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文化丛书》囊括了苏州的戏剧、绘画、园林、街坊、名人、名胜、民俗、考古、工艺……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本书为丛书之一。

与西安碑林、曲卓孔庙、泰安岱庙、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博物馆、镇江焦山碑林、杭州碑林相比，苏州碑刻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苏州碑刻文化的基本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涉及了苏州碑刻文化的主要方面，既有理论方面的，又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及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广泛的领域，反映了苏州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

《苏州文化丛书》向世人展示苏州文化的综合实力，用以提高苏州人的文化素养，提高人的素质，用以吸引与沟通五湖四海的朋友。本书为丛书之一。

本书是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撰写完成的。就其内容而言，涉及了苏州碑刻文化的主要方面，既有理论方面的，如尝试性地提出碑刻是一种古老的记事文化，在印刷术未发明前，碑的翻刻与拓印又是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死字”印刷术，碑刻还是中国古代一种建筑环境文化和造型艺术文化等等；又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及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广泛的领域，反映了苏州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

碑刻的文化内涵

碑刻的记事、印刷文化属性

碑刻的建筑文化属性

碑刻的艺术文化属性

苏州碑刻文化的特色

苏州碑刻物馆馆藏碑刻

四大宋碑

工商经济碑刻

儒学碑刻

墓志与墓碑

图像碑刻

书法艺术碑刻

苏州其他碑刻

园林碑帖

佛教寺庙碑刻

其他宗教碑刻

城区著名碑刻

摩崖石刻

六县(市)碑刻与苏州碑刻学家、刻碑艺人

吴县碑刻

常熟及其他县(市)碑刻

苏州的碑刻学家

苏州的刻碑艺人

附录

碑刻文化词语简释

苏州碑刻博物馆藏碑名录(部分)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这些工商业碑刻，除了记载苏州各业的发展情况外，还反映着有关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知名度较高的碑刻有清康熙四十年(1701)的《苏州府约束踹匠碑》和雍正十二年(1734)的《永禁机匠叫歇碑》。众多的苏州工商业经济碑刻，对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实物价值。

《苏州府约束踹匠碑》系研究清代前期苏州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碑刻。康熙四十年(1701)刻石，碑长183厘米，宽99厘米，厚24厘米，青石质地，字体为楷书。现存碑文共31行，每行81字。

该碑原立于苏州闾门外广济桥堍。1982年由苏州碑刻博物馆(筹)收藏并加以修复。

清代前期，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苏州地区出现了“不下万余，均非土著，悉以外来”的踹匠。这些踹匠一无所有，依靠出卖劳力领取工资为生。由于工价低廉，生活困苦，于是他们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此时，苏州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在踹布业中，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从而转化为产业资本。踹匠的罢工斗争危及商人利益，因此引起了商人们的恐慌。

此碑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流棍”(失业工人)刘如珍等发动踹匠罢工。这次罢工声势浩大，“千百踹匠景从，成群结队，抄打竟无虚日，以致包头回避，各坊束手，莫敢有动工开踹者”。于是，苏州69家布商于康熙四十年(1701)联名向苏州府呼吁，要求根据布商的意见制定条规，严惩罢工踹匠。

苏州是我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但是，明代苏州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在待雇的工匠中有“行头分遣”之例，机户(作坊主)在不同程度上受封建行会支配，所以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比较缓慢。到了清代，由于棉布业的工匠和包头直接由商人控制，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资本主义萌芽因此得到较快发展。《苏州府约束踹匠碑》如实反映了这一问题。碑载“布商程同言、吴永亨、程广泰、郑元贞等呈词前事内称：‘切苏郡出产布货，所用踹匠，盈万成千，俱责包头钤束。工价有例，食用有条”’。为了防止踹匠罢工，商人还让“包头编甲，责其互相稽察”，并盘查踹匠来历，否则“一家有事，九家连坐”。另外，商人又让包头对踹匠“设循环簿，着令登填何处籍贯，何日保引，何日进坊，何日出坊，分例旧管、新收、开除三项”。对踹匠和包头的矛盾，商人采取调和政策。他们分析：“踹匠伙而强，包头寡而弱，若尽责包头，势难弹压。应照踹匠为长、吴二县所管，查照地方疆界，督率包头约束。”也就是说，对于踹匠与商人的矛盾，商人持的是依靠官府采取镇压的态度，如不许踹匠“聚众倡扰，停踹歇工行诈……工价伙食悉照旧议”；“踹匠原为谋生而来，非因走死而去”，“如有踹匠恃强聚集，许即指名密报，以凭拿究”等等。

在生产领域中，这些布商纷纷开设“字号”，他们通过向织户收购棉布而垄断了棉布原料，因此直接控制了踹坊和染坊等棉布加工业，这也是商业资本直接控制了生产而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表现之一。这一情况在同时期其他棉布业经济碑刻中也有所反映，如康熙年间江宁、湖北、安徽等地商人在苏州开设字号，收买布匹，交给踹坊和染坊踹染，这些“工人听作头稽查，作头听商家约束”。

总之，《苏州府约束踹匠碑》除反映工人的罢工斗争外，还反映了清代前期苏州踹布行业中商业资本在经营管理上直接控制包头和踹匠，在生产领域中直接控制生产而转化为产业资本的历史新潮流。这些商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资本家。明代踹布业中带有封建色彩的行会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已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萌芽在踹布业中显露出生机。

《永禁机匠叫歇碑》是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著名碑刻，清雍正十二年(1734)刻石，原藏苏州玄妙观机房殿。其学术价值最初由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已故教授柴德赓先生提出，其依据是碑文中“机户(作坊主)出资经营，机匠(工人)计工受值”，即作坊主经营企业并发工资给工人，工人则向作坊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获得报酬，这反映了我国传统棉纺织业中出现了具有早期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该碑还反映了当时计件工资和按质论价这一史实。例如碑文称：“至于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之高下，人工之巧拙为增减。”作坊主还根据“纱机”“缎机”的只数，发酒费给操机的工匠。碑文还反映了棉纺织业工人为改善经济待遇、要求增加工资而进行罢工斗争的史实，以及长洲县官府经朝廷、省以及苏州府的批复，由苏州府长洲、元和两县棉纺织业机户何君衡等69人立碑严禁机匠“叫歇”(罢工)的运作过程。

这块碑来头非常大，惊动了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太子太保兵部右侍郎等朝廷官员以及承宣布政司、苏州知府等地方大员，这在当时的苏州工商界是非常罕见的。

《永禁机匠叫歇碑》原来有碑额“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记”(与碑身合为一整体)，1983年在原碑基础上又新刻碑额“叫歇碑”三字，以资醒目。

该碑与康熙四十年的《苏州府约束踹匠碑》同为清代工商经济碑刻的代表性名碑，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苏州碑刻博物馆馆藏工商经济碑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有关会馆、公所的情况记录。

外地商人在苏州开设的会馆、公所非常多。蜡烛业的多由浙江绍兴一带的商人所开，清代道光年间，苏州城内烛店已逾百家。煤炭业的多是浙江宁波、绍兴人来苏开设。烟草业的则是河南、福建一带商人所建。此外，康熙时还有山东兖州府济宁州商人在吴江盛泽建济东会馆，安徽商人在吴江盛泽建徽宁会馆等等。

现存经济碑刻所记载的明清会馆和公所近百家，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代建立的。对于会馆的作用，碑刻资料是这样叙述的：“商贾辐辏之地，必有会馆，所以萃其涣而联其情”(《倡修江西会馆碑记》)；“盖夫会馆之设，所以答神庥、睦乡谊也”(《重修东齐会馆碑记》)；“会馆之设，连神庥，联嘉会，襄认举，笃乡情”(《潮州会馆碑记》)。简言之，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会馆的作用：同乡情，同行业，同行规，同利益。

P40-44

苏州的历史源远流长，建城二千五百多年以来，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在这块得天独厚而又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苏州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吴地文化，并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而在华夏文化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苏州地灵水秀，人文荟革。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丰厚性体现在古城名镇、园林胜迹、街坊民居以至丝绸、刺绣、工艺珍品等丰富多彩的物化形态，体现在昆曲、苏剧、评弹、吴门画派等门类齐全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文化心理的成熟、文化氛围的浓重，等等。千百年来苏州人才辈出，如满天繁星，闪烁生辉。文化底蕴的厚重深邃和文化内涵的丰富博大，是苏州成为中华文苑艺林渊薮之区的重要原因。

面对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有理由为此感到光荣与自豪，但不应当因之而自我陶醉。文化之生命力在于繁衍不绝、生生不息的传承和开拓，文化长河之内在生机在于奔腾不息、永不终止的流淌与前进。苏州的文化经久不衰，源于世世代代不息的继承和传播，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又正是由于一代一代人的辛勤探索与不断创新，使苏州的文化日益根深叶茂，绚丽多彩。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苏州人民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我们的目标是，努力把苏州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科教先进、文化繁荣、生活富裕、社会文明的地区，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的“人间天堂”。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文化的繁荣，渊源于悠久的历史，植根于今天的实践。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苏州文化资源开发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项任务，就是要认真总结、研究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苏州文化的丰富宝藏，博采八方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苏州市文化局和苏州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一套《苏州文化丛书》，是苏州文化建设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感于斯，写了以上的话，聊以为序。

1999年夏

《苏州碑刻》一书是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撰写完成的。就其内容而言，涉及了苏州碑刻文化的主要方面，既有理论方面的，如尝试性地提出碑刻是一种古老的记事文化，在印刷术未发明前，碑的翻刻与拓印又是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死字”印刷术，碑刻还是中国古代一种建筑环境文化和造型艺术文化等等；又具体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及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广泛的领域，反映了苏州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对有关碑刻作了实地考察，获得了不少新的发现，补证了不少文献记载之误或不足，如灵岩山寺百余通宗教碑刻，苏州祥符里新发现的陆润庠撰写的经济碑刻，苏州石路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碑刻等。而皇亭街康熙、乾隆御书三巨碑，五人墓的《白公堤石幢》，城隍庙的《三横四直图》，苏州碑刻博物馆的《普门禅寺》碑等，虽然历史上有过著录，但在这次实地考察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从而补正了史志。

本书在撰写灵岩山佛教碑刻过程中承蒙灵岩山寺明学大和尚、弘法法师和苏州佛教博物馆副馆长宋永华的帮助，在撰写伊斯兰教碑刻过程中承蒙苏州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宏仁指教，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

2000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