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者不可无师，除开那些误人子弟的不称职者之外，凡是具备真才实学的良师、明师、导师，方可称为“先生”，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后人探看。王开林编著的这本《先生》为我们研究是就是四位具备真才实学的“先生”，他们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吴宓。

《先生》的内容提要如下：

1925年初成立的清华国学院，活力充沛，四大导师冠绝一时。然王国维投湖自尽，身后留下无数猜想，梁启超身上附丽的色彩驳杂，一生充满矛盾，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却终遭奇祸，赵元任少年丧家却天生快活，通晓十余种外国语言和三十多种中国方言，被国际同行誉为“赵先生永远不会错”……

《先生》由王开林编著。

自 序 先生，愿为传灯者

王国维 义无再辱

梁启超 集人生六大矛盾于一身

陈寅恪 不疯魔不成活

赵元任 天生快活人

吴 宓 为情所困 为情所苦

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

陈寅恪力主王国维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和进一步的发挥。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即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tu ju，微贱之物），冠裳（guan chang，官宦士绅）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困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王国维去世二十二年后，再一次兵临城下时，陈寅恪选择了举家离开清华，他为什么执意要走而不留？冯友兰先生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所推测，是将他的突走与王国维的自沉联系起来讲的：“静安先生与寅恪先生为研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两大学者，一则自沉，一则突走，其意一也。静安先生闻国民革命军将至北京，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不忍见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视也。寅恪先生见解放军已至北京，亦以为花落而春亦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义亦一也。一者何？仁也。爱国家，爱民族，爱文化，此不忍见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门人问于孔子日：‘伯夷、叔齐怨乎？’孔子回答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静安先生、寅恪先生即当代文化上之夷齐也。”细加思忖，冯友兰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学者需要相对安宁的环境和心境，而大军过后，必有荒年，传统文化受到摧残将不可避免。学者的文化包袱很重，退路有限，若不能与世周旋，除了自沉和突走，还有更好的办法吗？王国维和陈寅恪不忍见中华文化沦丧，若舍弃花落春亡的悲剧形式则别无所选。不忍就是仁，求仁得仁，无所怨，古代贤人伯夷、叔齐是如此，现代贤人王国维和陈寅恪也是如此。冯友兰称王国维、陈寅恪为中国文化界的伯夷、叔齐，便是基于这种仁爱的精神和悲凉的结局而言。

P20-22

先生，愿为传灯者

清华国学研究院创设于1925年初春，由吴宓出面组织，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应聘为导师，李济应聘为特别讲师（其后还有马衡、林宰平加入）。在六人当中，最年长的是粱启超，五十二岁；最年轻的是李济，二十九岁；再看其他人，王国维四十八岁，陈寅恪三十五岁，赵元任三十三岁，吴宓三十一岁。这些国学大师个个正值盛年。

清华国学研究院规模不大，活力却十分充沛。四位导师冠绝一时，王国维的甲骨文考证，梁启超的清代思想史、学术史，陈寅恪的中古史，赵元任的语言学，在当时均属不二之选。

王国维第一个告别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6月2日，端午节前两天，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杀，留下遗书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中的这十六个字颇费猜详。殉清乎？尸谏乎？因家变而死乎？悲观厌世乎？为求“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而死乎？数说并存，群疑莫解。在那个年代，学者看不到精神出路，因此自寻短见，王国维固然是最突出的代表，但并非第一人，梁漱溟的父亲梁济便曾抢先数步，于1918年11月14日投北京积水潭自尽。

梁启超是学者，是报人，是作家，是政治家，他身上附丽的色彩十分驳杂。梁启超那支常带情感的魔笔启发过两三代人，他文思泉涌，不见枯竭，他理智风行。可化顽石。维新，保皇，排满，流质数变，最终拥护共和，“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他与时俱进，自我更新，既是充满矛盾的人，又是解决矛盾的人。梁任公春风风人，化雨雨人，提携晚辈，尤其不遗余力。胡适称赞他为“可爱的长者”，徐志摩则以列于梁任公门墙之下为殊荣，都很能说明问题。

陈寅恪的学问如何？吴宓与之交往半个世纪，最有发言权。在《空轩诗话》中，吴宓回忆他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的初次见面，这样写道：“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只要大傲哥钱锺书肯服气，这句话就能百分之百地成立。陈寅恪一生遭际悲辛，饱经忧患：祖父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积极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后惨遭“革职，永不叙录”的严厉处分。这位四觉老人的自缢身亡也被坊间认定为慈禧太后的“密旨”所致；父亲陈j==立愤于日寇侦伺，绝食而死；兄长陈衡恪因寒湿侵身，英年早逝；至交王国维投水自尽，幽明永隔；再加上他的眼疾、足疾长年为患，乱世的颠沛流离，以书易炭。怀璧获罪。在“文革”期间，其助手被撤，牛奶被断，账户被封，高音喇叭架于户外，大字报贴于床头，一代大师陈寅恪遭此奇祸，令人欷歙。

四人中，赵元任的人生最为圆满，尽管他少年时期就痛失慈母严父，但后来的路走得一帆风顺，称他为“天生快活人”，是不会有错的。他中年出国，在美利坚多所高校任教，著作等身。这位语言学界公认的斫轮老手通晓十余种外国语言和二三十多种中国方言，“赵先生永远不会错”，美国语言学界对他有如是之崇信。他能谱曲，能作方言旅行（相当于口技），能用一大堆同声同韵单音字创作幽默故事，可谓多才多艺。

算起来，除了陈寅恪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相始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都是中途（或去世或出国）离开。“清华国学院只存在了四年，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惊艳的一笔。前后招考录取七十四人，绝大多数人日后成为学界栋梁。”其中有王力、陆侃如、吴其昌、姜亮夫、谢国桢、杨鸿烈、高亨、刘节、蒋天枢，他们撑起了中国学术的一片蓝天。

为学者不可无师，除开那些误人子弟的不称职先生，凡是具备真才实学的良师、明师、导师，即为学术的传灯者，他们的精神世界值得后人探看，再探看。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七十四位门徒是幸运的，当年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能够拜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门下，哪怕只上过其中几堂课，也是超值的人生体验，何况他们亲承謦款，少则半载，多则四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