倦鸟总归要落到一棵树上。也在这时，我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梳理记忆是一件复杂而不容易的事，我深知这一点，也多次遭受失败。我一直在寻找故事的起点，这与最早成型的记忆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石镇与水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脉于青云山的琴河主体落在石镇，并由此于清末时期形成了一个码头。沿琴河东去六十公里即入长江，小巧古拙的水市便坐落在江的北岸。此刻，我已站在三岔路口。我的前方十八公里处就是水市，但我需要右拐上路。这路的尽头是我的故乡石镇。我在路边做了小解，又点上了香烟。一个路边加油站的姑娘在向我招手，希望我能做她一笔生意。我走过去，我说我不需要加油。因为抽烟，我没有进去。我同她隔着窗户说话。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石镇。她摇摇头，说石镇的司机她都认识，她猜我大概是外地来的采购员。我就用石镇的方言同她交谈，这回她似乎是相信了。接着她就对我道出了一件事：你晓得么，县政府要搬迁了，新县城不再落在石镇。
政府的搬迁我毫无兴趣，我担心的是，这一举措会改变石镇的某些方面。对于像我这样有怀旧倾向的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寻不见昔日的踪迹。而且我畏惧“搬迁”这个词语。
车继续西行。在这以后几十分钟的驾驶中，我的心情逐渐变得恶劣。不久，车到了琴河大桥，感觉突然向右倾斜了。我停住车，果然是坏了一个轮胎。那时候已是凌晨四点，桥上没有一个人。我烦躁地换着轮胎，听着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鸡鸣。汛期已过，琴河却还在涨水，微弱的天光下河流是黝黯的，像犁过的土。河水沉吟着自桥下通过，东方也露出了一线浅白。后来，我又看见了一只大鸟的身影，它仿佛是在追逐这条河。我的故事便在这一时刻找到了开头。
——1997年10月8日
雨是在傍晚时下起的。
少年那时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中。他看见了飞机五次自头顶上掠过，他也抢到了一大包传单。虽然他看不懂这个号外，但他非常热情地把它们分发给街上的大人。这件事让他得意扬扬，他感到自己长大了，很了不起。然后他去了人民饭店，向一个戴眼镜的瘸子要了一张蜡纸和一块钢板、一支铁笔。我要把传单刻出来、印出来，他说，发给我的同学。瘸子是少年的语文老师，姓马，河北人，他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嗓门洪亮。少年也是马老师最为钟爱的学生，如果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右派，他会让孩子当班长。他从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在革命没有到来的那几年，少年时常去老师的宿舍，听他拉手风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外国歌。有一回，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圆镜，让少年看背面的一个女人。她漂亮吗？老师问道。少年点点头，问：是你老婆？老师笑而不答，又拉起了手风琴。现在革命来了，马老师由四(1)班的班主任成为石镇A派的宣传委员，背着手风琴住进了人民饭店。他多才多艺，凡是来自中央的精神，都是由他亲自播音。他还会用嘴模仿戒严的警报。（P6-7)
潘军，男，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当代有名作家、剧作家、影视导演，闲时习画，现居北京。主要文学作品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蓝》《红》三部曲)、《死刑报告》以及《潘军小说文本》(六卷)、《潘军作品》(三卷)、《潘军文集》(十卷)等。作品曾多次获奖，并被译介为多种文字。话剧作品有：《地下》、《合同婚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哈尔滨话剧院、美国华盛顿特区黄河话剧团复演，并被翻译成意大利文于米兰靠前戏剧节公演)、《霸王歌行》(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多部作品先后赴日本、韩国、俄罗斯、埃及、以色列等国演出，多次获得奖项。自编自导的长篇电视剧存《五号特工组》《海狼行动》《惊天阴谋》《粉墨》《虎口拔牙》等。
《独白与手势·白》初版后记
这部书最初想写它的时间是1993年夏天，其时我在海口。我的小说写作，一般都是源于叙事形式的冲动，尤其是长篇。我需要首先找到一种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换句话说，我是因为怎么写的激动才会产生写什么的欲望的。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仍是一个较朦胧的想法，我无法腾出一大块完整的时间来写这部不短的东西，况且还将涉及大量的图画部分。我知道我要写的可能是一部有趣的小说，但就叙事而言，又无疑是一次冒险。于是就这么搁下了，一搁就是五年。直到1997年2月，我重返海口拍摄《大陆人》，脑中才又泛起要写这本书的念头，并且我已有了书名：“独白与手势”。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拍摄《对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海虹女士向我组稿。我便谈了这本书的设想，她立刻就有了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我尽早完成它。这样，在《对话》做后期的时候，我于一个雨天的后半夜开始写《独白与手势》的第一个句子。但在完成五万字之后，我感到我要写的还不是一本书，而是三本。我想等这三本书写完，这个世纪也就过去了，算是一个交代吧。
《独白与手势》第一部《白》，由《作家》杂志1999年7—12期连载发表。这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期刊发表长篇尚属首次，我感谢主编宗仁发先生对它的钟爱与支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这本书予以重视，责编刘海虹女士和负责审定此稿的高贤均先生，从一开始就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们的关心令我难忘。
我事先没有料到，本书的图画部分要耗去我绝不亚于写字的气力。我需要拍大量的照片，还需要画出一些。因为我的劳动不是为这本书寻找几幅插图，我要寻找的是构成小说叙事的另一个层面。
现在，我刚写完《独白与手势》的第二部《蓝》，还将继续第三部《红》的写作。我写得还算轻松，但也很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和书中的那个男人一样忍受着持久的心灵磨难，尽管这不是回忆录。我不免生出几分惶恐，好像这种真切的体验会惹出意外的麻烦。这让我想起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一个著名短篇《印第安人营地》。临盆的产妇经过长时间的挣扎活了下来，而她的丈夫却因无法忍受死亡气息的折磨，割断喉管自行解脱了。于是年幼的尼克问父亲：死难不难？
他父亲说：死是很容易的。
潘军
1999年8月16日北京
秋天里回合肥，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安徽文艺出版社社长朱寒冬先生建议我，将过去的小说重新整理结集，放进“作家典藏”系列。作为一个安徽本土作家，在家乡出书，自然是一件幸福的事。况且他们出版的“作家典藏”系列，从已经出版的几套看，反响很好，看上去是那样的精致美观。我欣然答应。这也是我在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一次出书，有种迟来的荣誉感。寒冬是我的校友，社里很多风华正茂的编辑与我女儿潘萌也是朋友，大家一起欢悦地谈着这套书的策划，感觉就是一次惬意的秋日下午茶。这套书，计划收入长篇小说《风》，《独白与手势》之《白》《蓝》《红》三部曲和《死刑报告》；另外，再编入两册中短篇小说集，共七卷。这当然不是我小说的全部，却是我主要的小说作品。像长篇小说处女作《日晕》以及若干中短篇，这次都没有选入。向读者展现自己还算满意的小说，是这套自选集的编辑思路。
每一次结集，如同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当年的写作现场——过去艰辛写作的情景宛若目下，五味杂陈。从1982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起，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是我人生最好的时光，作为一个写作人，让我感到最大不安的，是自觉没有写出十分满意的作品。然而重新翻检这些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份意外的满足——毕竟，我在字里行间遇见了曾经年轻的自己。
不同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习惯将我划归为“先锋派”作家。国外的一些研究者，也沿用了这一说法。2008年3月，我在北京接待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计划”采访我的日本中央大学饭冢容教授，他向我提问：作为一个“先锋派”作家，如何看待“先锋派”？我如是回答：“先锋派”这一称谓，是批评家们做学问的一种归纳，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出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在小说形式上的探索与创新，尽管这些创新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某些流派作家的影响，但“先锋派”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的范式。这些小说在当时也被称作“新潮小说”。批评家唐先田认为，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白色沙龙》，是我小说创作的分水岭，由此“跳出了前辈作家和当代作家的圈子”而出现了“新的转机，透出了令人欣喜的神韵和灵气”。这一观点后来被普遍引用。像《南方的情绪》《蓝堡》《流动的沙滩》等小说，都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探索是显而易见的，带有实验性质，而长篇小说《风》，则是我第一次把中短篇小说园地里的实验，带进了长篇小说领域。它的叙事由三个层面组成，即“历史回忆”“作家想象”和“作家手记”。回忆是断简残篇，想象是主观缝缀，手记是弦外之音。批评家吴义勤有文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潘军在中国新潮小说的发展中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而长篇小说《风》更以其独特的文体方式和成功的艺术探索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中占一席之地。”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小说的创作就是对形式的发现和确定。如果说小说家的任务是讲一个好故事，那么，好的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讲好一个故事。“写什么”固然重要，但我更看重“怎么写”。这一立场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在我看来，小说在成为一门艺术之后，小说家和艺术家的职责以及为履行这份职责所面临的困难也完全一致，这便是表达的艰难。他们都需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特殊的形式，作为表达的手段，并以这种合适的形式与读者建立联系。对于小说家，小说的叙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叙事是判断一部小说、一个小说家真伪优劣的尺度。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质。
与其他作家不同，我写小说首先必须确定一个最为贴切的叙述方式，如同为脚找一双舒服的鞋子。而在实际的写作中，又往往依赖于自己的即兴状态，没有所谓的腹稿。在我这里的每一次写作，不是作家在领导小说，依照提纲按部就班，更多的时候是小说在领导作家，随着叙事的惯性前行——写作就是未知不断显现的过程。《风》脱胎于我的一部未完成的中篇小说《罐子窑》，我认为《罐子窑》的结构与意识，应该是一个长篇，于是就废弃了；长篇小说《死刑报告》最初写了三万字，觉得不是我需要的叙事方式，也废弃了；《重瞳——霸王自叙》则有过三次不同样式的开篇，直到找到“我讲的自然是我的故事，我叫项羽”才一气呵成。等到了长篇三部曲《独白与手势》，我开始尝试把图画引入文字，让这些图画变成小说叙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文字和绘画，构成了一个复合文本。《死刑报告》后来决定把与故事看似不相干的“辛普森案件”并行写入，使其形成
……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作为小说家的工作并未就此结束，只是暂告一段落。十年间我自编自导了一堆电视剧。这看起来是件很无聊的事情，但对我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热身，接下来我会去做自己喜欢的电影。由作家转为导演，本就是圆自己一个梦，企图证明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野心。我要拍的，不是所谓的作家电影，而是良心电影。这样的电影之于我依然是写作，依然是发自内心的表达。但是，这样的电影不仅难以挣钱，也许还会犯忌，所以今天的一些投资人早就对此没有兴趣了，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他们只想挣钱，至于颜面，是大可以忽视的。更何况，要脸的事有时候又恰恰与风险结伴而行。
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的兴趣自然又一次发生了转移——专事书画。写作、编导、书画，是我的人生三部曲。近两年我主要就是自娱自乐地写写画画。其实，在我成为一个作家之前，就是学画的，完全自学，但自觉不俗。我曾经说过，六十岁之前舞文，之后弄墨。今天是我的生日，眼看着就奔六了，我得“hold(稳)住”。书画最大的快乐是拥有完全的独立性，不需要合作，不需要审查，更不需要看谁的脸色。上下五千年，中国的书画至今发达，究其原因，这是根本。因此，这次朱寒冬社长提议，在每卷作品里用我自己的绘画作为插图。其实，在严格意义上，这算不上插图，倒更像是一种装饰。但做这项工作时，我意外发现，过去的有些画之于这套书，好像还真是有一些关联。比如在《风》中插入《桃李春风一杯酒》《高山流水》《人面桃花》以及戏曲人物画《三岔口》，会让人想到小说中叶家兄弟之间那种特殊的复杂性；在《死刑报告》里插入《苏三起解》《乌盆记》《野猪林》等戏曲人物画以及萧瑟的秋景，或许是暗示着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刑罚观念与死刑的冷酷；在《重瞳》之后插入戏曲人物画《霸王别姬》和《至今思项羽》，无疑是对西楚霸王的一次深切缅怀。如此这些都是巧合，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缘分，这些画给这套书增加了色彩，值得纪念。
书画最大限度地支持着我的自由散漫，供我把闲云野鹤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书画是我最后的精神家园。今年夏天，我在故乡安庆购置了一处房产，位于长江北岸，我开始向往叶落归根了。我想象着在未来的日子里，每天在这里读书写作，又时常在这里和朋友喝茶、聊天、打麻将。我可以尽情地写字作画，偶尔去露台上活动一下身体，吹吹风，眺望江上过往帆樯，那是多么的心旷神怡！然而自古就是安身容易立命艰难。我相信，那一刻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电脑里尚有几部没有写完的小说，以及计划中要拍的电影，也不免会一声叹息。我在等待，还是期待？不知道。
是为序。
潘军
2016年11月28日于北京寓所
潘军著的《独白与手势(白)(精)/潘军小说典藏》为当代原创长篇小说，系作家潘军独白与手势三部曲的第一部，呈现了主人公童年到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小说中现实与回忆两条线索穿插呈现，讲述了主人公童年的小镇生活，在知青生活中萌生的美好初恋以及与结发妻子李佳十年的婚姻经历。小说采取图文融合的形式讲述故事，图画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另一个层面，对小说的创作形式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在潘军著的《独白与手势(白)(精)/潘军小说典藏》中，作者和书中的那个男人一样忍受着持久的心灵磨难，尽管这不是回忆录。也不免生出几分惶恐，好像这种真切的体验会惹出意外的麻烦。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男人三十年的情感心路历程，以及这个人在这三十年里的心灵磨难与煎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