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发行以后，陈丹燕已成为上海文化令人注目的阐述者。她的新作《上海的红颜遗事》又展开了另一位上海女子的故事。

一个人的不幸命运背后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段惨痛的历史，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会感同身受。陈丹燕让读者又重新看到了那段人们努力忘却的历史，她的叙述仍保持了“慢慢渗透”的一贯风格，让人轻松地进入，越读越陷入一种悲抑的氛围，掩卷之后，久久不能释怀

姚姚是著名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她的父亲是《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身为名人之后，姚姚生前并没有任何光辉业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女子。她的童年比较寂寞，两岁时父母离婚，她在妈妈的严厉管教下长大，学会了把心事藏在心底，把笑容挂在脸上。看起来生机勃勃，其实内心越来越荒凉，学了钢琴没有成为钢琴家，学了声乐也没成为歌唱家。她普普通通，但却没有一个普通人的平静正常的人生。

文革中，上官云珠遭迫害自杀身亡，姚姚因为自己的出身，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完全融入红色的队伍之中；她顺应自己的天性恋爱了，爱得轰轰烈烈，恋人却也惨烈自杀；在她27岁的时候，她又与比自己小10岁的早熟的少年恋爱并怀上身孕，这样的“大逆不道”使她几乎遭人唾弃；偷渡失败，生下的儿子立刻送他人抚养；她孤身一人，居无定所，得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经历了这么多的失败，姚姚却仍然保持着在人前笑语不断的姿态，仍然怀了一颗纯真的心，不愿仅为安定的生活嫁给自己不爱的人。就在姚姚的命运将要出现转机、她终于可以进歌舞团工作时，一场车祸结束了一切，姚姚惨死轮下，31岁的短暂人生，一张笑脸永远消失了。

梧桐树下热闹或者背静的街区，仍是上海很贵的地段，仍旧留着孤岛时期的浮华之气。街道两边带花园的欧洲式样的房子代表着舒适的生活，街道的下水系统很好，所以不像别处那样，总是湿漉漉的。在那些街区里，白俄经营的面包房、照相馆、西药店、芭蕾舞教室和美容沙龙，犹太人开的小珠宝店、皮鞋店和皮草行，还有饭店，法国人开的咖啡馆、电影院、教会学校和糖果店，上海人开的舞厅、专营西服的裁缝店、报馆、剧团和电影公司，日本文人开的书店，德国医生开的医院，仍旧吸引着喜欢西洋式生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从外面来上海的人。

“那年夏天已经有了紫雪糕卖，白雪公主牌紫雪糕，像一般雪糕一样厚薄，里面是冰激凌，外面用巧克力裹着。也有卖棒冰的，赤豆的、绿豆的、奶油的棒冰，有人喜欢在夏天吃棒冰，比较清口。卖棒冰的人把它们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里面用棉被包着，在沿街卖。他们常常用一个小木块在木箱子上啪啪地拍。叫卖的声音和现在一样，棒冰吃哇，雪糕，就是这种。”魏绍昌老人说。

是啊，我小时候还听到这样的声音，在夏天的五原路上，不过那是“文革”中的事了。卖棒冰的人把木箱子的盖掀开来，有一种温和而清凉的气味散出来，带着一点点桂花的甜香，因为在绿豆棒冰里常常加了一点点桂花。那种自制的冰箱没有冰箱的腥气。那个人总是很快把箱子盖上，怕凉气跑了，棒冰还没卖完就化了。

“暗杀。”老人说，“街上常常有暗杀的事发生，有时是重庆派来的人暗杀南京政府的汉奸，有时是汪精卫方面的人暗杀共产党或者重庆方面的人。日本宪兵要捉暗杀的人，就随时封锁交通。这时候气氛马上就变了，让人想到那是个乱世。马路上还有可口可乐招牌，上海已经有了自己的正广和汽水，那时候叫荷兰水。用玻璃瓶子装的。”是那种厚厚的玻璃瓶，发青的颜色。北京人的食品店里卖酸梅汤，装在玻璃杯里。白俄和山东人在从前的霞飞路一起开了一些小小的俄国西菜社，他们供应的色拉和罗宋汤很得上海人的喜欢，色拉是用煮熟以后切成小块的土豆、煮熟的青豆、切成小方块的红肠和苹果做的，拌了蛋黄酱。罗宋汤则是加了番茄、洋葱和土豆块的牛肉汤，很厚。但在俄国生活过许多年的人，却从来没有在莫斯科或者彼得堡吃到过这样的俄国菜。它们更像是从四马路的番菜馆厨房里发明出来的上海西餐。

“晚上有防空警报，汽笛一样的声音。听到警报，大家就要把自己家窗帘拉起来，怕美国飞机来轰炸。”老人说。

这我听说过的。在上海逃亡的犹太人所学到的上海方言里，就有一句：“奈电灯隐脱(把电灯关掉)。”过了那么多年，早已离开上海、从美国又回到维也纳定居的杜尔纳还记得它。1944年他住在复兴西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里的孩子管他叫大鼻子老伯伯。

张爱玲穿着浅红色的绣花鞋经过静安寺明黄色的围墙，她已经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了。连年的战争，让许多上海市民习惯了在战乱中继续自己的生活，在战争中出生长大的孩子，以为那样的日子，就是日常生活。

7月9日这一天，上海《申报》报道的当日的新闻有：中太平洋敌舰沉毁达五十余艘；塞班岛日军继续展开奋战；敌机再袭九州，又被从容击退，日本土防务固若铁壁；东京等都市决定疏散学童；缅甸富贡前线

《申报》上的广告，有高尚人士非C.P.C.咖啡不呷；有惠罗公司出售夏季精美用品的广告，包括了新式电气冰箱，女士游泳衣，美丽内着衣衫，超等西装领带，儿童夏令衣着和优等香水香粉；还有南园咖啡馆夏令乐园的告示，它在南洋桥中华路，电话是70219。那一天，在兰心剧院上演《武则天》，在国际大戏院上演((王昭君》。中国旅行社剧团在美华上演《茶花女》，而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演出《林冲》。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清心中学和德大助产士学校都开始招收新生。  这一天，1944年7月9日，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一家由外国人开的尚负产科医院里，有一个小女孩出生。接生的西医，用一把医用消毒剪刀剪断了女孩子的脐带后，将它结扎起来，再用消毒方纱巾将它包好。

故事就从这个女婴还没有张开眼睛的那个时刻开始。一个战时的炎热夏天，小婴儿已经被洗干净了，用医院专门配置给婴儿用的淡黄色爽身粉在大腿和脖子处扑了一些，保持她身体的干爽。这是个普通的孩子，她到这个世界上，像风吹起的一粒尘，风把这粒尘吹到了一块豆腐上，所以我们碰巧就看到了她。我总是想要了解那时的日常生活，那是因为她就在那样的生活里。她安静地躺在漆成白色的小木床上，眼睛真的像桃子那样肿着，从中间裂开一道长长的小缝，长着婴孩的睫毛。那是因为在母亲的羊水里泡了九个月的缘故。那天正好是上海市政府规定的防空日，有时会有防空汽笛响，凄厉高亢的声音，拖着像青衣那样哭天抢地的长腔，透过用牛皮纸贴了米字格的玻璃窗，响彻了整个房间，但她浑然不觉。

最早照顾小婴儿的，是一个护士。在遗留下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她是一个不好看的老姑娘，牙齿有些往外暴，眼睛的表情很温顺，因为分得很开，所以像一只出生在江南的小羊的脸。动物和人一样，出生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长相。她在这个风气势利而自由的城市里受过教育，能说英文，她当了单身职业妇女，得以自食其力，不必受勉强嫁人的侮辱。那个年代要成为可以靠自己独自生活下去的职业妇女，不是件简单的事。可在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里，也不算件稀奇的事。她头上戴着产科医院的白色护士帽，那浆硬的白帽子，像是一只精白粉的馄饨。P6-9

2000年，《上海的红颜遗事》出版。出版后不久，我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说他是凯凯的亲戚，希望与我联系，也希望与灯灯联系。但他却没有再联系我们。在那个电话里，他只是说凯凯住在纽约，已经结婚了，有三个孩子，在中餐馆工作。这就是所有关于凯凯的讯息。

2008年，《上海的红颜遗事》有再版的机会。新版的设计已经完成，只等下厂印刷。这时我接到另一个电话：“我是凯凯。”他说。凯凯回来了。我们约在一家庭院咖啡馆见面。我们并不认识，所以我们各自拿了一本旧版的《上海的红颜遗事》。但当我们在台阶上遇到，彼此都意识到，那就是我等待的人。

落座，面对面，先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后来，我听凯凯说了八个小时。凯凯在上海短暂逗留，我们再见面，凯凯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抄录了1974年他和姚姚准备再次偷渡香港时，广州寄来的集合令：山中岁月，辇下风光，海上心情。但姚姚最后决定不去，她太怕了，凯凯因此也没走。再见面，灯灯也来了，1972年的疑问得以澄清，当年灯灯到建国西路看姚姚，他感到有人躲在阳台上，他感到那个人就是凯凯。凯凯点头承认：“是的，那是我。”

说起来，这是新版《上海的红颜遗事》的运气，故事模糊不清的部分终于清晰了，凯凯走了进来，他带来了故事的结尾。回到家，我给北京的编辑发邮件，要求暂停，补充故事的新结尾。这个故事的新结尾是：姚姚并没有安息。

2000年时，我以为这本书可以成为姚姚的安魂曲，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因为她还没有安息，所以我们得继续自己的工作。

陈丹燕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