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百多年的明朝，嘉靖皇帝似乎很“平淡”，没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是嘉靖帝这一生都在琢磨“人”，琢磨“道”，最后将国家社稷“琢磨”得干干净净。虽然嘉靖帝昏庸无能，但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奸臣、忠臣，如严嵩，海瑞，徐阶，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在这个“平庸”的朝代出现。对峙、博弈，发生很多“不平庸”的故事。作者讲诉语言幽默，故事引人入胜，情节跌宕起伏，史实考证清晰翔实，再现嘉靖“家净”的岁月往事。

这是一个看似风轻云淡实则暗流涌动的时代，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此刻迸发，儒家文化的桎在此刻被冲裂，君与臣的博弈，忠与奸的对峙，士农工商，凡夫俗子，共同演绎一出又一出的“嘉靖往事”。

历史是面镜子，镜子后面照出了哪些社会人生？明史专家方志远解读明史，绝不戏说，绝对灵动。

《大明嘉靖往事》主要讲了明朝嘉靖皇帝在统治的四十五年里发生的一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家事与国事。百家讲坛主讲人方志远将为您倾情讲述评析大明嘉靖皇帝是如何想要“名正言顺”的当上皇帝，从而发生史无前例的“大礼议”之争；琢磨如何整治人并独揽大权，多少人因“谏言”而被“杖死”，如何迷信丹药方术以至引发著名的“壬寅宫变” ，差点死于宫女之手……而也是在这样的时期，涌现了诸多抗倭名将，如：戚继光、俞大猷；大奸臣严嵩；千古忠臣杨继盛、海瑞等等。就是这样一个皇帝，将如何改变明朝的历史走向？

一、天上掉馅饼

二、名不正则言不顺

三、天无绝人之路

四、“礼”是打出来的

五、睚眦必报

六、祸起宫闱

七、皇帝也差钱

八、既有不怕死的，更有打不死的

九、长使英雄泪满襟

十、倭寇遇上了克星

十一、要算政治账

十二、“奸臣”三部曲

十三、“忠臣”是怎样铸成的

十四、幕后的“推手”

十五、嘉靖嘉靖，家家干净

后记

我们这一次要讲述的，是发生在四百多年前，也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但也十分的贴近。

这段历史从公元1521年5月嘉靖皇帝即位，到公元1567年1月嘉靖皇帝去世，一共有四十多年。我们这一次讲的，就是在这四十多年里围绕着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所发生的一些影响历史走向的家事和国事。借用南唐后主李煜《江城子》首句，“四十来年家国”，我们这个题目就叫“四十来年家与国”，为了更切题，也叫“大明嘉靖往事”。

公元1521年的5月26日，这一天在明朝是正德十六年的四月二十一日。这天，北京南郊的良乡县城车水马龙，人声鼎拂。

良乡是西南入京的门户，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的官员进京朝见皇帝，接受朝廷的考察，往往都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解解乏、洗洗尘，以便第二天可以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上司面前。这一点在当时的官场特别重要，不然的话，你疲惫不堪、萎靡不振，还想得到提拔吗？进京的官员们也常常在这里会见先期等候的朋友，了解京城近来的风向。这一点在当时的官场也同样特别重要，不然的话，你懵懵懂懂，两眼一抹黑，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做了，成了冤大头，却自以为得计，那还不死定了吗？

官员们就这样流水般地在良乡转悠，所以，良乡城里的官员，商人都自认为是见过大场面的。其实，这里最大的官也就是知县，七品芝麻官；这里最大的商人也就是饭馆老板，小本经营。但别说是他们，就是县衙的伙夫，饭店的跑堂也可以向人吹嘘，说自己见多识广。犹如时下北京的的士司机，哪一个都是新闻发言人，哪一个都是政治评论家。

但这一天显然又和以往不同，不仅人多，而且车多、马多、轿多，说明来人级别特高。原来，是一大群顶级的文官、武官、宦官，护送着新皇帝在良乡歇脚，新皇帝明天就要去紫禁城登基。这个新皇帝名叫朱厚熄。他就是我们将要说的明朝第十一位皇帝，未来的嘉靖皇帝。

新皇帝在这里歇脚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小小的良乡城。而新皇帝的来历经一传十、十传百，乃至以讹传讹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人生，感叹命运。你看看，这个新皇帝，听说是封在湖广安陆州的一个藩王的儿子，还不满15岁。至于那个藩王叫什么，没人知道；那个安陆州在哪里，也没人去过，别说没去过，连听都没听说过。

但是，对于这个当时人们没听说过的人，没听说过的地方，我们却需要作一个交代。

原来，这个来到良乡，马上就要进京的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熄，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成化皇帝的孙子。他的父亲名叫朱佑杭，是成化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成化皇帝一生有十多个儿子，老大、老二死得早，老三继承了皇位，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弘治皇帝。老四则是嘉靖皇帝朱厚熄的父亲朱佑杭，当时被封为“兴王”。弘治皇帝即位后，把自己的这个弟弟，当时才17岁，并且刚刚举行婚礼的兴王朱佑杭送出北京，送到了湖广的安陆州，也就是现在湖北省中部的钟祥市。《明史。睿宗兴献王传》是这样记载的：“佑杭，宪宗第四予，母邵贵妃。成化二十三年封兴王，弘治四年建邸德安。已，改安陆，七年之藩。”这里所说的德安，是当年湖广的德安州即今天的湖北安陆县；而安陆，则是当年湖广的安陆州今日的钟祥市。

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弘治皇帝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但这是祖宗的规矩，弘治皇帝这个做哥哥的也没有办法。

原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不仅对于国家有一个通盘的考虑，对于儿子们的管理，也立下了三条规矩。

第一条规矩是：在儿子们中，只有大儿子，而且是皇后的大儿子，即“嫡长予”才能做太子，才有资格继承自己的皇位。但他显然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他自己的皇后是生有儿子的，但以后皇帝的皇后未必生有儿子。即使生了儿子，也未必就能够活到做太子或继承皇位的年龄。当年的小孩成活率可不像现在，那时候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所以，中国的小孩时兴作“满月”或“百日”，因为百日之内的天亡率特别高。所以，这个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是难以真正贯彻落实的。因而，还是长子继承比较靠谱。

一方面是嫡长子继承，但另一方面，嫡长子在众多儿子当中未必就是最能干、最能服众的人。为了不让其他的儿子有非分之想，更为了避免大臣们在儿子们中间拉帮结派，于是有了第二条规矩：除了太子以外，其他的儿子都不能留在北京，一旦成年，都要外放到各地，。给一个藩王的封号。朱元璋的长子(这是“嫡长子”即皇后马氏所生)朱标是太子，次子则被封在西安，叫“秦|王”；三子封在太原，叫

“晋王”；四子封在北平，叫“燕王”等。藩王们在封地可以吃好喝好，并且拥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朱元璋有一个很好的算盘：诸子离开京城，不会对太子造成威胁。如果皇帝没本事，受“奸臣”的欺侮，藩王又可以起兵“靖难”，帮助皇帝收拾“奸臣”。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往往是与愿望相悖离的。就在朱元璋死后不久，他的第四个儿子，就是那位著名的“燕王”朱棣，就打着“靖难”的旗号，从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取了皇位，成了“明成祖”。奸臣固然杀了，建文帝也下落不明，成为明代的一大奇案。

做了皇帝的明成祖担心此后也会出同样的问题，便把藩王的兵权统统收回，并让地方官对藩王严加控制。从此，虽然说藩王仍然是北京皇帝的龙子龙孙，但实际上却是一条条困在各地的“囚龙”。他们所有的行为都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之中，连到郊外游玩，也得先向当地的主管官员报告，天黑前必须返回。同时，他们也可以说是一条条由老百姓，由朝廷养起来的寄生虫。因为朱元璋还有第三条规矩：藩壬们不能经营土地，不能经商，不能考科举，只能依靠朝廷的禄米过日子。这个决定的初衷应该是好的，因为曾经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朱元璋知道，如果皇帝的子孙都去买地，都去经商，都去科举，那肯定是不平等竞争，岂不把社会搞乱了？所以，宁愿用老百姓的税粮把他们养起来。因此，很多我们今天看上去极端不合理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

未来的嘉靖皇帝朱厚熄的父亲、兴王朱佑■就是因为这个规矩，和王妃蒋氏来到了地处江汉平原的安陆州，过着囚龙和寄生虫的日子。P1-4

上电视、做电视节目，在我看来其实是很奢侈，也很令人畏惧的事情。

一个产品想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_秒钟要多少钱？所以如果一个没有趣味的节目、一个唠唠叨叨的学者占据着屏幕，得浪费观众多少时间？

现在观众的欣赏品味越来越高，眼光也越来越“毒”，任何小小的失误都可能被挑了出来，却没有机会改正。这和在教室面对学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学生讲课，说错了可以说我上次错了，对不起，现在纠正。学生只要对这个老师整体认可，还是会宽容地对待老师的失误的，或者当时就已经善意地指出。因为这里有感情因素，而且当时是面对面，便于交流。但电视观众不同，素味平生，打开电视就是为了轻松一下身心、舒缓一下节奏、获取一些快乐。这倒好，看了节目比没看节目还难受。换成是我也会扫兴，虽然未必失礼，但换个台，躲着你总可以吧？

所以我一般不做电视节目。既怕自己出丑，也怕糟蹋了电视屏。幕，更怕耽误了观众的时间。

这个《大明嘉靖往事》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和电视台连续录制的节目。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和凤凰卫视王鲁湘先生的合作，制作“纵横中国一一走进江西”，但那一次是多人合作，穷侃神聊，所以也没有什么讲稿。这一次不同，几台录像机就对着一个人。在录制过程中，最出乎我意料的是，虽然是面对电视观众“讲”，但最重要的工作竟然是“写”。每一集的中心是什么，如何铺垫、如何展开、如何收缩、如何延伸，如何在陈述中要分析、要阐释、如何在故事中有启示、有警醒。难怪节目组织人王珊小友对演讲稿那样重视，我每一次通过电子信箱发去的稿子，她都要看几遍，改几遍，有的地方甚至修改得“面目全非”。幸亏我虚心好学又自有主见，在被她“修理”的同时也“修理”她，并且以写论文的态度来写“百家”的讲稿，收罗资料、思考主题，反复琢磨、反复修改。如果《大明嘉靖往事》播出成功，这十五集的文稿是基本保障。

通过这十五集《大明嘉靖往事》的录制，我也才开始了解一点《百家讲坛》，喝酒容易酿酒难，特别是想要酿的“坛坛都是好酒”，更属不易。通过前后几乎一年时间的交流沟通和节目制作，使我开始了解了一点“电视人”。他们为了给观众带来快乐、带来启示，确实是尽心尽责、殚精竭虑，有时甚至需要委曲求全。我这次不怕“出丑”，亮相“百家讲坛”，可以说完全是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打动。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不可以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把自己对中国历史、对明朝历史的认识通过电视的方式和大众交流呢？特别感谢《百家讲坛》栏目组，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服务大众的新平台，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我这个虽然比较虚心但也十分固执的“专家”灌输他们的新理念，年轻电视人的理念。

我希望节目播出成功，因为这里也有他们的艰辛劳动。

感谢现代教育出版社的宋一夫社长和教育教材分社的陈昌文社长，是他们在第一时间决定出版这个书稿，并且在各方面对我给予支持。我对责任编辑荣荣的工作态度很满意。

这个书稿包括了在《百家讲坛》讲述的全部内容，不同的是：第一，一些不便在电视上说出来的话，可以通过文字表述出来；第二，一些因为时间关系被电视台裁剪的内容，在这个书稿中都保留了下来，第三，在电视中“说”出来的是口头语言，但在文字中表述出来的却必须是书面语言，这样才能精炼顺畅。

所以，我可以有足够的信心说，阅读这个文字本的《犬明嘉靖往事》，和观看电视版的《大明嘉靖往事》，将会有全然不同的感受和全然不同的收获，因为两坛都是好酒，但酒道各有不同。

在撰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是我在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工作室工作的最后一天。虽然地处台南，成功大学却和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并列为台湾四大名校。这里所有受聘为成功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的，在我之前均来自国内外著名高校的知名教授，即将受聘的几位学者，也都来自国内名校。明知江西师范大学只是‘‘省属”高校，但成功大学历史系仍然以宽广的胸怀，通过教授委员会的投票，聘请我为客座教授，并且通过“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人才研究”的计划，给予我优厚的经济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通过这个平台，也使我有了和台湾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学生进行广泛交流的机会，并游历和体验了宝岛的各处风光和风土人情。

在为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的100天时间里，我对台湾、对台南开始有新的认识。我所接触到的所有台湾民众，包括台铁车站的职员和车上的巡警、大餐馆的招待员和路边店的小老板、计程车的司机和移民暑的办事员、都对我这个大陆来客给予了足够的热情和帮助，使我有一种“回家”的感受，使我这个历史工作者在从中国大局思考问题的同时，将会更多地站在台湾的立场、台南的立场来思考台湾的问题、思考中国的问题。 

在这100天里，我也与成功大学历史系的师生和工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给了我多方的关照，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却不是能用文字可以表达出来的。

江西师范大学和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的朋友们，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领导，也都在关注我的这个节目和书稿。而且，我在台湾做客座教授期间，他们也分担了我在大陆学校的几乎全部工作，谢谢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在酝酿这个《后记》的时候，我的孙女爱爱在北京出生。我也把这个节目和这本书作为她的出生礼物；希望她能喜欢。祝她一生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得到更多的关爱，也以宽广的胸怀，关爱社会、关爱人生，平平安安，吉祥如意。

方志远

2010年7月4日

于台南·成功大学工作室

这是一段距离我们既十分遥远，又十分贴近的往事，是明朝往事中最精彩的一段。方志运教授拂去岁月的尘封，把我们带入嘉靖时代，然后又把我们带出这段令人扼腕的时代，去俯视和品评那段历史和曾经的凤云人物们——这才是史家讲史的精妙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商侈

嘉靖皇帝本来没有做皇帝的资格。正德皇帝死而无嗣，使帝位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但这位以堂弟身份继位的皇帝，却偏要把自己的生父生母挤进太庙，闹出了一场弗沸扬扬的大礼议。嘉靖一朝是多事之秋，甫倭北虏交相威胁，多亏了一批干练的文武之臣，不仅保住了国家，而且开创了新的局面。但他笃信道教，偏执自信，几乎被几个官女累死勒死。都为批评者留下了口实。作者用深入浅出之笔，仔细勾画出嘉靖帝传奇的一生，大局严整，细节生动。读之令人深思，令人寻味、

——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毛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