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向来有点儿“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习惯性撒谎？中国人为什么爱“面子”重“人情”？为什么说“中国人会整人，却整不到别人；日本人会赚钱，却赚不到好感”？为什么说“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其他人是不得而知的”？日本人为什么“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

丑陋的中国人or丑陋的日本人？

余秋雨、柏杨、林语堂、鲁迅、史密斯、周作人、戴季陶、本尼迪克特、高桥敷、松本一男、渡边淳一……

75位中外学人为你解读中国人和日本人——60多亿的虚拟面孔，窥瞰让人匪夷所思的两种“人”的世界……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方民族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性”这个话题曾引起了数次学术界及民间的激烈论战。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还将“民族性”作为 “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进行研究。

本书选材独特，从剖析民族性、劣根性、精神性的角度出发，精心选取中外大家的经典篇章，有些出自鲁迅、林语堂、钱钟书等大家之手，有些是李敖及柏杨等人狂傲尖锐又不失深刻之作，有些是现当代作家对民族社会的最新剖析和认识，还有早期来华的英美法等国传教士的观察记录，更有日本名家对日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和反思。这些都是关于中国和日本民族性格最具有代表性的论述，百十年来，争鸣声赞同声不断，见仁见智，经久不衰。

随文还配以数百幅生动形象的老照片、漫画及日本浮世绘作品，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中日两国民族性的过去，更可以远瞻未来。

代序 中国的民族性——季羡林

壹 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

梁启超 中国国民之品格／8

鲁迅 百病缠身的中国人／12

胡适 差不多先生传／18

陶行知 无国民资格之中国人／20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24

杜重远 死要面子不要脸／28

臧克家 官／30

毛志成 “排名次”利弊论／32

佚名 中国人的智慧令人震惊／34

贰 无往而不胜的中庸——中国人的处世“潜”规则

李大钊 以静为本位的中国人／37

蔡元培 无往而不胜的中庸／40

林语堂 中庸之道／42

梁实秋 骂人的艺术／44

邹韬奋 办私室／47

刘半农 “作揖主义”／49

亚瑟亨·史密斯 中国人的气质／52

冯雪峰 简论市侩主义／62

陶东风 权谋文化与复杂的中国人／65

魏明伦 半遮的魅力／67

王小波 智慧与国学／69

季羡林 谦虚与虚伪／74

叁 中国人的国民性——人文、物质、精神与中国人

章太炎 今日青年之弱点／76

蒋梦麟 中国人的人情／78

林语堂 中国的国民性／83

傅斯年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88

杜威 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90

庐隐 吹牛的妙用／93

梁实秋 算命／95

张贤亮 中国土著的廉政观／98

司马南 “后座文化”说／100

周泽雄 虔诚，隐忍，虚荣，书呆，迂腐，忠厚／102

龙应台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09

肆 北人与南人——地域、地理、地缘与中国人

鲁迅 北人与南人／113

林语堂 南方与北方／115

朱自清 我是扬州人／122

周作人 上海气／125

苏曼殊 呜呼广东人／126

古清生 上海男人的四大精明／128

林希 天津人说话嘎嘣脆／130

陆文夫 被女性化的苏州人／133

乔远生 山西的男人／137

余秋雨 上海人／140

林斤澜 温州人／145

叶兆言 南京人／147

伍 最初的印象——大家谈日本人

鲁迅 藤野先生／153

戴季陶 尚武、和平与两性生活／157

鲁思·本尼迪克特 情义最为难／162

周作人 最初的印象／167

郁达夫 雪夜／170

丰子恺 林先生／174

柏杨 日本人的贡献／178

商金林 日本的“情死”／181

李兆忠 洁癖之邦／187

周兴旺 日本人就是武士道／192

蒋子龙 看日本人的流泪表演／198

王雪 做个日本人真的很累／200

韩少功 清苦的日本／202

陆 你还不懂日本人——关于日本人的双面性

金文学 无法理解的日本人／206

朱慧 冷漠又温暖盼日本／208

蒋寅 双面日人／210

张莉霞 抠门的日本人／214

周兴旺 没有原则的日本人／217

王志强 等距离往来／221

孔祥旭 世间／223

孙郁 谁读懂了日本／226

李兆忠 日本的“谢罪文化”／228

黎建南 你还不懂日本人／230

林惠子 漂亮的“日本男人”／237

俞天任 “无能”的日本警察／239

柒 日本人变了吗——日本人的自我剖析与界定

新渡户稻造 武士道还活着吗？／243

森贞彦 本尼迪克特的失策／246

松本一男 耻和名／250

高桥敷 丑陋的日本人／256

渡边淳一 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259

新井一二三 做日本人难／261

土屋贤二 万事皆忍的日本男人／263

筑岛谦三 日本人变了吗／265

土居健郎 罪恶感与耻辱心／270

天儿慧 由于相处而变坏的日本人形象／275

会田雄次 日本的背后主义／277

唐津一 不要被媒体左右，用自己的眼光判断／281

柏杨，（1920—2008）台湾著名作家、人文大师，河南辉县人。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柏杨的杂文直指中国人种种的劣根性和中国文化的弱质。《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其中《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

丑陋的中国人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裁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本文是柏杨于1984年9月24日在美国艾奥瓦大学的演讲辞，根据记录稿整理。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后，美国国务院拿来作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于全国各阶层朋友。不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请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做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着把他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作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后，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3月7日给我过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那么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19世纪的南洋群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19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群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民族固然是长远的，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后怎么办？我从小就受到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后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马来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里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马来人的心胸不够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么都没有了。

这种种事情，使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么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做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么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地提醒，不停地叫，叫多了以后就被关进大牢。掌一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里沉思，我为什么坐牢？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出狱之后，我更不断地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子？我到爱荷华（注：艾奥瓦），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

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后，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么深奥、多么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由私人捐助一半，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么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后，才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

裴竹章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后，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后，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干年后，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我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我想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生有一出名剧（按：《群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地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里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里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弄干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么样提醒之后，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于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嗓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那么气愤？我想这几点足够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节选自古吴轩出版社《丑陋的中国人》

P24-27

中国的民族性

——季羡林

我一向认为，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性。那么，我们中华民族怎样呢？我们中华民族当然不能例外。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勤劳、勇敢、智慧，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谁也否认不掉的。我自以生为中国人而荣，生为中国人自傲。如果真正有轮回转生的话，我愿生生世世为中国人。

但是——一个很大的“但是”，环视我们四周，当前的社会风气，不能说都是尽如人意的。有的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急功近利，浮躁中安，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大抢大劫，时有发生；小偷小摸，所在皆是。即以宴会一项而论，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浪费；但是令不行，禁不止，哪一个宴会不浪费呢？贿赂虽不能说公行，但变相的花样却繁多隐秘。我很少出门上街，但是，只要出去一次，必然会遇到吵架斗殴的。在公共汽车上，谁碰谁一下，谁踩谁一脚，这是难以避免的事，只需说上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然而，“对不起”、“谢谢”这样的词儿，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说了，必须在报纸上大力提倡。所有这一切，同我国轰轰烈烈、红红火火的伟大建设工作，都千分矛盾，十分不协调。同我们伟大民族的光荣历史，更是非常不相称。难道说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撞”着什么“客”了吗？

鲁迅先生是最热爱中华民族的，他毕生用他那一支不值几文钱的“金不换”剖析中国的民族性，鞭辟入里，切中肯綮，对自己也决不放过。当你被他剌中要害时，在出了一身冷汗之余，你决不会恨他，而是更加爱他。可是他的努力有什么结果呢？到了今天，已经“换了人间”，而鲁迅点出的那一点缺点，不但一点儿也没有收敛，反而有增强之势。

有人说，这是改革开放大潮、社会转轨之所致。我看，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前几年，我偶尔为写《糖史》搜集资料，读到了一本十九世纪中国驻日本使馆官员写的书，里面讲到这样一件事。这一位新到日本的官员说：他来日本已经数月，在街上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一位老官员莞尔笑说：我来日本已经四年，也从来没有看到一起吵架的。我读了以后，不禁感慨万端。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日本人彬彬有礼，不吵架，这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对广大日本人民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对日本那一小撮军国主义侵略分子来说，他们野蛮残暴，嗜血成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不管怎样，中国民族性中这一些缺点，不自改革开放始，也不自新中国成立始，更不自鲁迅时代始，恐怕是古已有之的了。我们素称礼仪之邦，素讲伦理道德，素宣扬以夏变夷；然而，其结果却不能不令人失望而且迷惑不解。难道我们真要“礼失而求诸野”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而又必须认真反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