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一本关于旅途的书，可是我却没有驾驶资格证，更没有车。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太习惯我的旅行方式了，所以根本没想到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曾经，我也跟别人一样，特别羡慕开车的人——因为开车看起来是“独立”的标志。我在高中高年级的时候曾经报名参加过一个驾驶班，但是我当时没车，就算借也借不到。我学车其实也不是为了要故意表示我和母亲生活之间的不同。她只是被动的乘客，所以说只要拥有一个驾驶执照就已是我对她的生活的逃离。正如很多女儿说的那样：我一定不要成为我妈妈那样的人——可是说这样的话的人往往也不知道，一个女性的命运很多时候都不是她自己的错。当我在大学读到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译者注：英国著名女作家。革命性地要求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译者注：《一个人的房间》是伍尔芙的经典之作。时，我静静地想，除了房间，还得有辆车。
但是，当我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公共交通对我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我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独享一车的旅行方式真的不是一种有益的旅行方式：因为我会失去跟同行旅者聊天的机会，而唯一能做的只有看向窗外。如果我没法留意身边事物的话，我怎么可以享受这段旅程呢？于是，我开始放弃为自己是一位不想拥有车的罕见美国人这件事想借口了。我甚至不再用开车会加重环境污染这一说法作为借口，也不再说“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体小说《在路上》《达摩流浪者》《荒凉天使》《孤独旅者》等。自己也不开车啊”这种话。他说，他“不会开车，只会打字。”确实，我有的时候会引用公共意见调查的结果，解释说纽约人是美国人里面被认为最幸福的。为什么？因为纽约是美国最不爱开车的城市，纽约市的人们会走上街头，见到对方，互相问候，而不是各自坐在相互隔离的车子里。
可真相实际上是，我没有主动做“不开车”这个决定，是这个决定自己找上我的。如今有人傲慢地问我为什么不开车的时候——对啊，还是有人这么问——我就说：“因为从我离开家门那刻，冒险就开始了。”
出租车司机的智慧
我正和我的朋友一起，坐出租车前往肯尼迪机场，这是一个以总统的名字命名的机场，而这位总统六年前才上任。我们的司机较为年长，有点像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 Williams）译者注：美国舞台剧作家。的戏剧里一个不好惹的做买卖的角色——他的着装完整了这个角色形象——他穿着一件汗衫，纹身裸露出来，还有一张海军陆战队的旧照片塞在他的司机执照的框框里。很明显，这是他的出租车，这是他的世界。
我的朋友和我表现得非常像情侣，实际上我们确实是的。我们同时高度警觉到，司机在通过后视镜看我们。那是因为，当我们带着一堆行李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等车的时候，一辆低矮的载满了白种少男少女的车快速开过，只在夜空中留下了致命的话语——“黑鬼！”现在我能感到，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忘记那离奇的人身攻击，让自己冷静下来——虽然真的有点难。
当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司机拉开了前后座之间隔板上的那块小口。我朋友和我都变得紧张起来。从那个小口对司机说话总让我觉得我是在点薯条，但是这一次，我还蛮庆幸于这空间的隔绝。我们完全不知道司机是怎么看我们的。
那司机把什么东西从那小口塞了过来。原来是一张磨损的照片，上面有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男人，他和一位丰满而春风满面的年轻女人站在一起，她用双手抓着她的女式小坤包。“那是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他说，“除了我在朝鲜的时候，我们这40年里没有一个晚上是分开的。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甜心——但是，相信我说的，我们本不该结婚。她家是波兰来的犹太人，而我家是西西里的天主教徒——直到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我们双方的家庭才开始互相来往。”
“我告诉你这个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们如果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们俩其实让我想起了我和我太太。如果你不会因此受到冒犯的话，我愿意免费载你们这一程——那我就可以回家跟我太太说，我帮助了一对跟我们曾经一样的年轻情侣。”
我们又惊讶又感动，便对他说，他说的话已经够好的了，但是最后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因为这个请求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在机场的时候，我们站在他的车外，握着手——感觉有点儿怪，但是又很感动。
“你知道吗？”司机说，“我和我妻子，还有你们俩，我们是这个国家存在的意义。”P89-91
《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这本书展现了斯泰纳姆深度思考的能力、对世事人情的体察、关切，还有她那令人惊奇的谦逊。这本书既充盈着重大的历史感，同时又对那些塑造了今日之她的事件展示了深刻的个人见解。
——《奥普拉杂志》
在她这本既智慧又吸引人的回忆录中，这位传奇的女权主义者把陌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她踏上路途，以聆听为道，这样的态度令人信服。如她所言，故事以这样的方式流动：它们“走出我们的脑袋，而进入我们心里”。
——《人物》杂志
（斯泰纳姆的）新书不仅是对她几十年路途经历的诗一般的回忆，它还展示了一条对平等的追寻之路——这条路把她从印度的女性专属火车带到无数大学校园，她曾经在那里帮助几代女性和男性集体发声……《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斯泰纳姆那如旋律一般唤起回忆的叙述，它传达了她在许多旅程中感受到的奇迹和发现……不管读者的政治角度为何，这样的坦率都令人着迷、让人流连忘返。当美国在种族关系、生育权和移民问题等令人头疼、心痛的问题上持续挣扎时，《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为我们奉上的已不仅是一份回忆，这本书中讲述的道理，是照向未来希望的灯塔。
——《今日美国》
作为斯泰纳姆在最近20多年里写的第一本书，《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这本书温暖而易读：它记录了她作为一名巡回女权主义活动组织家及民权旗手在近50年里的经历。如果你想知道与斯泰纳姆女士坐下来吃一顿轻松的晚餐是什么感觉，那这本用亲密的讲述来解人疑虑的书则能让你尝试一下这番味道，它把激励人心、引人思考的见解与来之不易的实用主义课程融合到一起，呈现给您。
——《纽约时报》
斯泰纳姆用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思考向我们阐明她那孜孜不倦的行动如何塑造了她的专业生涯……斯泰纳姆从出租车司机和飞机乘客那里得到智慧，从郊区小饭馆和卡车站点遇见的陌生人那里得到故事……斯泰纳姆的人生如此卓越非凡，以至于她的回忆录即使没有主题，也能引人入胜。可是，她决定使用旅途来作为主线——这实在非常聪明。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编辑推荐）
回家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比那年去世的父亲年长15岁。
直到50岁以后我才开始承认，其实我一直在被我自己的一种不平衡所折磨。虽然我为自己没有一个家感到遗憾，但是我总是被反抗和对自由的热爱所拯救。像我父亲一样，我告诉自己，我做自由撰稿人赚的钱不足以申报个人所得税——然后，我就必须跟会计师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弥补。像我父亲一样，我什么钱都没存到，所以对我来说，最后跟我幻想的一样，做一个总是提着行李这里去那里去的女人是非常合理的。我这样安慰自己说：我会把提着行李的其他女人组织到一起来。
最后，我必须承认，虽然跟我父亲的程度不同，但我过得仍是一种失去平衡的生活。我需要给自己建造一个家，否则我会把自己也搭进去。家是一个自我的符号，对家的在乎就是对自己的在乎。
渐渐地，那个我主要用作办公室和衣橱的房间，开始摆满了那些会在我回到家打开门时给我带来欢愉的东西。我有一个可以用的厨房，一个真正的、可以让我在上面把纸张散开的桌子，一个让拜访我的朋友们可以在那里停留的迎客厅——这些是当我还是孩子、跟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就希望我们的住所可以有的东西——但是我们当时的住所太过悲伤，以至于我们无法邀请任何客人。虽然有点儿晚了，我已经年过半百，但是，我甚至开始存钱了。
在我花了几个月建筑我的小窝之后——我还买了许多东西，比如床单，还有能给我带来极度满足和欢愉的蜡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自己更加热爱旅行了。现在，踏上旅途对我来说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命运了；我失去了那种忧郁的“所有的人都有家，就我没有”的感觉。我可以离开——因为我可以回来；我可以回来——因为我知道冒险就在一道敞开的门之外。我不用再二选其一，我找到了一个多种可能并存的世界。
在“家和道路”“女人的位置和男人的世界”这两种分隔发生之前很久，人类跟随着谷物、季节，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迁徙，带着我们的相伴之物，我们的动物和我们的帐篷。我们生起篝火，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旅行方式，还存在于我们细胞分子的记忆之中。
生物也是作为旅行者来进化的，就连迁徙的鸟类都知道，自然不会要求它们必须在筑巢和飞翔之间做选择。在长达12000里的旅途中，鸟儿把它们的喙藏在翅膀下，在任何可以停留的地方休息——从冰川到船上的甲板。然后，当它们到达了目的地，它们便开始筑巢和繁衍。
我希望，道路可以不那么早地夺走父亲的生命，而让他在世界上待长一点儿，长到他可以看到多种活法并存的可能，而不是总要二选其一。如果他在我最终建造好一个家的时候还在世上，我可能可以教会他一些东西，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为他教会我的事情而感谢他。
我希望我的母亲不曾活在那样一个比“二选其一”还更加极端化的生活中。像她之前的很多女人一样——甚至现在，很多女人还是会这样——她从来没有过属于她自己的旅途。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她曾经能够顺着她自己热爱的道路走下去。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暂停了一会。我的手——有着跟我父亲一样的长长手指——正搁在我的桌子上。我在这桌子上，在这个作为我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家的房间里，做着我热爱的工作。我被朋友的照片，还有我亲自挑选的物品包围着：这些物品曾经认识了在我之前触碰它们的人，在我离开后，它们又会认识一些别的人。我留意到我的中指总是不自觉地抬起又放下，正像我父亲一样。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在父亲身上留意到了这种因坐立不安而要进行轻敲的习惯。是离开的时候了——外面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要说、要聆听。
我可以上路——因为我可以回家。我回家——因为我可以自由地离开。每种方式都因另一种方式的存在而更显得有价值。这种在扎营和跟着季节迁移之间的平衡又古老、又新鲜。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我的父亲其实不必以孤独而逝来换取道路带来的快乐，我母亲其实也不必放弃她自己的道路来换取一个家。
我也不必，你也不必。
道路给我的启示
每当人们问我：这么多年后，你怎么还是怀抱着希望和力量——我总是说：因为我旅行呀。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在路上。
我从来都没尝试去写关于这个生活方式的事，甚至当我在报道途中的人和事时，我都没提到旅行的事，因为我不知道该归到什么类。我不是在做一个凯鲁亚克（Kerouac）式的公路旅行，也不是想在定居、沉淀下来之前叛逆一把，甚至可以说我是不为任何理由旅行。一开始，我是一个跟着故事走的记者，然后有段时间又做了竞选活动的工作人员，而最坚实的工作则是一个流动的女权主义活动组织者。我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人：我的朋友和我的希望，就跟我的生活一样分散各处。“生活的一个常规元素是旅行”——这种感觉就是很自然。
当朋友或者是其他记者自然地认为离家太长时间是一件苦事时，我就常让他们跟我一起走，想着他们会跟我一样被行走迷住。可是在这么多年里面，只有一个人照我的话坚持了三天。
几十年过去了，“还”这个词进入了我的人生——比如在这样的句子里“哦，你还在旅行啊。”——这让我领悟到，我最少写到的东西，却是我做得最多的事。
所以我就坐下来，开始写下关于很多次旅行的笔记，有过去也有现在的，有让我惊叹于现状“如斯”的，有让我愤慨于事情“如非”的，也有让我着迷于那未来 “如何”的。当我逐一查看我的旧日程本、计划表、信件和不再使用的笔记本时，我被突如其来的回忆的潮水打湿了：我父亲也是这样逐一查看他破烂的公路地图和地址本，试着计算他要花多少油钱才能从一个地方开到另一个地方；哪里才能找到让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庇身的拖车场；什么样的路边小贩可能会买下他的小古董商品——我们就是靠着他这样卖小古董商品或者干脆交换物品而横跨了整个国家。这些画面如此生动，以至于我甚至都能听到我们为了不要吵醒在拖车里睡着的母亲而进行的低语密谋。在每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那拖车就是我们的家。
直到被记忆冲刷的前一刻，我一直发誓说我绝对不要继承父亲的生活方式。我建造了一个我自己喜爱的、可以供我居住的家，但他却从来不想要什么家；我从来没向人借过一分钱，可是他却一直都在负债；我会乘飞机、火车参加集体旅行，他却宁愿花一整周独自一人驱车越野，也不要登上飞机。可在我们截然不同的方式里，我却发现我们如此相似，我意识到“我感到道路就是家”的原因了。在第一个十年里，我就是那样，因旅行带来的似曾相识的熟悉感而欣喜。我毕竟有个那样的父亲啊。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用我父亲的生活作为这本书的开头，后来我觉得，我必须得这样写。
更多的发现也随之而来了。比如，我以前总是以为我的旅途会是暂时的，总想着有一天我会长大，会安定下来。现在我意识到，对于我来说，旅途是永恒的，而安定下来才是暂时的。是行走创造了我不用行走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的那样。
就说公众演讲吧：我从20岁开始到30多岁，都在逃避这件事。曾有一次，我跟演讲老师说起我的这种厌恶情绪，她解释说，舞者和作家都尤其难教——因为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都已选择了一种不须讲话的职业——而偏偏两种职业我都从事过。
然后，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我为之供稿的那些编辑没有一个对全国上下爆发的女权主义浪潮感兴趣。我非常生气、绝望，以至于我最终和一个比我勇敢得多的女人组成了拍档，一起走向各个院校和社区组织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远离家乡，我发现了一个若非如此可能永远都无法认识到的道理：同在一个房间的人，更加容易理解和与他人共情，而这种效果是通过纸或屏幕作为媒介达不到的。
渐渐地，我做了曾经我最不认为自己会在这世上做的事：我成为了一个公众演说家和一位组织召集人。是聆听教会了我：不管那些出版业的专家们怎么说，一份全国性的女权主义杂志总是会有读者的。
在那之前，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我永远都不想在办公室里坐班，也永远不想对除我房租以外的任何事情负责任。不过，鉴于我在旅途中学到的东西，我邀请了一些作家和编辑来一起探讨开办一个女权杂志的事——这份女权杂志必须要，用伟大的弗洛伦斯·肯尼迪（FlorynceKennedy）译者注：美国黑人律师、女权主义者、社会活动家、讲师。的话来说就是，“做出变革，而不只是做顿晚饭”。当那些女人也说她们找不到地方来刊登她们最关心的事时，《女士》杂志就应运而生了。
从那时开始，我从旅途中回来，就是回到了一个有磁力的办公室，它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好多记者和编辑。《女士》杂志不仅给了我一个附加的走上旅途的理由，也给了我一个自我选择的家庭，让我在每一次旅途结束之后都可以带着满口袋关于时事的潦草笔记，回到它的怀抱。
总的来说，如果我当时没有硬着头皮、闭着眼站出来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信念或方法来做这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
走向旅途——其实我的意思是说让旅途走向并带领你——改变了我原来认为的那个我。旅途是乱糟糟的，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它带领我们走出否认，进入现实；走出理论，进入实践；走出小心翼翼，进入实际行动；走出数据，进入故事里——简而言之，走出我们的脑袋，而进入我们心里。在旅途中，有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也有真正的相互投入的恋爱……那都是全然活在当下的方式。
正如你所看到的，写这本书的第一个原因是想要分享我生命中最重要、维持时间最长，可是却最暗藏的部分。我的机会来了——我不将只是回到家然后跟我的朋友说，“我认识了一个很了不起又有魅力的人，他/她……”或者“我有一个好主意，那个……”又或者，讲得最多的是，“我们不能再笼统地概括‘美国人’了”，好像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一样。我现在对这样说的政治家们也免疫了——他们说，“我在这伟大领土上旅行的长度，都达到它的长和宽了，所以我懂……”我比他们任何一个走得都多，然而我不懂。
关于这个国家，我们被告知的实在太局限了：不是泛泛而谈，就是摘要引述，甚至是那句看似很有哲理的话——“凡事都有两面性”。实际上，很多的问题有三面、七面甚至是十二面。有的时候我想，唯一真正可以分成两派的，是人——一派是把任何事情都一分为二的人，一派是不这样的人。
总而言之，如果这些年来，我什么都不看，只看媒体里的内容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更加气馁的人——尤其是当这样的概念摆在你面前——“只有冲突能成为新闻”，还有，“客观性意思是说，要公平地做消极评价”。
在旅途中，我认识到：媒体不是真实，只有现实才是真实。比如，美国人应该是珍惜自由的，可是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囚犯率都要高。我能跟那些在毕业后背负沉重债务的学生交谈，可是却没办法把我们的州议会联系起来——他们决议盖我们不需要的监狱，而不是盖我们需要的学校；然后每年平均在每个囚犯身上花费五万美金，而相比起来，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却极少。我喜欢那些开高科技公司或者热狗摊儿的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我们的收入和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里是最大的。我在印第安领地认识了那些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的人，也见到了那些就在昨日刚来的性交易和劳工人口贩卖中的幸存者。而且，这个国家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变化。大概30年后，大部分的美国人口不再会是欧洲血统的人，第一代有色人种占大多数的婴儿已经出生了。这个新型的多样性会让我们对世界有更好的认识，也将丰富我们的文化选择，可是，很多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仍然基于那种古老的等级观念。其实，可能只是他们的畏惧和负罪感在作祟：要是我被我曾经对待他人那般被对待，怎么办？可是，考虑到这背后所有的权力和金钱，这样的强烈反应只会将我们再度锁入等级观念的囚牢。
就像罗宾·摩根（Robin Morgan）曾经写过的智慧语一样，“仇恨笼统不分，爱却体察、区别。”那是走上旅途如此重要的原因，它绝对体察、区别。
我的第二个写作目的就是要鼓励你们也在旅途上度过一些时日。我是说旅行——或者甚至就只是以一种“在路上”的心态，比如说在你所在的地方住几天——不要故意去找这样做与旅行的共同之处，而是抱着开放的心，看看有什么会发生。它也许就在你出门的那一刻开始。
就像一个即兴创作的爵士音乐家，或者是一个正在找寻波浪的冲浪者，又或是一只在乘着气流的鸟儿——你将会在所有东西集合到一起的那一刻得到回报。听听朱迪·柯林斯（JudyCollins）唱的《风暴》（TheBlizzard）中，陌生人在暴风雪中相遇的故事；或者读读爱丽丝·沃克写的散文《父亲的国度正是贫穷》（My Fathers Country Is the Poor）。这两个作品都以个人经历作为引子，然后踏上一段不可预知的路，最后到达一个令人惊喜、又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就如同旅途本身。
对旅途的沉溺在哪里都可能存在。苏菲派诗人鲁米（Rumi）笔下的沙漠商队漫游过了十二个穆斯林境地；罗姆人（Roma）离开了印度而走向欧洲，永远也没有定居下来；托雷斯海峡的岛民们徒步旅行，企图更新复苏古代 “歌路”（songline）译者注：澳大利亚土著泛灵论艺术中，有“歌路”的说法——他们相信，这是造就那片土地的神灵/祖先走过的路径。他们相信通过在徒步旅行时吟唱代代相传的歌谣能够找寻到万物起源的故事。。我之所以写这本关于在美国旅行的书，因为这是我居住和行走最多、也最需要我去了解的土地，尤其当考虑到美国对整个世界的重大影响力，这就更加讲得通了。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话，我也不确定我们能了解好别的国家。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在欧洲居住了一年，然后又有两年在印度——可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当时是逃避多于全然活在当下的。安全的欧洲只是我丢弃那没有安全感童年的一种短暂方式，遥远的印度则让我看到了世界上大部分人生活的方式——这超越我从前的任何认识。那国家的广袤和它的苦苦挣扎、步履维艰让人无法忽视——我对此仍然感恩，否则，回到家的我和当初离开的我还是同样一个人。
我说这些的目的，是想要吸引你来探索这个国家。在美国旅行看来是需要点儿倡导才行。如果我说要去澳洲或者是赞比亚，人们就会对我说那个旅程将会多么令人兴奋；可是如果我说我要去美国的哪个地方，人们就会同情我，又说这个旅程将一定是令人疲累的。实际上，在美国，有许多独一无二的令人满意之处。第一个就是，美国人比起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更怀有希望。可能是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乘着飞机从更糟糕的境地中来到这里；或者是在这本土的贫穷中出身，一路奋斗上来的；或者是已经吸收了美国是“机会之地”这样的事实或虚构；又或者只是因为乐观主义本身就是会蔓延的——不管任何原因，“抱有希望”这件事是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最想念的东西。毕竟，希望就是做计划的一个形式啊。
但是，我也不是要建议你旅行得像我一样多。跟达蒙·朗伊恩 (Damon Runyon)的故事中那个四处游荡的、喜欢打赌的斯凯·马斯特森（Sky Masterson）一样，我比基甸圣经（Gideon Bible）译者注：基甸国际组织是福音教派的国际性组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供给免费的圣经。所以，放置于宾馆、病房等地供人读的免费圣经，都被习惯性称作基甸圣经。去过的酒店房间还多——但他可没有用酒店的肥皂来洗头，没有以售货机的食品来充饥，也没有熬着夜和酒店的女侍应一起收拾。我发现在我作为活动组织者的20年旅行生涯中，我在家连续待的最长时间是八天。
正如你读到的这样，我与旅途相爱了。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分享故事。几千年来，我们以故事和歌曲传递知识。如果你跟我说一个数据，我就会想出能够交代它真实性的一个背后的故事。我们的大脑是以叙述和图像组织起来的。在我加入了游走的社会活动组织者队伍之后——意思就是社会改变的主导、创业者——我发现了人们给不同的群体和陌生人讲述自己故事的魔力。那些留意听讲的人好像为这些故事创造了一个磁场——连这些讲述故事的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中有这样的磁场。还有，实现深刻改变的一个最简单的途径就是让那些力量弱的人如他们听从的那样多地发声，而让那些力量强的人如他们布讲得那样多地去聆听。
可能因为女人被看作是好的聆听者吧，我发现一个旅行中的女人——尤其是一个旅行中的女权主义者——成为了类似精神上的酒保译者注：西方文化中，人们有心事的时候会去酒吧喝一杯，常常愿意在酒后和酒保讲心事。于是，酒保在西方文化中也会被认为是心事的接收筒。。人们跟咨询师讲那些他们不会跟别人分享的事。女权主义运动促生了许多人生活的希望——而我在被承认为这个运动中的一分子的过程中，听到了来自人们更多的故事。
我记得类似这样的情景——我在公路旁的客栈躲避风暴，那客栈里正好有一个点唱机，然后一个同样被困住了的探戈老师给我解释这种舞蹈始于街头的历史；听到莫霍克族（Mohwak）译者注：印第安其中一族。的孩子们在重学曾一连几代被禁的语言和精神仪式时的故事；和一群原教旨匿名者译者注：一个成立于美国的互助组织，旨在帮助深受原教旨主义所害的人，帮助他们建立非原教旨主义的宗教观。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影响广泛。坐在一起，他们正在声讨那种关于“深信不疑”的沉溺；被一个九岁女孩儿采访，她在一个除了她全是男孩的足球队里成为了最佳球员；和一个拉丁裔大学生见面，她是一个非法移民的女儿，而她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2032年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
旅途生活也会馈赠一些自然界的礼物。比如，在科罗拉多州看到极光；或者走在新墨西哥州的月光下，那月光亮得能让我看清我的掌纹；或者听到关于一只在洛杉矶动物园的独居大象和另一个多年以前的大象朋友重聚的故事；又或者在大雪中抵达芝加哥，发现自己身边有壁炉、有朋友，还有一个取消所有事情的理由。 比地球上任何事情都更加可靠的是——旅途将迫使你活在当下。
我的最后一个希望是开辟道路——真是字面意义上的。到现在为止，旅途都是压倒性的男性气质的地盘。男性代表了冒险，而女性代表了炉灶和家——真的就一直是这样。
即使在孩童时期，我已经留意到多萝西（Dorothy）在《绿野仙踪》里面一直想要回到在堪萨斯州的家，然后《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爱丽丝（Alice）在梦里经历一个长长的冒险后，醒来刚好到了喝下午茶的时间。
从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笔下的“英雄之旅”（HerosJourney）译者注：约瑟夫·坎贝尔是比较神话学研究学家，他在作品《千面英雄》中提出了“英雄之旅”的概念。他认为在经典英雄故事中，英雄的冒险旅途都遵循一个固定的叙事模式。在经典故事中，冒险的英雄一般都是男性形象；而女性常常以“女神——爱和希望的化身”或“诱惑者”的身份出现。到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笔下，英雄被黏人的女人困住不能出海的故事中，我都找不到一丝一毫理由来认为道路对我来说，是开放的。在高中的時候，我看了《萨巴达万岁！》（Viva Zapata!）这一好莱坞版本的墨西哥革命。当萨巴达骑着马响应命运的召唤时，他的妻子抱着他的靴子，身子在沙尘里拖行，求萨巴达留在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能对自己承认说“比起留在家里当个贤妻良母，我对出海和干革命更有兴趣”，所以我只是暗暗发誓：我永远不要成为任何一个男人追求自由的障碍。
就连字典也把“冒险家”定义成“一个拥有、享受或寻求冒险的人”；而“女冒险家”则是“一个肆无忌惮、不择手段企图获取财富或社会地位的女人”。
当女人们旅行的时候，她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从真实世界中的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译者注：美国女性飞行员、女权主义者。到虚构的《末路狂花》（Thelmaand Louise）译者注：美国电影。讲述两位女人结伴进行公路旅行，因反抗性骚扰而杀人，随之开始逃亡的故事。。到今天，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一个女人要是独自离家而没有一个男性亲戚相伴，又或者没有男性监护人的手写许可就离开本国，她就很可能要受惩罚，甚至会以“让家族蒙羞”的理由被杀害。在沙特阿拉伯，女人仍然被禁止开车，就算是在紧急情况下开车去医院也不行——这可不是什么冒险吧。
就如同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解释以找寻自我为主题的小说中女性形象缺失的原因时说的，“这原因或许挺简单：如果你把一个女人送去做漫无边际的夜间探险，比起一个男人来说，不仅会更快出事，而且会死得更惨。” 讽刺之处在于，多亏了分子考古学——它其中有对古代DNA的研究，以追踪在时间长河里的人类动态——我们这才知道其实男人在家待得多，而女人才是行者。以大洲之间的移民率来说，女性是男性的八倍。
可是，这样的旅途大部分是处在父权制、随夫居的文化中非自我选择的单程迁移。也就是说，女人受控于男人，并且嫁入夫家，住在丈夫的家庭里。而在随妻居的文化中，男人嫁入他们妻子的家庭——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还是这样做——可他们却拥有平等地位。
面对着那些给予女性旅行者的可怕而又经常很准确的警告，现代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个最基本、底层的问题：这是相对什么而言的？
无论是印度的嫁妆谋杀译者注：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有的夫家会以残害新娘的方式以要挟获得更高的嫁妆。、埃及的荣誉谋杀，或者美国的家庭暴力，数据都显示女人最可能在家或被她们认识的男人殴打和杀害。从数据而言，家庭对于女人来说，比道路更危险。
可能对女人来说，最具革命意义的举动就是一个自我起愿的旅行吧——并且当她回家时，她是受到欢迎的。
你将会看到，这本书不是关于一个，甚至几个旅途的故事，而是关于数十年的离家向外的出走。或许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现代游牧者的故事。
除了水平上横跨这个国家的旅行，你更会在书中找到另外两种旅行：北美大陆的历史之旅和游走在许许多多不同的人、地之间的文化之旅。
因为这本书是关于故事的，所以我希望这里的一些故事会引导你去讲述你自己的故事，也让你迷上聆听他人这件具有革命意义的行动。
我希望我能模仿那至少在一千年以前相互通信的中国女人。因为她们当时被禁止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去上学，于是她们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叫做女书——可是对秘密地私自创造语言的惩罚，却是死亡。她们给对方写了充满友谊的秘密书信、诗词，相当有意识地抗议了她们生命和生活中的种种限制。她们当中的一个写道，“男人敢离家，勇敢地在外生活。可是我们女人跟他们一样有勇气。我们可以创造一种他们不懂的语言。”
这些通信对她们来说如此珍贵，以至于有的女人带着她们充满友谊的书信一同下葬，所幸这些得以保存下来，让我们看到她们在每一页的中间写下细细的纵列，留下宽宽的边缘，以让通信的对方有空间加上她的言语。
如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Le Guin）所写，“有过不使用车轮的伟大社会，可是却从没有过不流传故事的社会。”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在每一页中，为你的故事，留下开阔的空间。
《出版人周刊》《时尚芭莎》《圣路易斯邮报》等提名本书为“年度最佳图书”贝尔·胡克斯、詹姆斯-帕特森、简一方达、黛安·冯·芙丝汀宝……胜赞不已。
《人物》《纽约时报》《波±顿环球报》《卫报》《英国独立报》《观察家报》《今日美国》《经济学人》《科克斯书评》《出版人周刊》……争相报道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编著的《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介绍了，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活得就是个传奇。她是冰心和宋美龄的校友，她与爱丽丝·沃克和贝尔·胡克斯并肩奋斗；她66岁结婚，成为“蝙蝠侠”克里斯蒂安·贝尔的继母；她是《老友记》女主角詹妮弗·安妮斯顿心目中最性感的偶像；她为写一篇报道而去《花花公子》做卧底兔女郎；她为美国多位总统的选战奔波……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编著的《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既讲述了女权运动先锋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令人感动而且有趣的成长故事，也也讲述了一场革命性的、追求平等的运动的发展。
格洛丽亚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全家踏上旅途，从她在印度女性当中的社会运动经历，到她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名记者；从那旋风一般的政治选战，到建立起《女士》杂志；从历史性的1977年全国妇女大会到她在印第安领地的旅行，再到在各地揭露曾被蓄意遮掩的“秘密”……这场一辈子的旅行让格洛丽亚有机会聆听、与人们建立起深刻的连接，还有作为社会运动的一分子来改变世界。
格洛丽亚在这本发人深省的书中提醒我们：拥有一种思维开放、善于观察和“在路上”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改变学习的方式、做事的方式，还有理解彼此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