰号杂谭》，它完全是前一项研究的副产品。以后我虽进行了一些积累，却从未真正动过笔。

1993年，我到日本国学院大学做考古学研究。次年，经了解我的硕士论文的斋藤道彦教授介绍，到日本中央大学做了一年的民国史研究。据说这一跨越使周围的许多日本教授心里不快，只是斋藤教授坚持自己的判断，才促成了这桩事。与此同时，无意中，在纷杂的研究项目中又以“民国人物绰号”的课题到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了共同研究员，其间大获类似日本学者所谓的“玩学问”的感受。

其实，我早已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庞杂而感到羞愧。然而，庞杂来自兴致，兴致如同行云流水，由兴致而治学，而开创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也许是我的人生道理。

1996年，我又回到母校——南开大学，攻读先秦史的博士课程。为了将以往的写作告一段落，入学前，我将这一书稿完成。出版之际，有朋友担心这本书或许会为我招致——“杂家”的名号，这虽然并非我的志向，却也无伤大雅。我信它未必不是一种知识、一种视角，未必不能给我的读者带去几分乐趣、几许情怀。

著者

2007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