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后，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贸易额成倍增加，如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后，到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合法商船就达137艘（不包括走私船只），这些海船吨位都不小。据记载，明后期前往万丹的中国帆船，每艘载重量都为300吨，可装载6000～8000袋以上的胡椒。如果按前往东南亚国家的所有商船的载重量为300吨进行推算，每年前往东南亚国家贸易的帆船总吨位在40000吨以上，实际上远不止此数。
清王朝对中国与东南亚间的贸易，一直采取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自开海贸易后，商船贸易十分频繁。据统计，自广州、澳门、厦门、漳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前往暹罗的阿瑜陀耶、北大年、宋卡和六坤等地的中国商船，1689年，为15艘；1695年，为8艘；1698年，为7艘；1699年，为6艘；1702年，为10艘以上（（泰）沙拉信·维拉尔。“清初中暹走私货物”，《南洋资料译丛》1991年第1期）。双方交易的商货主要是丝绸、瓷器、铁、铁器、白铜、铜器、明矾、水银、土布、纸张、蔗糖、糖果、干果、大米等。清王朝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鼓励大米进口，故对暹罗米的输入，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大规模的粮食贸易使暹罗成为清前期中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中国从运罗进口的商品还有锡、铅、宝石、犀角、象牙、胡椒、苏方、槟榔、鹿皮、牛皮等。
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贸易的主要产业有：
1．丝织业。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一向深受海外人民的欢迎，出口量非常大。据统计，17世纪初期，由中国运到万丹的生丝总量为每年300～400担。1614年11月10日，荷兰总督康（Coen）由下港发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今年中国帆船到达本港有6只，而且都满载着丰富的货物。中国人带来了好多衣服，比以前更多的丝织品，生丝五六千斤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品。1694年，中国帆船运往巴达维亚的纺织品有：粗丝6141磅，细丝2130磅，花锦445磅，素锦445磅，白棉布879磅。据范勒尔（J．Cvan］eur）估计，每年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各种丝货数量一般为1万～2万匹。菲律宾群岛是当时中国生丝和纺织品最大的销售市场之一，每年运往马尼拉的各种丝织品数量非常大。1574年，中国帆船运往马尼拉八连市场的最畅销的货物为：成捆的生丝、双股的精丝和其他粗丝；绕成一束的优质白丝和各种色丝；大量的天鹅绒，有素色的、有绣着各种人物的、有带颜色的和时髦的，还有用金线刺绣的；织上各种式样的金丝、银丝的呢绒和花绣；大量绕成束的金银线；锦缎、缎子、塔夫绸和各种颜色的布；亚麻布以及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白棉布。
随着中国大量纺织品涌人菲律宾转运到墨西哥的生丝就能供1000人从事于丝织品的制造，1636年由马尼拉转运到墨西哥的生丝和丝织品近500000斤，1727年输往美洲的生丝为900000斤左右，墨西哥在中国纺织品冲击下，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
中国丝织品转运到墨西哥能获巨利，16世纪末，转运马尼拉生丝及丝制品的出产地主要在东南沿海和江南一带，这些地区已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在受到外贸刺激后，必然向前发展。据全汉升教授的研究表明，明清以来，苏、杭地区之所以特别繁荣，人口特别多而富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海外市场对中国丝货需求的增大，从而刺激江南地区蚕桑业的发展，增加了乡间人口的就业机会。
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使江南民间丝织业有显著的发展，如江南丝织业中心苏州，苏民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织文日缎，方空日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杭州盛产绢，民织者甚众。嘉兴近镇村坊都以织绸为业，机杼声轧轧相闻，出锦帛千计。
由于大量生丝和丝织品的运出和销售的需要，江南大地出现了很多丝织业市镇，如震泽镇、盛泽镇、王江泾镇、南浔镇、王店镇、濮院镇、乌青镇、菱湖镇、双林镇、临平镇、塘栖镇等。每年江南所产的生丝和丝、棉织品都要运销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使丝织业的中心苏杭地区空前繁荣。杭州市场上几乎集中了南来北往的所有货物，但最突出的是杭嘉湖丝绸集聚、外输的中心，出口的江南丝绸大多是由杭州输出的。苏州拥有全国最大的丝绸、生丝、棉布、丝棉染整加工市场，产品输向全国和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自明后期起取代南京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市场。
2．陶瓷业。中国瓷器的输出历史悠久，远在唐宋时期，瓷器和陶器就是中国出口的拳头产品。明中叶以后，私人海外贸易的繁荣，陶瓷出口量猛增。
在菲律宾，中国瓷器不仅为广大土著所喜爱，而且还有大量的瓷器被西班牙商人转运到欧洲市场和拉丁美洲市场。如隆庆四年（1570年）5月8日，西班牙在菲海域劫获两艘中国商船，船的甲板上都装满了陶瓮和陶器、大瓷瓶、盘子和碗，以及称之为中国细瓷的精美细瓷瓮。据福克思（flobert．B．Fox）研究，在菲律宾那些未经西班牙殖民者直接占领的地区，明中叶及明末，中国陶瓷贸易也在颇为广泛的地区出现。菲岛南部的棉兰老、苏禄及巴拉望发掘有大批明末的瓷片（陶瓮或陶盆），它们被广泛用来储藏酒。运往菲律宾的瓷器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湖南、浙江等省。1694年，中国帆船通过菲律宾运到中国瓷器交易另一个中心一巴城售给土著和荷兰商人的各类瓷器就达462309磅，价值29034银圆①。以保守计算，17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每年运入巴达维亚的瓷器约十五万件，1600—1682年，输入总数达1200万件，其中2／3以上是中国瓷器②。在马来半岛，也运来各种款式的中国瓷器，据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6月28日的一项备忘录记载，有奶油深盘50000个，细盘50000个，细芥辣壶1000个，大盘1000个，大细碗1000个并配套适量小碗，能装20英两的酒壶500个，精美的果盘2000个，盐碟1000个及大盘200个。
受对外贸易需求的刺激，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瓷器制造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作为全国瓷器中心的景德镇，由于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大量产品远销海外，促进了民营制瓷手工业的发展。据天工开物记载，景德镇民窑制造瓷器过程的分工相当精细，有和土、澄泥、造坯、打圈、过锈（釉）、入匣、满窑等工序，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像这种分工比较精细、规模也较大的生产组织已不是师傅、帮工组成的小作坊，而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工场手工业了。同时，景德镇还集中一批具有自由雇佣劳动者性质的陶工，嘉靖是浮梁景德镇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到万历年问，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十万人。福建德化县之东、西、南、北各地满布瓷窑，其生产规模之大足以惊人。广州之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故石湾之陶遍两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日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3．冶铁业。铁器也是一种传统的输出商品，菲律宾、巴达维亚等地都非常需要中国的铁器，并且能卖到高价。西班牙占领菲岛之后，急需从中国进口包括铁器在内的军需品，要求中国商船夹带铁器至菲岛。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十六记载：一伙豪右奸民，依籍势官，结纳游总官兵，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卖文引，载货出海，经往吕宋等夷觅利，中以硝、磺、器械违禁接济更多。受同东南亚贸易的刺激，冶铁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
明代福建，仅沙县一地，即有“千人开采铁矿，得利甚大”。佛山镇，由于受国内和国际扩大的刺激得到迅猛发展，吴荣光在《佛山忠义乡志：卷5》写道：“佛山之冶遍天下，佛山镇一度成为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数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四面熏蒸。”
4．物种引进。中国同东南亚国家贸易，中国的海商和一些归国华侨把一批新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引人中国。明中期以后，菲律宾成为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通过中菲贸易渠道和旅菲华侨华人的媒介作用，拉丁美洲的番薯、烟草、木薯、菠萝、落花生、龙舌兰、棉花等农作物都传到了中国，丰富了我国农作物种类和人民的物质生活，尤以番薯的影响最大。
番薯，又名朱薯、甘薯、地瓜、山芋、红薯，原产于美洲中部一带，后来传到菲律宾，明万历年间，由华侨引进我国。据史料记载：朱薯，产吕宋国。被野连山，不待种植，夷竞食之。万历中，闽人移蔓以归，种之数日即荣。瘠卤沙冈皆可植，粪之加大，泉人资以充饥。番薯的引进有从陆路传进云南，也有海路广东、福建引人，但以海路引进为主。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随海商到安南，万历十年（1582年）回国时，把番薯种带回家乡。据凤冈陈氏族谱记载：万历庚辰（1580年），客有泛舟之安南者，公偕往，比至，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xiamg）土产日薯者，味甘美。公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后来，陈益偷偷把番薯种带回广东。与此同时，福建的华侨和海商也纷纷从吕宋带回番薯品种，其中福建福州府华侨陈振龙一家数代，在番薯的引种和推广过程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据金薯传习录记载：旅菲华侨陈振龙看到朱薯被野，生熟可茹，功同五谷，民生所赖，便想到家乡福建隘山陇海，土瘠民贫，如能将薯种引种回国，则可浇民贫一荒年无饥饿之忧。但是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严禁薯种外传。陈振龙经多方努力，用重金向私人购买几尺薯藤，于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带回福建。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闹饥荒，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上其种与法，番薯种植得以推广。又据何乔远闽书记载，漳泉华侨和海商也同时把番薯传人闽南各县。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番薯传人中国是多种途径的，不仅广东、福建同时引进，而且福建一省也有从福州、泉州、漳州分别引进，但无论从哪一条途径引进，都是由华侨和海商引进，都是以贸易商船为媒介。番薯自明代后期从海路传人福建、广东以后，至清代中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国内重要的粮食作物。P27－29
《中国－东盟商务简史》由编写《中国－东盟商务史》部分专家学者在总结三年来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执笔编撰。
写作团队长期在高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了解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知识结构全面、写作经验丰富；教师们虚心学习、任劳任怨。为了弄清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史实，编撰小组的成员，分别走访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驻中国广西南宁总领事馆官员，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东南亚国家进行考察，咨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司、广西东南亚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交流中心等相关部门，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大学图书馆、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以确保史实资料真实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在编撰过程中，编委会组织召开了五次研讨会，对《中国－东盟商务简史》基本内容、整体结构、各章节安排进行统一部署，每章由三个教师负责，其中一位教师组织材料，执笔编撰，两位教师修改补充，经主编五次审核修改后定稿。
参与《中国－东盟商务简史》编撰人员及其分工如下：陆耀新、卢品慕担任主编。卢品慕教授执笔编撰第1、2、4、5、9章，并对全书各章节进行全面校对；粟景妆教授执笔编撰第7、1l章；谭小燕老师执笔编撰第8、10章，农艳春老师执笔编撰第3章并参与校对，邓菲老师执笔编撰第6章。第二次校对由余琴、张冬冬老师完成。
借课题物化成果机会：
感谢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国内外相关机构和部门。
感谢给予我们指导的各位专家学者。
感谢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全体同志。
感谢为《中国－东盟商务简史》付出辛勤劳动的课题组全体成员。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隔海相望，古往今来，各国人民与中国友好往来，宗教、政治、文化、经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自秦汉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已开辟了陆路和海路两条交往的通道，彼此间展开了频繁的经贸往来。在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日趋密切，往来愈加频繁，经贸往来的内容不断丰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间），中国通过海路、陆路加强了与东南亚地区各国和民族的往来和贸易。秦朝的南海地方官赵陀建立了南越国，把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雒越人分为交趾、九真两郡（今为越南）。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世纪至6世纪），中国开始和位于中南半岛南部的扶南国（今为柬埔寨高棉）进行贸易。公元225一250年，扶南国先后20余次遣使中国，向中国献乐人及方物，彼此间的来往十分密切。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海上贸易往来日渐兴盛，波斯、天竺（印度）的船舶取道东南亚各国前来交州和广州等地。东晋南朝时，在广州的番禺已呈现出“舟舶继路、商使交属”、海外商舶“岁十数至”的繁荣景象。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交通往来十分通畅，贸易往来主要是通过海上交通往来进行。隋朝时期，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爪哇以及中南半岛沿海各口岸，是当时中国与大食（阿拉伯）、印度、锡兰等地海上交通往来重要的中转和经停之所，成为当时中国与西亚、南亚以及东南亚本地海上贸易商品货物往来的重要集散地。汉府（广州）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港口，贯通整个东亚、东南亚及南亚以至西亚。商人从中国东海岸输人丝绸、宝剑、花缎、麝香、沉香、马鞍、陶瓷、肉桂、高良姜；从瓦格瓦格（倭国）输入金子、乌木；从印度输入沉香、檀香、樟脑、丁香、小豆蔻、荜澄茄、椰子、麻布衣服和天鹅绒衣服、大象；从塞兰迪布（锡兰）输入各种宝石、金刚石、珍珠、水晶及可磨制各种宝石之金刚砂；从穆拉（南印度）和信丹输入胡椒；从凯莱赫（马来半岛，贾耽称之为个罗）输入铅矿石；从南部省区输入苏木；从信德（印度河口）输入奶桶、盖纳（一种制梭标杆之树木）、竹子。从红海起至瓦格瓦格止，实行海上通道贸易。
宋元时期是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中国海商开辟了从中国东南沿海通往菲律宾群岛的东洋贸易航线，当时是中国海商开辟和专用的贸易航线。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海上贸易往来这一途径来完成和实现。从中国出口到东南亚地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纺织晶、瓷器、陶器、金属及金属制品、日用杂货以及茶、酒、粮食、盐等农副产品；从东南亚各地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珍宝异物、布匹、香料、药物等。无论在商品货物的种类还是在流通的范围等方面都较以前更为繁多和广泛。
明初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先后七下西洋，远达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路经东南亚地区占城、暹罗、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爪哇等国家和地区，促进了巾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贸易往来。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及地区官方问的贸易往来，亦即所谓东南亚各国对明清两朝的朝贡贸易；二是国家及地区的民间贸易往来，其中以民间海商对东南亚各国及地区的海上贸易往来为主。
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并被迫于1842年签订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随之而来的五口通商，揭开了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勺序幕。在此前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亦相继沦为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的殖民地，诸如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西、美属菲律宾等。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贸易性质也逐渐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彼此间的贸易往来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又漫长的发展过程。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彼此间的贸易往来是朝着日趋频繁的方向发展，贸易量也呈逐年上升之势。由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其各自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尽相同。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近代贸易往来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情形。
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多变的国际形势，本着平等合作的精神，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通过共同努力来加速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增进地区间的积极合作和相互援助，并同国际组织和区域性组织保持紧密和有益的合作。1967年8月8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五国外长在曼谷召开会议，发表《曼谷宣言》，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简称东盟（ASEAN）。截至2013年8月，东南亚除了东帝汶外，其余的国家都已加入ASEAN。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东盟当时的主要成员国并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相互猜疑，处于对立状态。这一时期，双边以民间的间接贸易为主，经贸关系发展缓慢。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发展迅速，合作领域不断扩展，双边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卓有成效。进入90年代以后，巾国与东盟的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形成了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21世纪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领域不断扩大，贸易量不断增加，巾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2010年为2927．8亿美元，2011年达到3629亿美元；2012年，是巾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贸易增长最快的一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到4000．93亿美元，中国连续四年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继续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五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
为了方便广大渎者了解中国，了解东盟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贸易制度、外交政策、法律法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人文地理、旅游资源及发展情况，更好地掌握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古代贸易、近代贸易、现代贸易及其贸易的发展前景，为各级党委政府及东南亚经济研究的专家教授提供决策依据，课题组全体同志研读了大量的史料，选派了部分同志到越南、泰国、束埔寨等国家进行考察。2009年9月，课题组编撰了《中国－东盟商务史》一书，并作为大学教材使用。经过3年的教学实践，2013年，课题组再次组织部分参与授课的专家教授，对本书进行修订，注重结合现代大学生对知识追求与对老师教学的实际要求，增删了部分内容，力求做到知识结构严谨，历史年代清楚，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为了让学生明白各章的学习目标，每章节都标明了知识要点和技能目标，配备了思考与练习题，方便学生自查学习情况。书名也更改为《中国－东盟商务简史》。
《中国－东盟商务简史》共分为11章，第1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概况，第2章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往来，第3章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第4章中国与泰国的贸易往来，第5章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往来，第6章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往来，第7章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往来，第8章中国与柬埔寨的贸易往来，第9章中国与老挝的贸易往来，第10章中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第11章中国与文莱的贸易往来。各章分别介绍各国与经贸有关的基本情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贸易制度及外交政策，同时还介绍各国的法律法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及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方便在校大学生研读。本书可作为大学教材，供大学专科、本科生使用，也可为研究机构及专家、教授提供参考。
《中国－东盟商务简史》凝聚了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心血，他们查阅了大量的材料，一丝不苟、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贸易发展存在差异，资料来源渠道多样，各章节写作风格未能做到完全统一。加之研究的时间仓促，编撰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漏和不足，敬请各位专家教授批评指正。我们将诚恳地接受，待修订时改正。
编者
2013年9月18日
陆耀新、卢品慕主编的《中国-东盟商务简史》共分为11章，第1章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概况，第2章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往来，第3章中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往来，第4章中国与泰国的贸易往来，第5章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往来，第6章中国与菲律宾的贸易往来，第7章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往来，第8章中国与柬埔寨的贸易往来，第9章中国与老挝的贸易往来，第10章中国与缅甸的贸易往来，第11章中国与文莱的贸易往来。各章分别介绍各国与经贸有关的基本情况、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贸易制度及外交政策，同时还介绍各国的法律法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及旅游业的发展情况，方便在校大学生研读。
《中国-东盟商务简史》可作为大学教材，供大学专科、本科生使用，也可为研究机构及专家、教授提供参考。
陆耀新、卢品慕主编的《中国-东盟商务简史》介绍了东盟各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贸易制度、外交政策、法律法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情况，各国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人文地理、旅游资源及发展情况，更好地掌握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古代贸易、近代贸易、现代贸易及其贸易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