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编著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注意到，以工农士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社会结构变迁即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这一剧烈变革，在作者的笔下跌宕起伏，使得此书极具学术价值。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注重历史当事人的时代关怀，返其旧心，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全书跨越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学科藩篱，通过探讨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与民族主义的特异，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各层面的多元互动，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丰富特性。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经典的隐退，出现了民国之中“国进民退”的倾向。这些演变既产生了众多问题，又遮蔽了不少问题，当时就造成读书人的困扰，迄今仍在影响我们。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由罗志田编著。

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一、学战：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二、从西学为用到中学不能为体

 三、新的崇拜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

 内篇：科举制与耕读之路断绝前后的乡村社会

 外篇：近代内地乡绅心态的史学启示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二、城乡疏离与乡居菁英的流向城市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一、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

 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三、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

 一、过渡时代说略

 二、读书与读书人的界说

 三、近代经典的淡出

 四、读书人定位的转变与徘徊

 五、谁来承担国事的责任——偏重梁启超的思虑

 六、“煞风景”的“狗耕田”

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

 一、历史的延续性

 二、清季反传统倾向的滥觞

 三、民初传统的负面整体化

 四、余论：传统的不固定性

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

 一、引言：西方的分裂

 二、学习榜样的转变

 三、思想趋向的演变

 四、西方分裂之后：为他人作战场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

 一、初步认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二、激烈反传统：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色之一

 三、向往“超人超国”：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色之二

 四、抗议与建设：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两面

 五、地方意识与国家统一的互动

 六、余论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一、引言：从小政府向大政府转变的国家

 二、国家向民间挺进：清查公款公产

 三、司法改革所见国家象征的转变

 四、新旧的“自治”与不同的“公”

 五、国民关系的转变与“社会”的兴起

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快、变得大，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那时不论思想、社会还是学术，都呈现一个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处处提示着一种权势的转移。而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自己爱说的“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土人面临西潮荡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无疑是近代最重要的权势转移。

这并不是说近代中国本身没有问题。实际上，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较难处置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此外，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而传统的“上下之隔”和“官民之隔”到晚清也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中国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造成“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的结果。这些都在19世纪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时，而文化重心的倾移正为外来文化的入据正统提供了条件。

中国土人在西潮荡击之下被迫做出反应的进程是近代几个不可回避的重大主题之一，而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又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称的“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中国土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结果，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本文即主要从思想演变层面考察新的崇拜之形成过程。

既存研究一般都同意近代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政制再到思想文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步认识到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不如西方。但中国在中西竞争中实际仅在“器物”层面落败，何以会递进升级到“政制一文化”层面？从历代中外竞争看，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甚少有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而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逐渐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故本文首先探讨西人怎样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这一进程。一、学战：谁改变谁的思想方式

一般以为，中国在近代因落后而挨打，故思变求变，向西方寻求真理。这一描述大致不错。但寻求真理必往西方而不在本国，显然是中国士人在西潮冲击下信心大失的明证。值得思考的是，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敌人学习，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现象终究有些不合人之常情。有学者以为，只有文化失败才可能造成对征服者同时既憎恨又摹仿，不仅自认不如人，而且为了自救而忍受向敌人学习的屈辱。①这个论点原来是针对殖民地的，对考察中国情形也有启发意义。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的确不可谓不明显，但中国向敌人学习的情形并不能完全以文化失败来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这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确信中学可以为体这一观念使然（详后）。

近代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这个重要因素的意义是多重的。中国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这已渐成套话，但在这里的意义非常实际具体）、中国朝野对外国入侵的持续抵制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相互竞争造成的均势等因素，迫使列强认识到全面的领土掠夺既不合算也不可能。故列强退而采取一种间接的侵略方式，即以条约体系巩固其非正式控制，同时寄希望于实质上的经济利益。

从根本上言，帝国主义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间最关键的实质问题是对被侵略地区的全面控制。只要能达到实际的控制，是否直接掠夺领土是次要的。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这在中国尤其明显。正因为没有直接的领土占据，不存在像殖民地那样的直接政治统治，西方在中国更需要不仅在物质上，而且恐怕更多是在文化上表现其权势和优越性，希望以文化渗透来为以后的经济利益铺路。故在中国，对文化控制的竞争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帝国主义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的主要方式，一般是贬低打压本土文化。但西方虽然力图在中国取得文化控制，却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只能是间接的，有时恐怕还要经中国人自己之手。章太炎就注意到西人欲绝中国种性（实即今日所说的文化）的图谋和努力，其方法就是先废中国的“国学”，这一开始就是传教士鼓动最力。①的确，在这场中西文化竞争中，传教士恰在最前沿。郑观应早就认识到，洋人到中国传教，是要“服华人之心”。②洛克菲勒的秘书盖茨（F．T．Gates）在20世纪初说得更明白：传教事业的效果即在于“对全世界的和平征服——不是政治控制，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艺术、情操、道德和宗教各方面的控制。”

就根本的文化竞争而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成败不仅在于使多少中国人皈依基督教，而且在于是否使更加众多的中国人改变思想方式。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竞争与相互作用这一动态进程中，传教士自身也在不断地转变和调适，以寻求一种更有效的方式。有时为了实现目的，传教士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一些违背其基本教义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如支持使用暴力及运用与宗教颇有矛盾的“科学”作为说服的武器等。P1－4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出版于1999年，合同期满以后，常有出版社来联系再版的事，让我感动。然因打算进行大范围的重编，一直拖延着。谭徐锋先生锲而不舍，终使我不得不妥协。原设想中的一些必要的文字，到现在也没有完成。不得已，只能较大幅度地改编，希望以后可以实现更彻底地重编。

原书由十篇文字组成，今略去了学术部分的两篇（因有密切相关的新作，当另组），删去了胡适少年受学经历一篇，另有四篇论述具体人事的，移出与他文另编一集。留下的只有三篇，并新增六文。所留所增者，都是偏重于通论的文字，希望能从稍更宏观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的权势转移。遗憾的是，近代“经典的消逝”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势转移，本已写出一文的粗稿，参加了台北“中研院”的汉学会议。但因为各种文债压身，竟不能及时修订完成，那边有负汉学会议拟收入文集的厚意，这里也只好暂阙。此文若收入，全书的整体感会更强一些。

新增各文中，有两文采自《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一书。当初那书是听朋友之劝，尝试将各种不同形式的文章集合在一起，以适应各方面的读者。现在看来，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似呈分而不合的趋势，故将其中三篇研究性文章析出，两入此集（关于民族主义的一文已大幅度改写），一入他集。该书余下的内容，拟补入一批文化与学术评论文字，进行重组。

各文因论述相关，不免有重复之处，自己有时还不易察觉。苏州大学历史系的鲁萍老师代为核阅一过，指出了雷同之处，这是我非常感谢的！凡是史料叙述重复之处，现已尽量删并。唯马克思、章太炎和胡适个别有代表性的话，借用布克哈特的话说，“散发着耀眼的启示之光”，都引用两次以上，仍予保留。少数综合性的论述文字，如“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云云，在相关论文中数次出现，删去似妨碍上下文的理解，故仍保留。尚祈谅解。

现在重看旧作，印象特别深的是每篇文章前面曾有那样多致谢的人。这是因为那时的治学条件确实较差，尤其在成都治近代史，资料非常缺乏（四川早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基本不视近几十年的历史为正当学问，所以不重视这类史料的收藏），不得不境内外四处求援；与今天材料多到看不完的状态，真不可同日而语。各文中致谢的人，有的已归道山，许多成了大人物。这次的修订，凡是前辈和平辈，姓名皆删略（感激则永存心中），仅留下那些帮助过我的年轻人之姓名。

也因当年的资料状况，文中使用材料的版本各异，尤其是历史上不那么“进步”甚或“政治不正确”的人物，其文集昔年很难再版，几乎是找到什么用什么，显得相当杂乱。这次凡修改之文，尽量改用新出的全集一类统一文本，余亦仍旧，只能以后再进行全面的修订。如有因此而产生的文字歧异和错误，非常希望发现的读者予以指正，谨先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