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翻译家、梵文及巴利文专家、作家，在佛经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数几位被誉为“学术大师”的学者之一。

《季羡林口述人生》根据季羡林自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75次口述自传整理，生动的语言，刻画出一个爱国，孝亲，尊师，重友的大师形象。有爱情，有激情，有亲情，有友情；新故事，新视角，新体味，新感受；让你感受一个全新的季羡林，不可不看的季羡林。

《季羡林口述人生》首先是一部信史。言其可信，是因为整部书都由季老在世之时亲口叙述。据季老的学生、口述史整理者蔡德贵先生说，每一页的内容皆有录音资料为基础。还有什么证言比历史的当事人的原话更真实可信的呢？本书以季老一生的经历为自述线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他这辈子对有些人、有些事究竟如何褒贬，以及为何这样评价。正因为自述的可信，本书才能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更为真实的季老。同时，整理者与编辑又做了数量不小的注释，这些注释有的可以纠正季老对人名、时间等的记忆之误，有的提供了季老口述的背景，更增加了本书的可信度。这显然是那些以第三人称为角度来描述季老的书籍难以作到的。

第一章 临清：度过童年时光

 生日不是8月6日

 父亲和九叔一夜暴富

 从悬赏盖房到一贫如洗

 家乡的侠客——胡二疙瘩

 饥饿的童年

 二大爷一家

 童年小伙伴

第二章 济南：我的小学和中学

 六岁时到了济南

 和叔父的关系一言难尽

 感念王妈

 有了学名“季羡林”

 上新育小学

 中学报了“破正谊”

 转入山大附设高中

 与秋妹闹别扭

 “五·三”惊魂

 两位国文教师：胡也频、董秋芳

第三章 初到北京：水木清华苦读书

 进京赶考

 为什么选清华，不选北大？

 德文教师艾克

 恩师陈寅恪

 参加卧轨和绝食

 因为沈从文，撤回了批评丁玲的稿子

第四章 德国：十年岁月

 被派到哥廷根大学学习

 真正的德文老师是女房东

 被梵文、巴利文的课迷住了

 恩师谱第—名是西克

 选择副系

 参加德国学生会和当模特

 和吴弱男一家

 为法院担任翻译

 给伊姆加德当“骑士”

 德国大学体制

第五章 漫漫回国路

 准备回国

 取道瑞士

 从法国到西贡

第六章 重回北京：北大执教

 当了一个礼拜的副教授

 客观评价胡适

 得罪了吴晓铃

 得到校花妹妹的青睐

 儿女见面不敢认

 东语系的老师和学生

 竞选工会主席

 到政协礼堂的食堂吃饭

第七章 政治风云

 讲了点实话，被揪了辫子

 学生闹转学

 用其所学

 出国访问

 参加中印边境反击战谈判

 钦佩的人：文是梁漱溟，武是彭德怀

第八章 假话和真话

 当副校长只做了两件事

 老祖(婶母)

 对秘书“二李”的评价

 给江泽民主席提意见，不要重理轻文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附录

 季羡林留德期间致储安平的信

 吴弱男外出旅游，寄给季羡林的明信片

饥饿的童年

我小时候，我们那里有老缺。曾到我们村绑人的老缺有五六个人，五六杆枪。我见过他们在村子里绑票，用绳子拴着一大串人，让主人家拿钱去赎。有钱人家往往会追上老缺，把500块大洋交上，就从绳子上解救下一个。我们家当时很穷，绑票绑不到我们家。

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大概四五岁，母亲带我到家里仅有的三分地里去，摘一点还没有成熟的绿豆荚，回家把绿豆粒剥出来，熬粥吃。我可能是擅长具象记忆，对具体画像很容易记在脑子里。

对门住的，是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她们就带我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就是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因为我们村子附近的麦子已经被拾完了。所谓“拾麦子”，就是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掉在地上，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因为剩下的决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也不过拾半篮子。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像我这样)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这些麦穗母亲亲手搓出来，为了对我加以奖励，麦季过后，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贴成白面饼子让我解馋。(你问饼子是不是发面的？)什么发面啊，不懂这个。就是拿面贴成糊饼，就往锅上一贴。有一次，我吃着高兴了，偷吃了。我母亲气得在后面撵，我就跳到水里面了(母亲就没法抓我了)。

我记得第一次吃月饼，也是那时候。母亲不知道在哪里弄来的月饼，自己合不得吃，给我吃了。那是我一生第一次吃月饼，那个味道就没有法子形容啦。

我六岁以前，在家乡没有吃过肉。我姥娘家在王里长屯，她家隔壁是个宰牛卖牛肉的。我姥娘家也很穷，牛肉自然吃不起。卖牛肉的在冬天把一些牛肉汤做成冻，不过不是肉冻，里面没有肉，而是汤冻。有一次，我四五岁的时候，姥娘从王里长屯提了一罐子汤冻给我。我吃了这种汤冻，就是吃肉了。

二大爷一家

就我知道的，我父亲在农村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因为他毕竟是举人的侄子，所以有文化，能写信。我大概也给父亲写过信，但后来主要写信给二大爷。举人的老大、老二是亲兄弟。分家时候当然平均分了。老大(大大爷)一辈子和我们没有什么来往。他那个人是，不知道怎么说呢？大大爷和二大爷分家的时候，举人的房子，大大爷就住下了。

大大爷有个儿子叫季宝庆，宝贝的宝，庆祝的庆，我并没有见过他。季宝庆比我大好多岁，娶过老婆，也生过孩子。生的是男孩子。我下生的时候，季宝庆已经不在了。季宝庆的孩子，都叫他刘二，也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姓刘的刘。

大大爷不善于经营，大概是参加过农业劳动，但是经营不行。二大爷善于经营，结果起码是富农，也可以说是地主。他雇着长工，雇着一个长工，他自己不参加农业劳动。长工管着种地，养着两条肥牛。二大爷在官庄前街是第二富翁。第一富翁就是张家楼，就是院墙上有铁丝网的那家，装上铁丝网，外人进不去。到后来我在北京念书，有一年(哪一年忘记了，可能是母亲死的时候)，这个张家楼啊，一看我是北京来的学生，请我到他家里去，炒了一盘子鸡蛋，摆出酒来，让我吃酒。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上大学)，(所以在)我们附近很有点名啦。

我们那个村子内外难分，它没有围墙。外边就是我二大爷的场院。场院，土地很多的人家才有场院。平常用不着。当时大大爷为什么不行，我不知道。反正当时分家时候是平均的。二大爷土改的时候，忘记给他划了个什么成分。我记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茶。喝茶喝的当然不是什么龙井啊，不是那个，就是最便宜的茶叶。他每天下午啊，大概得喝半下午的茶，大碗的。我们那里也没有壶，煮茶就是用饭锅煮。饭锅里面煮粥，开水沏茶。所以我对二大爷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每天下午喝茶。他也没有别的享受，我就不记得他吃过肉。

那时候我们家(贫穷)，我那时候也不过五岁，早晨起来以后，到村庄外边的高粱地劈高粱叶——高梁叶可以喂牛的。所以一起来以后，先到高梁地，劈一捆高梁叶背在身上，背到二大爷家里边。二大爷，他不是有两头牛吗？高梁叶是喂牛的。所以每天早晨，我那时候最多五岁，六岁就进(济南)城了嘛，背着一捆高梁叶，就在二大爷家不走，以为自己有了身价了：我给你作了贡献，劈了高梁叶，喂了你的牛。目的就是混一顿饭吃。他那个饭也没有什么，就是“黄的”，玉米面或者苞谷面，就这两种，做的窝窝头。饼子也吃过。饼子就是往锅上一糊。

那时候我大奶奶，就是举人的夫人，还在。她是唯一的，官庄前街能吃“白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四五岁，早晨起来以后，从来也不洗脸，一骨碌爬起来，去村头大柳树那里。那时候大奶奶就坐在大柳树下边。她穿着肥大的衣服，看我来了以后，把手伸进衣服去(兜在衣服里面)，掏出这么一块白馒头来。这是她留给我的。那是我一天里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可以吃这块白面(馒头)。差不多每天都是这样子，我记得，她老是坐在大柳树下边，当然不是躺椅啦。大柳树下不是村里什么重要的地方。我起来以后，第一个任务就是找她，看她手一缩，拿出一小块(馒头)。

当然，那是最美的啦。二大爷啊，我不记得他吃过“白的”。我劈了高梁叶，送给二大爷喂那两头牛，坐那里等着蹭一顿饭时，不记得他吃“白的”。我只记得他吃过炖肉。我们官庄是小庄，没有集，要买肉，得去赶集。我记得二大爷的最高享受就是赶集买一斤肉，回来在锅里边炖肉。家里就那么一个锅。什么炒菜的勺啊，都没有。我记得的，他炖肉起码有一次。他也不吃“白的”，吃的也是玉米面饼子。P17-22

季羡林先生逝世马上就满一周年了，但是他的身影好像一直在我眼前，从来也没有离去，他的灵魂也一直在和我交谈。我的思念不绝于缕，在整理本书之时，两年前开始听季老口述历史，并且与他交谈的那些场景，清新地活现在眼前。

2008年10月1日，住在北京301医院的季老让人给我发短信，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当时我正在山东泗水尼山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接到这条短信，我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是很快，季老身边的人给我来电话，简单说了季老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说到这里，还得解释—下我和季老的关系及之前的交往。

我算是季老的“半个学生”。实际上我与季老相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之久了。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五年本科期间，虽未直接得到季老的授业解惑，但在我眼里，季老是一位德高望重、颇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印象，所以尽管季老平易近人，我一直不敢接近他，更不敢登门拜访。

1982年，一次偶然机会，已工作多年的我回母校办事，在外文楼前巧遇季老。我犹豫了一下，因为怕季老不认得自己，显得尴尬，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走上前向季老问好。谁知季老看到我后，连丝毫的迟疑都没有，问我道：“干吗来了？是不是来查资料啊？阿拉伯文资料只有我们这里是最全的。”我听后很感动，没有想到17年后，桃李满天下的季老居然还如此清楚地记得，我这样一位普通的学生是学什么专业的。后来我的恩师，同时也是季老的同事刘麟瑞教授说，季老拿一张系里的新生名单，可以对照照片将上百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住。当然，在赞叹季老拥有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慨先生体念学生的殷殷之情。

北大一别后，我因为工作关系联系过季老几次，每次交往的过程都让我颇感意外，却也了解到季老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山东大学《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我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我一向认为《文史哲》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就这样季老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文史哲》的前几次约稿。1994年，《文史哲》再次约请季老撰写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一开始仍然拒绝。在我的“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我，于是有了我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上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超出了他的期望，我当然很欣慰。

此后我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想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我心里也直打鼓。直到季老对我所写的文章和学术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并且写信给我，表示愿意让我写传时，我才有了底气。

1996年1月份，我在季老家汇报完有关传记的准备情况，季老因为自己没有时间，便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我在北大勺园吃饭。大概是出于对我的不了解，席问，李女士直率地问我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我诚恳地回答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我可能能够理解季老成长的环境，以及所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李玉洁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就这样，我准备半年多后，写了一份《季羡林传》的提纲，找了一个下午，到季老家念给他听。季老听后，将提纲中的“济南一中”改为“济南高中”，并要求我写作时“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我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完稿，交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之后，我和季老的交往就越来越多。随着对季老的了解，我也先后写了《季羡林之谜》、《东方学人季羡林》等书。

再回过头来说季老让我给他当助手一事。因为当时季老的秘书另有其人，所以是否答应这件事，我犹豫了，但想到多年来季老对我的指导和信任，最后我还是给季老身边的人回了电话，表示处理完近期的事情后会尽快去季老那里。

我是在2008年10月9日到北京的。10月10日上午，我赶到301医院拜见季老，季老提出要让我帮他作“口述历史”(即季老口述自己的一生，而我来记录和整理)。略作交流后，季老让我下午再去一趟。下午，正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出版中心的杨磊总编辑要让我转交给季老版税，我有个原则，从来不转交稿费或版税，于是我就陪杨磊一同去301医院，我们同季老大约谈了三十多分钟。10月11日上午，季老写了让我当助手的授权书(当时我不在场)。10月12日上午，我去301医院，先向季老核实了过去有过疑问的几个问题，比如他的笔名等。季老又谈起了“口述历史”，并强调自己要口述的第一部分内容会侧重于谈性格是可以改变的。当时季老和我约定，从13日上午开始，正式开始口述。

2008年10月13日，早晨5点，我从远在昌平的住处出发，7点准时进了季老病房。护工岳爱英说，季老已经在等我了。就是在那一天，季老很明确地告诉我为什么自己想作“口述历史”，又为什么要我来帮助他做这项工作：

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有些事情绝大多数对我有兴趣的人还不知道。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但我现在也不一定全说。

口述历史有什么意义？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有的口述历史已经出版。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有意义。我已经年近百岁，应该对自己的一生作一个小结。

为什么想到你呢？因为我们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你以前写过我的传记，对我比较熟悉。你做这个工作最恰当。

季老还定下了自己口述的原则——“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季老本来打算用八九次就完成口述，但实际上开讲以后，对往事的回忆不断使他想起更多的东西，所以后来他对我说，不限定口述的次数，什么时候完，根据情况决定。口述时也没有按什么特定顺序，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301医院为了保证季老的健康，规定每次口述不要超过50分钟，但季老有时候谈在兴头上，时间限制就被抛在脑后。我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口述时间超过了两个半小时，护工岳爱英干预，季老说“不要你管那么多”；我也多次建议停止，季老说“我没有那么娇气”。搞得我们都很无奈。为了赶进度，季老让我每天上下午都去，早晨6点半、下午3点各作一次。这样进行了3天，301医院发现了，规定每天只作一次口述，季老也不得不服从，不过这也正好符合我的意愿。

在大多数情况下，季老是给我一个人讲。有时候季老的儿子季承赶巧会在场。还有几次，是我正好带朋友去，便和朋友一起和季老谈，如刘梦溪、陈祖芬夫妇，汤恩佳夫妇，潘石屹先生，张立文教授等。我一般是用录音笔把季老口述的内容记录下来，留待日后整理。

就这样，我陆续为季老作了74次口述记录。2009年6月，我应邀去美国访问。临行前，也就是6月16日下午，我去季老处告别，又作了一次录音。季老这一次谈得很愉快，录音结束后还叮嘱我从美国回来以后马上到医院，继续记录口述的工作。我告诉季老，我为他编的年谱已经编完，从美国回来后会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截止到这一次，季老一共口述了75次。

没有想到的是，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已经驾鹤离我而去。我长时间陷于极大的悲伤之中。  在给季老记录口述内容的十个月里，我往返于北京与济南之间，在北京时，则每天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从昌平住所到海淀301医院往返一次。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漫天，只要是与季老约定好了时间，我一定会准时赶到他那里。这十个月，我人生经历里边最重要的十个月，是在季老身边度过的。当年在北大没有机会听季老上课，长期感到遗憾，这次终于补上了，而时间正好是一学年。平心而论，这十个月，我是辛苦的，而且有巨大的思想压力，但是我更是幸福的：有机会聆听季老谈他的人生经历，谈他的学术历程，谈他的养生经验，谈他的感情隐秘……我听到了那么多不曾听到的故事、趣闻，最重要的是，又一次感受到了季老的人格魅力。

季老作口述时，已年近百岁。听说他要作口述，有些人刚开始还有些担心，怀疑他的记忆力。实际上，口述时，七十多年前在济南看过的戏，甚至戏中主要演员的名字，季老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谈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我问他领队的名字，他很快就回忆起来，回答说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尚传道。

经常在口述时，他讲起以前的趣闻，自己哈哈大笑。一次他还给我“讲笑话”：

有一次金岳霖告诉我，大家都说他糊涂，也说潘梓年糊涂(那时候中国科学院还没有分院，潘梓年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有一次，两人碰见了，决定赛一赛究竟谁更糊涂。一天开会，需要签到，金岳霖大声问身边的人：我姓什么来着？大家都说：你姓金，金岳霖啊。等到潘梓年签到的时候，他也是问：我姓什么来着？大家告诉他：你姓潘，潘梓年啊。他又问：是哪个潘啊？结果潘梓年获胜了。

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被季老逗得大笑。

季老的口述几乎每次都有精彩的段子，幽默不断。他把一生珍藏的回忆，包括感情生活，和盘托出。后来整理录音时，我经常发现有高潮迭起、妙趣横生之处，听着录音里的妙语连珠，谁能说口语化的人生讲述不精彩呢？

因为媒体的报道，很多人都关心季老的“口述历史”何时面世。我深知责任重大，一直在非常慎重地整理，完整地呈现还要一些时日。很多朋友急于了解季老“口述历史”的内容，于是我从这十个月的口述中选取了一部分内容预先出版，以飨读者。

《胡适口述自传》的作者唐德刚，曾借用朱熹之言“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以说明口述历史类作品的局限。《胡适口述自传》被史学界誉为了解胡适其人的必读书：“先看德刚，后看胡适。”即使如此，唐德刚也不敢保证，自己绝对没有“以己意出之”的地方。因为一切口述历史，往往都是如此的。甚至古圣先哲，亦所难免。《礼记·檀弓》里，就有一段孔门弟子误记“夫子之言”而引起抬杠的趣事。我想眼前的这本与口述历史有关的书，也难免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有罪我者，我当然不会感到惊奇，而且我也会虚心听取罪我者的意见。

蔡德贵

2010年3月

真理和科学要求真实。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温家宝

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实，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实。

——张中行

他晚年虽然处在风口浪尖，褒贬不一，但他始终清醒地保持一个知识者的本色，不会被舆论迷糊。

——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