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1994-2011)》中我们可以发现葛兆光教授在学问上求新求变，不断开辟新领域；也会看到平时专业论文里无法容纳的思考成果，一些学术观点的萌芽。在葛兆光教授的眼中，每个学科的成果都能为思想史提供独特的启发，而今人的视角也可以拿来观照历史上被忽略的角落。面对日趋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日趋浮躁的读书心态，葛兆光教授读“闲书”的启发还在于，他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之所以读书，是为了让视野变得更开阔，而不是让心智变得更狭隘。

葛兆光在读书时一直注重用纸笔做文摘、札记和提要，并记录心得。《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1994-2011)》是他在1994年到2011年间泛览“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他对思想史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敏锐地从其他学术领域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作者自谦要借此到专业之外透一口气，实际上却在不经意间打开了一扇窗，让读者得以窥见他的读书生活。

小引

【1994】

 陈荣捷《近代中国的宗教趋势》

 泽田瑞穗《地狱变》等四种

 翁同龢《翁同龢日记》

【199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

 沈曾植《沈曾植诗集》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郑孝胥《郑孝胥日记》

 殷海光与林毓生《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林传甲《筹笔轩读书日记》

【1996】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1997】

 埃里亚德《世界宗教史》

 福山《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

 傅柯《规训与惩罚》

【1998】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

 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

 华琛与罗友枝《中国死亡礼仪》

 高延《中国宗教系统》

 弗里德曼《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

 戴思博《女のタオイスム：中国女性道教史》

 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孔飞力《盗魂者：1768年的中国妖术恐怖》

 刘潞、崔永华 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

 诺夫乔伊《存在的大链条》

 林毓生《思想与人物》

 鄂兰《极权主义》

 酒井直树《日本思想という问题》

 Steven Best和Douglas Kellner《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

 以赛亚·柏林《哲学与人生：以赛亚·伯林访谈录》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加尔布雷斯《权力的剖析》

【1999】

 H. Stuart Hughes《意识与社会》

 利奥塔《后现代的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S.肯德里克等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

 渡边浩《东アジアの王权と思想》

 江上波夫编《东洋学の系谱（1）》

【2000】

 哈维尔《哈维尔选集》

【2001】

 萨义德《东方学》

 池田秀三《自然宗教の力》

【2002】

 陈毓贤《洪业传》

 寇克《新疆地理宝藏记》

 芭芭拉·塔克曼《从史著论史学》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梅奎尔《傅柯》

 劳弗《伊朗与中国——古代伊朗与中国之文化交流》

 丹尼尔·布尔斯丁《隐藏的历史》

 周质平《胡适丛论》

 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鲍默《西方近代思想史》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200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简繁《刘海粟传》

 李汉林《百苗图校释》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13册《明·清》

 Morris Rossabi 编China among Equals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

 许烺光《边缘人—许烺光回忆录》

 彼得·李伯赓《欧洲文化史》

 克利弗德·纪尔兹《地方知识：诠释人类学论文集》

 王尔敏《明清社会文化生态》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

 J.B.Harley、David Woodward编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二卷

 伊佩霞《帝制中国的儒家与家礼》卜正民TheConfusions of Pleasure

 贾志扬《宋代中国进学的荆棘之门》

 黄才贵编《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

 武内义雄《中国思想史》

 汪荣祖《史学九章》

 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

 中研院史语所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

 太虚《东瀛采真录》、《寰游记》

 赫维茨达拉《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2004】

 孙本文等编著《中国战时学术》

 佐伯富、羽田明、山田信夫、布目潮渢合编《东洋史》

【2005】

 勒华拉杜里《新历史（历史人类学入门）》

 小岛祐马《中国思想史》、《古代中国研究》

 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

 蒙文通《古学甄微》

 大久保良峻等编《日本佛教の研究法》

 罗兹·墨菲《亚洲史》

 费正清《中国新史》

 许烺光《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

【2006】

 石田干之助《东亚文化史丛考》

 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の思想と宗教》

 彼得·柏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池内敏《“唐人杀し”の世界——近世民众の朝鲜认识》

 桑原骘藏《桑原骘藏全集》林满红《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秋山谦藏《东亚交涉史论》

 哈罗德·伊萨克《族群》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本田实信《蒙古时代史研究》

 玛利亚·露西亚·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

 和田清《东亚史论薮》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园田一龟《鞑靼漂流记》

 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

 中研院史语所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川添昭二《蒙古袭来研究史论》

【2007】

 姜在彦译注《申维翰〈海游录〉》

 松浦章《江户时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

 Hilde De Weerdt：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2008】

 宫崎市定《谜の七支刀》

 韩明士《道与庶道》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宫纪子《蒙古帝国所出之世界地图》

 卜正民《为权力祈祷》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

 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自跋集》

 季镇淮《司马迁》

 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

【2009】

 沈刚伯等《汤因比与历史》

 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中国思想史》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

 艾尔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

 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

【2010】

 连清吉《日本近代的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

 陈冠中《盛世》

 陈学霖《宋史论集》

 樱井清彦、菊池诚一编《近世日越交流史——日本町、陶瓷器》

 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众思想》

 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书信）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野间潜龙《明代文化史研究》

 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

【2011】

 埃里亚德《世界宗教理念史》

 姚从吾《历史方法论》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

 李静旻《一个中国，两种威胁》

 南博《日本人论》

 李则芬《宋辽金元历史论文集》

 德里克《毛泽东思想における近代と反近代》

 窪寺紘一《东洋学事始：那珂通世とその时代》

 赵鼎新《国家、社会关系与八九北京学运》

 鲍绍霖《文明的憧憬》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

 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

 色川大吉《明治精神史》

 后记

去年在京都买下此书，曾粗读一过。今天又拿出来重新看，不想白看，故借用此书之摘录，把日本明治时代的东洋学史拟出一个简单的大纲来。

明治二十七年(1894)，那珂通世在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召集的讨论会上提出，应该将外国历史分成西洋历史和东洋历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这一事情，后来被称为“东洋史的发端”。而同年七月，高等学校的校则中就依此规定，历史科分为本邦史、东洋史、西洋史。田中正美在《那珂通世》一文中，指出这一东洋史的成立，“可以说中止了日本历来仅仅以中国史为中心的偏狭，而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史”，并且指出“在日清战争爆发的刺激下，国民对亚洲大陆越来越关心，这一历史观念，就是在日本作为近代国家急剧上升的明治二十年代，面对西洋，日本作为亚洲民族的自觉日益高涨，面对西洋文化，出现主张独特的东洋文化的时代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3页)。

过去，日本教中国史，是用《十八史略》等汉文著作作为教材的，那珂原来也打算在此基础上修改，但是，《十八史略》无元代以下，而元代以下又是日本非常关心的近世之历史，也是中国转向多民族史。因此，那珂通世从明治十九年到二十一年，编写了五册《支那通史》，采用了不同于中国风甚重的欧美编史的方法，客观地叙述历史，但他同时受到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影响，强调中国历史的停滞性。由于这一东洋史观念的变化，此后，他注意研究元史，并从张之洞派到日本考察学制的陈毅那里，求来了《皇元圣武亲征录》(何秋涛、张穆、李文田、沈曾植校)、《双溪醉隐集》、《元儒考略》、《元朝秘史李注补》(李文田著)、《黑鞑事略》等等，在明治三十五年前后，撰写了若干有关元史的著作。这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端。

接着，市村瓒次郎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到二十五年间，于吉川书店出版《支那史》五卷，在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出版了《支那史要》上下两卷。但在明治三十年，顺应学界的变化，他在吉川书店又出版了《东洋史要》。中岛敏《市村瓒次郎》一文就指出，书名从“支那”变成“东洋”这一点相当重要，中岛敏还指出，当时作为中学教材的，还有明治二十八年东京富山房出版的坪井九马三阅、宫本直贯著《东洋历史》上下两册、二十九年东京文学社出版的藤田丰八编《中等教科东洋史》、三十六年东京大日本图书出版的那珂通世《那珂东洋小史》(又，明治三十一年，在那珂通世指导下，仅仅二十九岁的桑原骘藏在大日本图书出版《中等东洋史》。1899年，罗振玉、藤田丰八汉译《东洋史要》，王国维曾作序)。

明治二十七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的“支那史学”改为“东洋史学”，这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向东洋史研究的正式转型。三十一年，市村瓒次郎主持编纂的集大成的《东洋史统》，其开头的凡例中就说“本书的目的是叙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诸国的兴废、民族的盛衰，以及各种文化的发达与变迁，特别注重国家、民族相互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势力的消长，同时关注各种制度、社会经济状态乃至学术思想和其他一般文化的发达与变迁，以及它们和政治势力消长的关系”。中岛敏在《市村瓒次郎》文指出，这里空间扩大到亚洲各个区域，而理解和叙述，则涉及了政治之外的社会、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昭和十四年(1939)他七十六岁的时候，在东京富山房出版了第一卷，这部868页的大书，分上世(上古到战国)、中世(上篇：秦到三国，中篇：南北朝)；同年又出版第二卷730页，为中世(下篇：隋唐到宋金)；昭和十八年，又出版第三卷832页，为近世(上篇：明代)，直到他去世后，战后才由和田清、栗原朋信、市古宙三等协力，终于出版了第四卷977页，为近世(下篇：清到民国)(3l一33页)。

日本东洋学中，最重要的人物，西京是内藤湖南，东京则有白鸟库吉。白鸟氏中学读书时代的校长，正是那珂通世，而他又曾经与市村瓒次郎同事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他的背景，是日本崛起时代，正如津田左右吉在1944年出版的《东洋学报》29卷3、4号上写《白鸟博士小传》所说，白鸟崛起于日本史学界的时候，“当时正值(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战役，作为东洋指导者，我国向世界展示了威力，白鸟博士在这一背景下，越发强烈地认为，即使在学术上也必须尽早使我国与欧洲比肩，因此，在东洋学术方面，也必须认清这一方向，即一方面指导对近代新的学术研究上还甚为幼稚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同时参与世界的东洋学研究”(45页)。

这真是值得深思的学术史。

P72-P74

近来读书的风气渐变，不是太实用，就是太草率。实用者好像带了既定目标匆匆到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拣了自己需要的那几样东西，匆匆直奔收银台，银货两讫便扬长而去。草率者则仿佛在网络上撒网打鱼，凭了几个“关键词”就漫天钩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串起来就算，全不顾前后左右语境。在这个重量胜于质量、速成优于沉潜、急躁多于从容的时代，不要说“静夜远钟，伴他青灯古卷”，就连“凭几听雨，任我神游书卷”，都早已成了遥远的往事。

不是批评别人，也是自我检讨。这三十年间，自己也曾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风气下做所谓学术，读书时也不免有实用和草率的毛病。不过，好在当年毕竟读的是古典文献，专业需要逼得自己不得不慢慢地在故纸堆中逡巡，后来做思想史，思想加历史，也让自己不得不定心思索，在东洋西洋资料杂书里爬梳。毕竟进入学界已三十年，也算是认真读了若干本书，至今仍不习惯在网上快速钩稽，还是要用笔(或电脑)记录读书心得。多年积攒下来，有手钞的卡片，有成本的笔记，也有电脑录的电子文本。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读书，总是要写一些文摘或札记，也偶尔作一些提要或心得，这些文摘、札记、提要和心得，又常常是混杂在日记里面的，这使我的日记既不像有意留作证据的历史，也不像完全私密性的档案，倒像是一个资料簿子，甚至于很多时候我写论文，还得回头去翻检日记，从中寻找资料、线索和思路。

流年不利，2008年4月起，因视网膜脱落接连几次手术，手术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出了问题的左眼不便多看电脑，勉强用右眼读书，所以，常常自嘲是“一目了然”或“只眼独具”。这使我不得不回头，再次以纸笔写札记作摘录。当我重新用纸笔写读书笔记的时候，才再次感受到旧时的读书滋味。我想，滋味与速度常常恰成反比，就仿佛品味大餐与果腹快餐：只有简帛而没有印刷术的时代，人们只好钞书，这时读的书不仅记忆深刻，常常能读透纸背的意思，背书成了常见的方式，或许并不曾刻意，却往往能过目成诵；等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书来得容易些子，人们常常买书，书肆成为知识渊薮，藏书楼成了知识仓库，不再畏惧知识化为烟云，需要记忆的只是考试内容，遇事再查书成了常见的方式；等到了铅字时代，方便的图书馆和分科的学科制，让人们各扫门前雪，只需管一亩三分地，似乎连查书都各自划定了畛域，懒得越境也懒得旁骛。现在更好，有了互联网，有了wiFi，纸笔便束之高阁，不要说背，连读都懒得读，遇事便乞灵电脑，考索则拜托网络。有一个学界朋友写了几卷本的大书，据说，文献多来自虚拟空间，成书时连网络痕迹都懒得抹去，一任它在那里作奸犯科。

收在这里的，是1994年到2011年间十几年来读各种杂书所作的笔记和摘钞。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求学，曾被专业要求模拟《四库全书总目》，要对所读书作六百字的提要，当时觉得真是枯燥也很没意思。但现在回想，这一近乎刻板的训练，让我至今总是习惯于对书作“撮要”、“概述”和“摘录”。虽然如今年过花甲，但仍然要写这样一些半是摘录、半是提要的文字。毕竟人脑不如电脑，尤其老之将至、记忆不佳的时候更是常常借摘录强化记忆，借重读这些文字，提醒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曾经涉猎的知识、感想和线索。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下面这些有关读书的笔记，为学术研究而专门阅读史料的札记、摘抄和评论并不在其中，大多是专业之外的泛览和胡看。实际上，我最化时间、读得最多，也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是最认真的，恰恰是并不收在这里的那些古文献，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文献。所以，应当说这里收录的读书“日记”，恰恰记下的多是并不用心读的“闲书”。

不过，这些闲书的阅读，也是一个以学院中学术研究为职业的人的业余爱好。职业的学术研究，照某些人的说法，应当是“荒江野老”的寂寞事情，需要人至少像董仲舒那样“三年不窥园”，可是，像我这样活在红尘里的人却无法如此。《老子》四十七章曾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但那是太高明而超越的人，所以，世俗的我也会偶尔从象牙塔中，想着拿个板凳垫脚，找个窗户出气，往外望上一望。于是，浏览的杂书成了眺望的窗户，本该坐冷板凳的人，也像《封神榜》上说的“土遁”或“水遁”一样，借了这些印刷的纸张，溜出去长长地透一口气。想到这里，便瞎取了一个书名，叫做“且借纸遁”。

以上这些闲话，就权当“小引”。

下面只是一些我认为有必要的说明。

首先，这百余则笔记，是从上百万字的读书日记中选出来的，选录并没有特别的标准，只是筛除了为专业研究而摘录的文献资料，而那一部分恰恰数量是最多的。

其次，需要说明，有若干则涉及东洋书的笔记，由于陆灏兄的索要，已经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以“东海观澜”为题发表，另外有若干则，则在李庆西兄的督促下，在《书城》上以“借纸遁窥牖”为题发表过。

再次，在这次选录和整理过程中，基本没有对笔记原文作太大的修改，只是把原来匆忙写下的文字顺了一顺，免得有太多的逻辑缺陷和文句不通。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这是按照读书时间的先后编排的，在目录和正文中，都注明了读书的年月日，不知道这算不算学院学究的“头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