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后是民国（1916至1928年的中国）》作者赵焰并没有沉湎于对民国趣闻轶事的津津乐道，而是从大历史的角度，客观地描述了自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嬗变：古老的东方帝国，在一跃成为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之后，不但没有新生，而是陷入了内斗的泥淖，一切都在崩溃，不仅是政治和军事，还有信心和文化，以至最后不得不以再度集权的方式，划了一个简单的句号。读了此书之后，你会了解到真实的民国是怎样一种状态，了解到各种势力在中国的博弈，了解到袅雄和学人对于改变的努力和不甘……继而明白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在诸多方面的缺失，明白中国社会走向的偶然与必然，明白历史本身的悲怆和无力。

《晚清之后是民国（1916至1928年的中国）》系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续篇，由晚清而入民国，由个案扩及群像，从大历史角度描述自袁世凯去世后，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嬗变。古老的东方帝国，在跃成为亚洲最早的共和国之君，不但没有新生，反而陷入内斗的泥淖，一切都在崩溃：政治和军事，经济和文化，信心和信仰……最后不得不以再度集权的方式，画了一个简单的句号。

真实的北洋民国是怎样一种状态？内外各种势力如何博弈？世道人心如何演化？历史走向是否可以掌控？这一切与国民性有何关联？作者赵焰从容织出一张历史的网，其间，偶然与必然交错，变幻与恒定交织，振奋与悲怆交替。

楔子

第一章 从头再来（1916—1917）

第二章 参战的风波

第三章 仲夏的闹剧

第四章 安福系的胜利（1918）

第五章 多事的春天（1919）

第六章 向左转（1920—1921）

第七章 好人政府（1922—1923）

第八章 乱世来到（1924—1926）

第九章 末日来临（1927—1928）

尾声

附录

 本书主要人物简介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历任国家元首名录

 北京政府历任国家首脑（国务院总理）名录

尤利西斯的凝视（代后记）

第一章 从头再来（1916—1917）

黎元洪就职

1916年6月7日上午，两面五色旗在北京东厂胡同黎元洪宅第门口飘扬。虽然已是民国，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的标志，其含意并不为人们广泛知晓。很多人看来，五色顺理成章应该是朝廷社稷坛中的颜色：南红、西白、北黑、东青、中黄——那是华夏土地的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少人知道五色旗的五色别有深意：它不再表明帝王对国家的私人占有，而是代表五大民族汉、满、蒙、回、藏，成为“五族共和”之象征。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有人曾劝他下令将清皇室迁出紫禁城，移到热河或者奉天去。袁世凯担心此举对清廷压力过大，导致激烈矛盾冲突，拒绝此建议，只是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办公地址，选在了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并在临长安街的一侧开了个口，做了一个大门，取名为新华门。这样，进入到中南海大总统府，就避开了紫禁城旁的西苑门，从新华门直接进入。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仪式，因在袁世凯服丧期间，简朴低调，没有安排在中南海大总统府，而是选择了黎元洪东厂胡同的住宅。这一所大宅，是黎元洪1915年下半年以“大德堂”的名义，花了两万银两购置的私人家产。房屋面积很大，有数百间，几乎占去了东厂胡同大部分面积。

如果不是那一天胡同两端突然停有十数辆汽车马车，风平浪静的古旧胡同还真看不出什么迹象，一切跟以往一样。十点十分，简单的就职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声中，黎元洪身着军服，众星拱月般出现在黎府客厅内，左右两旁是段祺瑞及内阁阁员。黎元洪先向左右鞠躬示意，段祺瑞及各部长也鞠躬还礼，然后，黎发表就职宣言，表达维护共和国体和建设法治国家的愿望，宣誓说：“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

关于黎元洪的上台，有种说法是——袁世凯刚刚去世，一向对黎元洪远而敬之的总理段祺瑞，在总统府秘书长兼教育总长张国淦的陪同下去黎府告知。一路上段总理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张国淦如坠五里雾中，摸不清总理的意图。到了东厂胡同黎宅，张国淦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地喘着气回报段祺瑞说：“总统过去了。”在此之后，主人坐在长方形楠木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祺瑞忽然起立，向黎元洪三鞠躬，黎亦欠身答礼。礼毕，二人仍归原座。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上了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这一段带有漫画意味的说法来自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作为孙中山友人的后代，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的诸多情节，带有某种立场。丁中江说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见面情景，是因为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毕竟他的资格比黎元洪老许多。如今袁世凯一死，却要奉黎元洪为老大。只是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一系内又各怀鬼胎，段祺瑞只好暂奉黎元洪为总统，也因此，出现了这一番见面时的不愉快。

丁中江所描述的这一次黎段见面，应该是6日的情景。后来，张国淦本人曾在《北洋述闻》一书中叙述道：“6日上午五点，段祺瑞拉了我要我和他一齐到东厂胡同黎副总统府去，并叫差官给副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即一同上车。在车里我问段：‘袁总统死了，应当依照约法请副总统继位。’段并不清楚新旧约法的问题，只答复说：‘我们去就是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到东厂胡同，黎的副官唐仲寅已经在大门等候招待，唐在往里走的路上问我来意，我说：‘段总理是来请副总统担任大总统的，你快先进去告诉副总统稍作准备。’我们走进黎的办公室（东花厅）见到黎元洪，段向黎鞠躬后，黎坐在一个长桌的西首，我和段坐在南北靠近两头，黎、段相对而视，都不说话。我当时想：黎应该问袁总统故去的情况，段应该说请副总统出来担任大总统等话。平时段是拙于言词的，在有什么事情时，常常是先向我们商量到那里应该怎么说，或者旁人替他说，但现在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话了，而我在当时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又不便替他说，这样足足坐了半个多钟头没说一句话。忽然段站了起来和黎握了手，然后向我说：‘潜若，你今天不要到国务院去，黎总统这里没有人，你就在这里帮忙吧！’说完后，他点了点头就走了。大总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请出来的。”

P1－3

尤利西斯的凝视

不想说多，说两部电影吧——

一部是《尤利西斯的凝视》。这部由希腊大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电影更像是一部古希腊悲剧：悲凉的长镜头，一如失落的眼神；压抑缓慢的旅程，似波澜不惊的人生。电影以寻找历史胶片的过程，表达了对真实的渴望。这种追溯，就像是逆行于时间的河流上，看两岸残败的风景，观动荡不安的人心。一切都是梦境，现实如梦，历史如梦，未来如梦。最后一幕，大雾弥漫，如雪如雨如泣的音乐在白茫茫中飘荡，活着的人在河边抚着死者恸哭。此前一分钟，他们还在欢快地交谈，以华丽的舞步致意精彩人生——人生就是这样，充满着变数和偶然，不确定如天空之云。忧郁和绝望，不仅是艺术的通感，更是历史与人生的本质。

另一部电影，是好莱坞翻拍的《科利奥兰纳斯》。电影改编自莎士比亚晚年同名戏剧，英国著名电影人拉尔夫·费因斯亲自编、导、演，富有实验风格：背景换成当下，着衣变成现代，冷兵器变成了自动步枪。至于情节和台词，却一如既往地莎士比亚：马歇斯（后因攻下科利奥里城立功而被称为科利奥兰纳斯）是罗马共和国的英雄，由于性格脾气暴躁不肯低头，遭到了罗马公众的反对和放逐。科利奥兰纳斯一气之下转投敌对的伏尔斯人，带着对方军队围攻罗马。科利奥兰纳斯的母亲苦苦劝告儿子，让儿子放弃攻打罗马。科利奥兰纳斯接受母亲的劝告，背叛了伏尔斯人，结果为伏尔斯人所杀。在我看来，作为莎士比亚晚年最重要的悲剧，《科利奥兰纳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他的“四大悲剧”更杰出，它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复杂的人性以及二律悖反的矛盾更具有典型和反思意义。英雄与庸众永远是一对矛盾，庸众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把英雄抬上金字塔，又将其推下山巅。矛盾的背后，实际是人性阴暗的海洋。莎士比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在我们长长的历史中，尽管这样的事例此起彼伏，我们却从未正视和反思人性的光辉和阴暗。

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断言：“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辨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类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正确而真诚地奉行哲学的人获得政治权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权的人在某种上天所作安排的引导下成为真正的哲学家。”柏拉图的意思是，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替天行道时，国家才能幸福。在柏拉图眼中，哲学是人类生存的法宝，统治者全心全意促进公共的善，维护公众的安全与和平，都需要内心中的哲学律。只有具有哲学视野的人，才能敏锐而深刻地觉察到事物的对立统一，觉察到国家大法的幽微，觉察到人性的多变和复杂，直至觉察到世界的真相与韵律。柏拉图所下的概念“哲学”，应该更有“智慧”和“道”的意思。这样的品质，与其说是一种期望，不如说是一种机缘，一种可遇难求的机缘。只有以哲学为路径，才会得到世界所希望的良善。哲学的基础，正是人类才具有的反思。

如果解剖和反思从当下开始的话，那么，无可否认的是，活在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先天不足”——历史的面貌诡谲难辨，它们一直带着各种各样的面具；历史的疏离，思想的流浪，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相伴：已逝去的历史和人物不再归来，使得在路上的我们无法依托可以校准的记忆……这样的状况，逼迫着苦苦寻觅的中国人需要一次灵魂和思想的真正“出走”——不是巴金从大宅院的逃离，也不是娜拉似的背叛，而是一种类似于摩西般的“出埃及”……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出走，才能拯救灾难深重的灵魂，才能引导现实走出困境。

话题回到《尤利西斯的凝视》——安哲罗普洛斯这一部电影，留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就是画面和音乐：雾霭中的凝视，茫然中努力分辨真实和虚伪；中提琴悲伤而沉郁的主音；手风琴、双簧管、小号、大提琴在一旁交织纠缠。法国管低沉悠长的音色从弦乐的和弦中淡入淡出，隐约如茫茫水天之中的一叶扁舟，也如高悬天边的一弯残月。这样的情境，宛如追思者放任灵魂在历史的废墟之中踯躅独行——这种思想和记忆的流浪，自我放逐于广褒天地中的升华，其实一直是我们这一块土地所缺少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极度孤独的流浪，还有苍凉的绝望，来升华身边的一切，包括枯凉的内心，以及自以为是的文化和传统。

好的历史书应该是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事件本身的结合——历史属于实证，属于资料，不过在资料凛落，甚至完全消失的前提下，要到达历史彼岸，只能借助于崇高的理想、井然的心思、忍耐的意志以及平静的心绪。靠一种异常准确的直觉，去连结真理的细线。我一直以为，外部与内部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它们一阴一阳，组成了历史、现实和未来。如果内部足够真诚，那么，外部世界也足以展示其本质；而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那样的沉郁与忧伤。

居于世，人的意义只在以内心的本真和良知，越过悲怆和绝望，然后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