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主编的《温故(30)》介绍了，“影像”专栏刊出了一组拍摄自1945年在青岛停留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安提坦号的老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再了1945年11月5日美国海军军舰上的水兵登陆青岛的情景，给抗战胜利后的时代转折留下了一幅清晰的画面。本辑《温故》本期收入了不少颇有分量的文章，如《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时光旅行和情书之一》、《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等文，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刘瑞琳主编的《温故(30)》“特稿”专栏，刊发了中国民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继锋采访白先勇老师的文字稿，《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两人就“白崇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三角关系”、“蒋桂战争”、“白崇禧的真实面相”、“四平街之战”、“白崇禧去台和亡故的真相”等近代史上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本专辑“记忆”专栏，艺术家马良《时光旅行和情书》以文字开启了一段美妙的“时光旅行”，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与外婆、爸爸、妈妈、姐姐之间发生的许多动人故事；孟彦弘《父亲》从十岁时对父亲的记忆写起，记录了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奔波劳碌的一生，从这位出生于1937年的平凡父亲身上，我们却能看到时代巨变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的种种影响，同时感受到父与子之间深沉的情感。江青《皇宫皇冠:庆“皇冠”一甲子》记录了作者与台湾“皇冠杂志”的创办人平鑫涛及其夫人琼瑶将近一个甲子以来的相识、交往；张新颖《生命的完成：超越受难者的身份》选自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第十七章，以丰富的史料呈现了沈从文离世前最后一段岁月的社会遭遇、个人选择和内心生活，从1982年的回乡之旅到1988年的离世，清晰见证了一个弱小个人的全力挣扎，一个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显现的强大勇气和信心。

本专辑“人物”专栏邵盈午《天存硕果沾文苑：记施蛰存先生》一文回顾了作者自1985年起与施老的多次通信和1986年亲往上海拜访施老的经过，对于这次见面过程中谈及的“施老与鲁迅的关系”、“施老晚年花费大量心血进行金石碑版研究的原因”等话题更是详细记录，文章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诸葛计《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故事：回忆恩师吴于廑先生》记录了1959年自己作为学生，与当时接受改造的吴于廑老师一起下乡，在武汉武昌县豹澥公社劳动期间一些难忘的往事；《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综合散见各处的史料，描摹出张充和的挚友、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一生的事迹。

本专辑“往事”专栏王克明以《任芝铭存稿》一书所收任芝铭先生早年家书中涉及土地的内容为切入点，撰写《微观民国土地往事》；顾晓悦《<小说月报>和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回顾了父亲孤冷观20世纪40年代主持《小说月报》时与包天笑、张恨水、秦瘦鸥、程小青、郑逸梅、周瘦鹃等作家的交往，他们各自与《小说月报》的渊源，20世纪40年代文化界的繁荣景象由此可窥一斑； 1938年至1941年已晋升中校的帕姆弗雷特军医担任驻刘公岛英军末任医官长，《刘公岛札记：英租时期末任医官长夫人的回忆》即是他的妻子卡琳回忆他们一家人在刘公岛度过的人生中极为难忘的这段时光。

本专辑“文本”专栏，梅振才《何妨余事作诗人：读史学家唐德刚诗词遗稿》，系统分析了唐德刚诗词创作的内容、风格、诗论思想。

特稿

 李继锋 走近真实的白崇禧：白先勇先生访谈录

记忆

 马良 时光旅行和情书

 孟彦弘 父亲

 江青皇宫　皇冠：庆“皇冠”一甲子

 张新颖 生命的完成：超越受难者的身份

人物

 邵盈午 天存硕果沾文苑：记施蛰存先生

 诸葛计 吴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的故事：回忆恩师吴于廑先生

影像

 秦风、薛原 1945年：美军登陆青岛

人物

 王道 现代“芸娘”：记钱存训的夫人许文锦

往事

 王克明 微观民国土地往事

 顾晓悦 《小说月报》和20世纪40年代的作家

 卡琳·帕姆弗雷特著，马向红译 刘公岛札记：英租时期末任医官长夫人的回忆

文本

 梅振才 何妨余事作诗人：读史学家唐德刚诗词遗稿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

当他离开我们五周年时，正是牛年，是他的本命年。本想写些什么，但终于没能完成。

我们姐弟仨都很怕父亲，到他年纪大了，我们成家了，依然如此。在家里，妈妈到哪个房间，我们就都跟着到哪个房间，那个房间便传出欢声笑语。过一会儿，父亲也踱过来，我们便又讪讪地，边保持着笑容，边隔一会儿一个个溜了出去。有时父亲也会对此表现出不解：“我是老虎？我吃你们了？”这时，母亲便会解围，笑着调侃道：“你可比老虎厉害，你都把孩们吓怕了。”

我从小随母亲在老家襄垣，到十岁那年(1975年)的深秋，才随母亲调到父亲工作的城市晋城。襄垣和晋城，都属晋东南地区，相隔不过三百里地，但我到晋城以前，记忆里很少有父亲的影子，只记得有一年过年，父亲背了一袋白面回家。他在五阳火车站下车，途中搭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到家的，不然，他就要背着那袋白面到家了，那儿离家还有好几里地呢。那时，家里只有来了亲戚，大人才会单独给客人擀碗面吃。给客人吃，总不能可丁可卯，都会多做一点；余这点儿，就分给我们孩子们“赶嘴”(襄垣话，吃上点好吃的)了。也许正因为这是袋白面，所以印象格外深？幼年的记忆里，唯一的一次跟他单独相处，就是他带我到南风沟他干娘家。走啊走，走了一上午，才到她家；吃了午饭，又走了一下午，才回来。途中经过一座木桥，很高很窄，桥面有许多洞，看着桥下昏黄的水，头晕脚软，生怕要掉下去。

其实，我出生的那年，正是“文革”爆发的那年。不久，那时还叫四新矿的古矿发生了武斗，西大楼被炸，父亲跑回老家，看了我半年。

到晋城后，朝夕相处，却没有让我对父亲有亲近感，相反，总是很怕他。

那时的孩子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我比较怂，不大惹事，挨打相对少一些。我记得他只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小学四五年级时，跟妈在院子里摘菜，妈因为什么事教训我，我就跟她撺牙撩嘴——我们襄垣话，你这么说，我那么对，让妈没话说，但又不是公然地顶嘴，有点没理搅三分的意思。正在为自己得意时，我就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知道父亲从屋里出来了。当时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明知道父亲出来了，按理说，我应该闭嘴才对，可仍然跟母亲辩了几句，结果，父亲蹬了我屁股一脚，骂了我一句，出门去了。这实在算不得挨打。另一次，是读初三了吧，我们的教室已经从平房搬上了楼。每天晚自习下课后，都跟同学在教学楼里疯玩一会儿。一天晚上，跟黑邦他们拖着大拖帚打闹，从楼上跑到楼下，又从楼下打到楼上。大概玩得实在太大发了，忘了时问。父母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就一起来学校找我。我一看，就知道结果不妙。果然，回到家，被父亲用揣火棍——那时虽住了楼房，但只通了自来水，没有煤气暖气，各家还是仍旧用煤火做饭；把煤泥放进炉膛后，用这根尺把长的短棍摁瓷实——狠狠揍了一顿。这次虽然应该算是挨打了，但我对这顿揍究竟有多疼，已全然没有了印象；只是记得我们楼下的邻居，也是我们老乡，上来敲门劝父亲——如果揍得不狠，不致惊动邻居吧。

还有一次，是本该挨打却没有被打。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那时的小男孩，在课余总会给家干点啥。父亲用风筒布给我做了个工具包，扁扁的长方形，有一根带子，可以背。我经常背着它，跟姐姐或同学去捡废铜烂铁，但主要是捡煤块焦炭之类，所以他还用粗铁丝给我做了一个像手那样大小的小耙子。这年的秋天，大概期中考试结束了，我没有跟同学出去捡东西，而是被数学陆老师叫到她家，帮她登录同学的考试成绩。这一弄，就弄得挺晚。父母回来了，看到院子里有我隔着院门扔进来的那个工具包，这说明我没去捡。到晚饭时间了，人还是久等未归，他们有点急了，到处找，到老乡家、同学家，找一溜够，没有。越找越急。那时孩子放学，父母是双职工的，经常会到妈妈单位。我家到母亲单位的路上，有个小水池，他们就担心我在去找母亲的路上，失足掉入池子里了。这个池子的边上，有农村的一个打麦场，堆着麦秸垛，他们疑心我跟小伙伴玩，被埋在麦垛里了。于是，跑上去找，也没有。没辙了，父亲到了矿上的广播站，广播找人。几家老乡听说丢了孩子，当然也都很急，来我家宽慰，又帮着到处打听。这通乱，我全然不知。等我跟几个同学登完了成绩，施施然回到家，看着这么多人，才知道出事儿了。这虽然不算犯了多大的错，但不告诉家里一声，这么晚才回来，弄出这么大动静，挨顿揍实在不算过分；这顿揍不仅难免，而且会很重。父母见我回来，就问我到哪儿了；我据实回答，大概还用了个“兴师动众”之类的词，逗得大家大笑。大家都离开了，我想该挨揍了；但，父亲没有揍我，好像也没太骂我。

这样的经历，总不应该是我怕他的原因。但是，我就是怕。

我们刚搬到晋城，没有房子，暂住他们单位下料队在东大楼的会议室，有三大间吧。冬天生着火。一次我下午放学回来，妈妈还没到家；父亲正在睡觉，他是上夜班。我一进了这间会议室，他就睁开眼，跟我对了一个眼神，就又合眼睡去。我则站在火炉边，左右微微挪动，尽量用烟筒挡着我的脸，以免再跟他对视。边微挪边惶恐地想，我用烟筒挡住了自己的脸，看不见他了，但能不能同时也挡住他的脸，让他也看不到我呢？

后来，第二年开春吧，我们从会议室搬进了下面公房的一套平房里。所谓一套平房，是一进院门，有一长条状的院子，往里走，依次是厨房、一间小卧房、一间大卧房。不久，我们在小厨房的外面，又自己加盖了一间简易房子当厨房，原来的厨房就当成了姐姐的卧室。

一年秋天，妈妈生病住院，由父亲直接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在放学后，常常是先偷着跑到医院看看妈妈，然后再回家。所谓偷着，就是不告诉父亲。为什么不敢告诉父亲呢？也许是因为先回家告诉父亲，他就不会准许我们再出来去医院？不知道，反正不先回家，也不告诉他。 我上初中后，大概是1980年吧，搬进了楼房，当时那是我们矿上最时兴、最好的房子。每户都有三间房子，有阳台。我们住在最高层，第四层，窗明几净，真是太好了，虽然依旧是用煤火做饭，冬天也没有暖气——若干年后，才又凿眼儿，通上了煤气管和暖气管。 又是妈妈生病住院，正逢期末考试。那天考的是数学。我放学进家，父亲正在给我们做午饭。这时，他边下面条，边问我：

“你前晌考的什么？”

我嚅嚅地说：“考的数学。”

“考得怎么样？

“不知道啊!”

“怎么不知道？”

“分还没有判出来。”

“考的什么题啊？”

我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嗯了半天，两只手分别反复捏着、搓着两边的裤缝，低着头，终于低声地说：“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你考试了没有？”

“考了。”这时已经带着哭音了。

“考了？考了就不可能不知道啊。”

我头低得更低，嗓子有点涩，轻轻地慢慢地咽了点唾沫，好像怕他发现一样。这时，又飘来父亲不高但却听起来很严厉的声音：“你动脑筋了吗？”见我不答，停了片刻，又用发出询问的声调：“嗯？”

我不得不接话：“动了。”

“动了？动了还能忘了题？我考过的题，都忘不了。只要动了脑筋，就不会忘。”P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