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于连·索莱尔的追求、奋斗和失败，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出身平民的青年于连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巨大野心，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并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及两次爱情经历的描写，揭示了复辟王朝时期的波澜的阶级大博斗，反映了政治黑暗、教会腐败，贵族反动和资产阶级利欲熏心的广阔生活画面。于连的两次爱情动机都是以爱情占有为出发点最终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通过于连这个文学形象，一方面描述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情绪；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个出现于社会剧烈变革中的个人野心家的艺术形象，美化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小说的结构严谨匀称，语言简洁流畅，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与环境紧密相连，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的瞬间变化，以此来突出人的个性特征，这是本书最大的艺术特点。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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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弗朗什—孔泰最美丽的小城应算维里埃了。一幢幢白墙、红瓦、尖顶的房子，坐落在一座小山的侧坡上。茁壮的栗树层层叠叠，勾勒出了小山蜿蜒曲折的轮廓。静静的杜河在数百步以外的城墙下流淌着。西班牙人建造的城墙，现在已是惨不忍睹。维里埃北面是高山，那是汝拉山脉的支脉。十月，破碎的威拉峰顶便已被雪覆盖，来自山顶的一股激流，穿过维里埃汇入杜河，流水使许多的木锯转动起来。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工业，小城的居民更像乡民，多数家庭的生活于是有了几分安逸。可是，使小城富裕起来的并非锯木业，他们靠的是生产一种被称为米鲁兹花布的印花布。拿破仑下台后，维里埃差不多家家都把房屋的门面重新修过。一进城，行人就会被一台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弄得头昏脑涨。二十个沉重的铁锤，全凭一只由急促的水流带动的轮子，升起，落下，震得路面直发抖。

不清楚一个铁锤一天能生产几千枚铁钉。起落之间灵巧美丽的姑娘把小铁块送到大铁锤下面，铁块立刻变成了钉子。看起来这样笨重的劳动，却让第一次进人法国和瑞士之间这片山区的游人啧啧称奇。如果来到维里埃的旅人问起大街上震得头昏脑涨的行人，谁是那座漂亮的制钉厂的厂主，有人就会拉长着声音说：“那个呀，市长先生呗！”维里埃大街从杜河岸一直延伸到山顶。旅人只要稍一停留，大都会碰到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色匆匆，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行人只要看见他，都立刻脱帽致意，这位多枚骑：上=勋章的获得者身着一套灰色的衣服，头发已花白，大脑门，鹰钩鼻，五官还称得上比较端正。冷眼一看，人们甚至还会觉得这张脸兼有小城市长的庄重和尚存于四十八岁至五十岁男人身}二的那种魅力。

可是，巴黎来的旅人转眼间便会感到不高兴，因为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态中还夹带着一种不易言表的狭隘和创造力的匮乏。旅人最终会认识到，这个人的才干仅止于让欠账的人如期偿还，可如果是他欠了账，却要拖得不能再拖。这就是维里埃的市长德·莱纳先生。他庄重地走着，穿过大街，进入市政厅，在旅人的眼前消失了。

如果这位旅人再向前逛上一百步，会看到一座外观精美的房子，还有一座美丽的花园由一道铁栅栏与之相连。远处是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线天际，错落有致，赏心悦目，仿佛就是为了让人一饱眼福。这景色能使旅人忘却那斤斤计较的铜臭气。听人说，这房子刚刚竣工，主人是德·莱纳先生。这所方石砌成的漂亮住宅正是维里埃市长靠他那座大制钉厂赚来的。

据说他祖上是西班牙人，家族古老，好像在路易十四征服此地之前就已在此居住。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就不愿再做工厂主了，他成为了维里埃的市长。

市长先生的美丽花园有好多层，一直延伸到杜河岸边，每层都有护墙，这也是对德·莱纳先生在铁器生意中的精明而给予的酬报。在法国，您很难看见德国的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附近那种精致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越是砌墙，在地基上堆起一层层的石头，就越受到邻人的尊敬。

德·莱纳先生的花园里便是高墙纵横，特别是里面的几块圈进来的地，是他花了很多的钱才买下的，这花园就更加让人称道了。

就拿那个锯木厂来说，它在杜河岸边的特殊位置，一进城就会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屋顶一块大木板上用极大的字写着“索莱尔”这个姓氏，在这块土地上，六年前还是锯木厂，现在却正在修建花园第四层平台的护墙。市长先生虽然傲慢，却不得不劳心费力地央求老索莱尔那个冷酷且顽固的农民，不得不付给他闪闪发光的金路易，才使他把工厂搬到别处。至于那条带动锯子转动的公共水流，则是他借助自己在巴黎的影响让它改了道。这也是在一八二几年选举之后获得的。

德·莱纳先生为了得到这块一顷的地，而把杜河下游五百步处的四顷地给了索莱尔。

虽然这块地的位置对他做木板生意十分有利，索老爹(自打他发了财，他就得到了这个称呼)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位邻居的急切和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

果然，这笔买卖遭到当地一些有识之士的质疑。四年以后的一个礼拜天，穿着市长礼服的德·莱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远远地看见老索莱尔被三个儿子围着，正对着他笑呢。这一笑才使市长先生恍然大悟，他从那以后就老是想，他本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做成这笔交易的。在维里埃，要建造很多的护墙，才能得到公众的尊敬，关键是不要使用那些每年春天经由汝拉山口去往巴黎的泥瓦匠带来的意大利图纸，否则，这样一种革新将带给鲁莽的造墙者别出心裁的坏名声，永远摆脱不了。他在那些明智而沉稳的人眼中也就身败名裂了，因为在弗朗什—孔泰，这些精明的人在当地实施着最令人讨厌的专制；正因如此，那些曾生活在民主气氛中的巴黎人觉得，小城市里的日子实在无法忍受。

舆论的霸道，况且这是怎样一种舆论啊？不管在法国，还是在美国，同样有这样愚蠢的小城市。

一条公共散步道，需要一堵巨大的挡土墙，就在杜河水向上一百尺处。就德·莱纳先生的名声而言，这的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散步道地理位置极佳，在此可以看到法国最秀美的景色。

不过，每当春季来临，雨水一冲，路面就沟壑交错，坑洼遍地，难以涉足，让人感到不便，德-莱纳先生就借机修了一堵二百多尺长、二十尺高的墙，要不是这样他的政绩是不够名垂青史的。为了这堵墙，德·莱纳先生不得不三去巴黎，因为前任内务部长自认为是维里埃的散步道的死对头。而今这堵墙已经建起，离地四尺高，好像是向一切现任和前任的部长们示威似的，现在有人正在往上装方石板。有多少次，我靠着美丽的蓝灰色巨大石块，回想着昨夜的巴黎舞会，眼睛眺望着杜河谷地。远处，左岸是五六条曲折蜿蜒的山谷，谷底的小溪呈现在眼前，一路奔泻跳跃，汇入杜河。

山里的太阳很毒，正午时分，游客可在这方平台上享受悬铃木婆娑的枝叶的阴凉，任遐想驰骋。这些树生长迅速，美丽的绿色微含蓝意，这都多亏了市长先生。他命人把巨大的挡土墙后面填上新土，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硬是把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我是自由党人，这件事我还是很赞同他)，因此，他和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先生都认为，这个平台并不比圣日尔曼一昂一莱的平台逊色。沿途十五或二十块大理石板上可见散步道的正式名称——忠诚大道，德·莱纳先生因此获得一枚十字勋章。唯有一件事我要指责这条忠诚大道，那就是市政当局让人修剪乃至剃秃这些茁壮的悬铃木的野蛮做法。

这些树脑袋低而圆，圆而平，活像园子里最普通的蔬菜，不如英国花园里常见的那种高雅大方的外形。然而市长先生的意志不容违抗，所有隶属于市政府的那些树每年都要遭受两次残害。当地的自由党人宣称(当然有些夸张)，自从马斯隆副本堂神甫养成了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恶习之后，市政府的园丁就更加无情了。

这位教士很年轻，几年前从贝藏松被派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有一位曾在意大利打过仗的外科老军医，退伍后来到了，维里埃。据市长先生说，他生前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次居然敢当面埋怨剪树这种行为是对美丽施行的周期性残害。

“我很喜欢阴凉。”德·莱纳先生回答说，语气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意思，但对一个身为荣誉团骑士的外科医生说话还就得这样才合适。“我喜欢阴凉，为了有更多的阴凉，我才让人修剪我的树，一棵树若不能像有用的核桃树那样带来效益，我不知道为什么种植它。”在维里埃，“带来效益”是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是这个词就足以代表四分之三居民的思想。在这座您认为美丽的小城里，带来收益，才是决定一切的大道理。P2-5

司汤达(1783—1842)，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本名亨利·贝尔，1783年1月23日出生于法国格勒布尔城。七岁丧母，从小受外祖父影响，很早便阅读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年轻时曾加入拿破仑军队，先后随拿破仑南征北战。波旁王朝复辟后被扫地出门，在意大利旅居七年，开始从事写作，完成了《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意大利绘画史》等作品。1822年，匿名为英国报刊撰写巴黎的通讯报道，这些文章在他死后集成《英国通讯集》。1823—1825年，他发表了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最先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此后创作了一系列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红与白》、《巴马修道院》，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司汤达善于从政治角度分析现实，其作品深刻地描写了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和神圣同盟统治下的欧洲的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叙述了主人公于连·索莱尔的追求、奋斗和失败，反映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命运。出身平民的青年于连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毅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巨大野心，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奋斗。正当他自以为踏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并得到了超越阶级的爱情之时，社会却无情地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红与黑》的创作冲动来源于一桩情杀案。1827年12月的《司法公报》刊登了贝尔德事件，讲述了神学院学生安托尼·贝尔德担任家庭教师时，同他的女主人秘密相爱，最后在妒忌和绝望的冲动下竟向她开了两枪。司汤达根据这一案件并参考其他有关的社会新闻，写成了这部反映法国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上层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著作。

《红与黑》的发表，确立了司汤达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小说原名《于连》，1830年5月，在校印期间改名为富有象征意义的《红与黑》，但对“红与黑”的含义，解释各不相同。有人认为“红”指拿破仑战争的英雄时代，“黑”指卑鄙、可耻的复辟王朝统治时代；有人认为“红”象征于连炽热的心灵和他那像火一样旺盛的精力，“黑”象征复辟王朝的黑暗、伪善。“一百个读者心目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红”与“黑”到底象征什么，读者读完小说后自有自己的理解。

小说以其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深刻的心理描写以及对现实生活栩栩如生的描绘在艺术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是于连·索莱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给大多数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全书围绕着他的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刻画，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