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幽默诙谐、充满魅力、仪表整洁、双目炯炯、风采出众。他会在凌晨三四点钟打电话给你，介绍他的新思路，却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他的名字是伯纳德·B·布罗迪（Bernard B.Brodie），但大家都叫他史蒂夫（Steve）。

罗伯特·卡尼格尔编著的《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关注的是现代科学中的师承关系链及其影响。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智慧、趣味、竞争和创新的奇妙的科研王朝，展现了一个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科学家群体构筑的世界，他们通过半个多世纪来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内的突破性贡献，赢得了拉斯克奖及诺贝尔奖。

《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关注的是现代科学中的师承关系链及其影响。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在书中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智慧、趣味、竞争和创新的奇妙的科研王朝，展现了一个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科学家群体构筑的世界，他们通过半个多世纪来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内的突破性贡献，赢得了拉斯克奖及诺贝尔奖。

作者无比精彩地捕捉到那些工作上优秀的心灵和爆炸性人物的戏剧性表演——布罗迪和阿克塞尔罗德发现一种新奇的药品泰诺，斯奈德和珀特破解了大脑的化学秘密，等等。《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不仅让我们看到观念的争执、实验的成败、对事业与关系的考验、学术荣誉的得失，而且让我们近观所有那些科学实践之中的深刻人性，领略那些令人难忘的探索者的经历和事业。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诺贝尔奖得主

第二章 战时紧急任务

第三章 史蒂夫·布罗迪，甲基橙及新药理学

第四章 布罗迪和阿克塞尔罗德：“让我们大胆地试一下”

第五章 3号楼：“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召唤”

第六章 分道扬镳

第七章 朱利叶实验室

第八章 黄金时代

第九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第十章 阿片受体：“疯起来，去研究它”

第十一章 拉斯克奖风波

第十二章 师承链

第十三章 1985年

第十四章 尾声：1993年

再版后记

汤姆·肯尼迪向香农作了抱怨。香农二话不说，马上打电话给一个陆军高级军官，并驱车直奔格林黑文医院。

汤姆·肯尼迪回忆这段故事时眼睛一亮，“他大步流星走进那家伙的办公室，把脚翘在他的办公桌上，说： ‘我刚给沃尔顿（Walton）将军通过电话，他说……’他给对方造成的印象是，如果他不按规矩办，那就吃不了兜着走。很不错，后来一切都顺利多了。”

令人惊叹的是，时局发展如此顺利——或至少如此之快。到1943年春天，当麦克阿瑟（MacArthur）上将准备让南太平洋的部队采取“蛙跳”战术攻击日本人时，布罗迪和乌登弗兰德已解开阿的平的秘密，使它成了一种强效抗疟药。

回想一下，蚊子并不直接引起疟疾，而是将寄生物传染给寄主。这些寄生物——几种疟原虫——在寄主的红细胞中繁殖，有时达到每立方毫米50万个。当红细胞破裂时，碎片和疟原虫将充斥于血液系统，这时机体做出的反应是发高烧。如染上一种特定的恶性疟原虫引起的疟疾，血中的寄生物竟会堵塞大脑血管，从而引起死亡。

为起到治病效果，抗疟药必须打乱寄生物的生命周期。为此，它必须接近寄生物，也就是要进入血液。布罗迪和乌登弗兰德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找到一个办法测定血中的药物含量。

测定纯阿的平没有什么困难：在适当波长的光线照射下，阿的平和其他许多有机的、含碳的化合物一样，会发出荧光；就是说受到入射光的激发时，它本身也会发光。它发出的光在电磁波谱上属于紫外线，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可用实验室的标准设备——荧光计来测量它。而且荧光的强度与化合物的浓度是成比例的，这一点很重要。因此可先用一点儿淡水使荧光计归零，然后用已知的样本进行校准，即可直接测定药物浓度。

但如果手头没有纯阿的平的样本怎么办？当然，可以用基本上标准的化学方法从血浆中分离出阿的平。另一个显然不太常见的办法是，把它与它的代谢物区别开。从典型意义上讲，人服下的药物不会保持其原来形式。它一部分或全部会被代谢，或从化学意义上讲被人体变成了另一种形式。但怎么知道你是在测量阿的平，、而不是在测量它的化学上类似的表兄呢？

布罗迪注意到，阿的平一类化学上里碱性的药物的代谢物常比原药物更具极性。这是关键性的发现（极性分子在电荷上是不均衡的，它的两端必有一端伸出一个“量”更多一些的电荷）。他想到，能否利用这一差异呢？

极性物质会在其他极性物质中充分溶解。通过溶液中物质的密切接触，似乎解除了双方的电荷不均衡状态。例如，水是高度极性物质，极性分子会很容易溶于水中。另一方面，极性不高的分子不溶于水，但能很好地与非极性液体，如有机溶剂二氯乙烯及苯溶合。

布罗迪推测，由于阿的平的极性低于其代谢物，有可能因其不易溶于水，而将两者分开。也许阿的平可以被低极性液体析出，而其代谢物则留在水溶液中。

当时下了不少功夫去优化基本的技术，如选择适当溶剂、为提取过程的各化学步骤确定理想温度及酸度，以及解决出现的麻烦等。布罗迪和乌登弗兰德采用这一基本战略成功地完成了研究。在可以纯净地分离出这种药物后，通过荧光计来测量它，确定它的浓度就比较容易了。

《生物流体和组织中阿的平的测定》这篇论文发表于1943年的《生物化学学报》上，但他们两人在1942年冬天就完成了相关方法的研究。如布罗迪几年后所说，可以合理地说，他们研究的阿的平测定方法“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意味着香农的科研班子不必再在黑暗中摸索。他们现在可以轻松地跟踪测定病人服下的阿的平的浓度。而且新技术不仅适用于血浆，亦适用于尿、粪及任何机体组织。新技术既适用于人，亦适用于实验动物。

事实上，在用狗做实验时，产生了可能是最惊人和最有意义的发现。先给狗静脉注射10毫克阿的平。4小时后解剖，检测血浆及不同机体组织中的药物浓度。结果发现肌肉纤维中的药物浓度比血浆高200倍，而肝中的浓度比血浆高2 000倍。

机体组织似乎吸收了阿的平。血液中如有足够的阿的平，才会有较好的疗效，但血中却没有留下多少阿的平。如按当时规定剂量给人注射阿的平，则它将主要集中于肌肉和肝等组织中。血液中的含量只会慢慢上升到每升30微克的水平，这时才足以杀死疟原虫寄生物。怪不得按当时的规定剂量给药，很久才会见效。

答案是明显的。正常剂量增加一或二倍，会很快杀死寄生物，但对士兵的副作用将加剧到不可忍受的地步。然而可以在疗程的第一天，开出大剂量的“着陆剂量”，以后每日给服较小剂量，以保持血中已达到的药物浓度。这样可使人体组织中的药物含量立刻达到饱和，后来摄入的药物会直接进入血液。

他们就这么干了，一切都成功了。到1943年春天，已解决了这个难题，制定了新的剂量表。如布罗迪后来写到，到1944年1月，“疟疾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战术或战略问题。”

布罗迪一次曾写信给香农，“与您在戈尔德沃特纪念医院共同参与疟疾项目，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人激动的阶段之一。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

那也是其他一些东西的开始。布罗迪和他在戈尔德沃特医院的同事已对D楼地下室空气中的一种东西着了迷——一种狂热，一种紧急和激动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不那么令人振奋的科学根本算不上科学。他们将把在戈尔德沃特医院达到的科研高水准传给以后的同事和部下。香农在戈尔德沃特医院培育了沃土，种子已经发芽，并将抽枝长叶，茁壮生长，而且还会伸出卷须，几年后就会到处扎根，伸展到几英里之外。

战争开始时，布罗迪尚名气不大，战争结束时，他已是一位科学明星。戈尔德沃特医院的战时紧急研究使他精神抖擞。他信心十足，脑子里有无数的思路，他已准备向世界推出主要由自己创立的新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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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幽默诙谐、充满魅力、仪表整洁、双目炯炯、风采出众。他会在凌晨三四点钟打电话给你，介绍他的新思路，却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他的名字是伯纳德·B·布罗迪（Bernard B.Brodie），但大家都叫他史蒂夫（Steve）。

据传在1886年，纽约一位23岁的酒吧老板为200美元打赌，曾从布鲁克林桥上跳人东河。但他并没死，而且拿到了这笔钱。他的名字叫史蒂夫·布罗迪。从此就产生了一个短语：“做一回布罗迪”，意为做一次危险表演或冒险打赌。

60年之后，当伯纳德·布罗迪博士在纽约戈尔德沃特纪念医院主持自己的实验室，并且成绩卓著之时，他也获得了在科研上敢于冒险的声誉。他常说：“让我们大胆地试一下。”他用这句话表示要做一个成功机会不大，但一旦成功就会引起轰动的实验。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人们开始称他为“史蒂夫”，形容他与1886年那个跳河的人十分相似，这个外号也就一直粘上了他。

当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Julius Axelrod）在布罗迪的实验室当技师时，他总听到这句话：“让我们大胆地试一下。”后来他与布罗迪闹崩了，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并且声名远扬。再后来，他的学生们又把他从导师布罗迪那里学到的东西学到手。

多年之后，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中心一位年轻的生物化学教授，曾谈论他不久前在首席科学家坎达丝·珀特（Candace Pert）手下当研究生及工作时的情景：“她总是愿意在科研上冒险，”他说，“那就是她的风格。”

但那并不仅仅是她的风格。那既是她的风格，也是她导师的风格……一直可追溯到史蒂夫·布罗迪。珀特曾在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Snyder）的实验室受过培养，斯奈德曾是“朱利叶斯的男孩”之一，而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曾在布罗迪手下学习。

传统的师徒关系仍在科学的某些领域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关系常常是充满热情的：双方会投入狂热的日常工作，每天工作时间会很长，并将分享实验成功的喜悦，或是失败的沮丧。通过这种关系，学生按导师的方式得到培养，学生带着自己的一种看法、一类风格、一种口味，或只是一种对成为“好的科学”的内心感受而离去。通过这种关系，偏爱被认同，科研事业得以发展，某一学科门类的统治得以延伸。但通过这种关系，有时也会引发愤慨，乃至终生的怨恨。

人们一般以为科学主要是靠个人单枪匹马搞研究，冷冷地游离于人际交往的火热激情之外。在1969年首次遇到“真正”科学家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一年，我与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生物学研究生成了好朋友。

我的这位朋友伊莎贝尔（Isabelle）所描绘的她在实验室中的经历，根本不仅仅局限于实验、论文和数据。她的博士生导师是冯·埃伦施泰因（vorl Ehrenstein）教授。而这位教授的实验室，据伊莎贝尔讲，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有明确的特点和气氛。在这个紧密的、有限的小社会中，我听到并亲眼看到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友谊、竞争和愤怒、对诺贝尔奖的野心、实验室中的朋友聚会及绯闻、实验做到一半时狼吞虎咽比萨饼、电泳室外的流言蜚语、争用设备与争先引起实验室主任的注意、年轻人的爱和无限热情，以及深深的、日益加重的愤怒。

这是我首次瞥见科学作为社会性的、具有深刻人性的活动。科学并不仅仅涉及思路、仪器、试管和实验室记录。它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就好比演员或战士，或者像任何其他群体一样，持续而亲密的接触一定会引发强烈的感情。  多年过去后，我在1981年开始研究一篇关于霍普金斯大学神经药理学家斯奈德的文章。他虽刚刚40岁，但已是具有国际声望的知名研究人员。我那时是首次采访他，但进行得并不顺利。我问及他的科学发现，他告诉了我。但我的问题没有激起火花。他彬彬有礼，用词准确，但语言拘谨，面无表情。我的采访进展不大。这时我想起……

在为采访做准备时，应该读一下报刊杂志上对受访者已有的相关报道，这是新闻学上的有益惯例，亦是明显的常识。此时坐在斯奈德在约翰斯·霍普金斯的那间舒适的办公室里，我突然想起前一天晚上阅读时不止一次遇到的情节：看来，斯奈德似乎是在阿克塞尔罗德（1970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的实验室开始走上科学家生涯的。随后，我不再追问他的科学成就，转而提了一个冒险的问题，“为阿克塞尔罗德博士工作是什么感觉？”

他的脸上突然充满喜悦，“啊，那非常令人激动！”他叹口气说。他的声音首次充满悦耳的色彩。“那真是妙极了。”他开始谈起两人20年前的共事时光。

采访中的这个转折是令人吃惊的，它挽救了这次访谈。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了解了一个远远超乎我想象的、宏大而又雄心勃勃的故事。

前一段时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刊》（我在过去5年常为其写文章）负责与我联系的编辑埃莉斯·汉考克（Elise Hancock）提出一个设想，即组织一篇文章，探索科学及学术中师承关系的作用。作为一个严肃的大学学刊，提出这种设想是很自然的，该刊一向追求《纽约客》杂志那种描写科学及学术课题的纪实性笔法。这个设想已开始得到学术界的注意，汉考克亦已开始收集有关资料。

但那只是一个设想，问题是，从新闻学角度该如何写这篇文章？

现在，在我采访过斯奈德之后，我发现可以向师承关系这个抽象概念注入生命力的方法。斯奈德曾受到阿克塞尔罗德的深刻影响，以致现在——近20年后——只要提到对方的名字，就会激起他热烈的回忆。这种方法有血有肉，与汉考克的设想十分吻合。她指派我来写这篇文章。

我前往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与阿克塞尔罗德在他的实验室商谈此事。年过七十的他满头银发、慈祥可亲，像一位亲爱的老伯。他向我谈了当年对斯奈德的印象。但很快，他也像斯奈德那样坦诚而热情地回忆往事，追述自己如何走进科学大门，以及另一位科学巨人伯纳德·B（史蒂夫）·布罗迪对他的影响。布罗迪直至10年前退休为止一直是世界最有名的药理学家之一。

我要写的文章内容如此丰富曲折，超过了我的最初想象。是的，斯奈德受到了阿克塞尔罗德的塑造。但阿克塞尔罗德的科研经历，现在看来，也由于一个类似的大人物的影响而变得光彩夺目。师承链到了阿克塞尔罗德这里并没有中止，它至少又上溯一代人，追溯到布罗迪。

后来，我了解了布罗迪是如何成为科学家的，以及他如何不仅影响了阿克塞尔罗德一人，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药理学家。这使他成为当今许多世界性师承链的关键一环。同样的评价，对阿克塞尔罗德及斯奈德也适用。他们两人都是知名的科学家。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繁衍了”一大批日后的知名科学家。确实，我后来得知，在顶尖科学家中，这种“遗传”之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影响之链已成了一种通则。

我还了解到，这些极具个人性质的关系并不是淡漠和缺乏感情的，相反，它们常常充满强烈的情感。我为了收集有关资料（先是为了给《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刊》写那篇文章，后是为了写作本书）在采访科学家时，总是碰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只要我一提对方导师的名字，对方马上就停止面无表情地背诵过去的情况。其声音或变得柔和，或语速加快，或因愤怒而提高，总之是充满感情。我发现，导师不是好就是坏，极少有中性的。

加夫里尔·帕斯特纳克（Gavril Pastermk）是位年轻的科学家。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在个人及专业上的发展全亏了导师斯奈德。“我今天的一切都归功于他。我试图完全赶上他，”他说，‘他在专业上是我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我把阿克塞尔罗德看成我的祖父。”

对自己的科学门第如此热衷和狂热的人，在斯奈德的实验室中是否还有呢？这些实验人员中午吃饭时在咖啡机旁，或在闪烁计数器旁等候数据时，是否就在谈这些事呢？

哦，是的，帕斯特纳克回答说：“我们那时一直对自己的师门宗谱极感兴趣。”

他们这样做有很充分的理由：与欧洲王室家族通过联姻结盟的外交手法一样，（科学家的）“宗谱”在他们的生涯中，起着中心作用。一个科学家的早期声誉，几乎一半取决于他在谁的实验室工作过——他是谁的科学后代，另一半则取决于他的科研发现。就像艺术及音乐一样，科学上的各学科亦有多个“学派”。这是一些科学“家族”，其所有成员都共有一个或几个像亚当那样的先祖。有一种说法认为，在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一半以上曾当过其他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生、博士后或助手。

从朱利叶斯·阿克塞尔罗德到所罗门·斯奈德的科学遗传关系，上可追溯到史蒂夫·布罗迪，下可延伸到坎达丝·珀特。在顶尖科学阶梯中，这种科学家的师承网络是十分典型的。这四位男女科学家肯定均属本领域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每人都曾作出过里程碑式的贡献，他们每人都赢得过无数奖项和荣誉。人们认为，他们每人都做出了达到诺贝尔奖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至少有三人得到过诺贝尔奖提名。其中一人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一涉及几代人的宗谱链，其每一环节都是下一环节的“师父”。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先当学生、徒弟、门生，然后成为这条链上下一位主人公的导师。每一位导师通过自身的经验、地位和榜样作用，对年轻的学生进行引导和影响，将自己的教训传授给对方，向对方逐步灌输对科研的把握能力，以及对成功的把握能力。

诺贝尔奖得主P·B·梅达沃（P.B.Medawar）在《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一文中写道：“任何科学家不论年纪多大，如想做出重要发现，就必须研究重要的问题。”但一个问题怎么才算“重要”？你遇上它时又怎么能认出它呢？要找出以上问题的答案，从书本上去找是没用的，就算直接把答案给你也没用。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更经常是通过榜样，在不经意之间传递的，通过知名科学家与门生多年密切共事的耳濡目染，通过喃喃讲出的题外话、咕咕囔囔的咒骂，通过一笑一蹙以及激动时的惊叹，而使门生心领神会。

这种师承关系链世间很多，本书讲述其中的一个。

《师从天才——一个科学王朝的崛起》（Apprentice ro Genius：The Making of a Scientific Dynastry）中译本准备再版，译者们闻之欣然。

1996年夏，我在美国觅得此书后，曾走访作者罗伯特·卡尼格尔（Robert Kanigel），他当即同意我们中国学者译出他的两部著作——其一为本书，另一本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A Life of the Genius Ramanuja后也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译名《知无涯者——拉马努金传》。卡尼格尔的著作已译为德、韩、日三种文字，其出版代理商Vicky Bijur Literary Agency对译事也表示热情支持。

但出书过程并不太顺利。先是本人归国途中箱子破损，以致丢失了此书及其他几本书。回国后，只得另购。在联系出版社时又先后两次碰壁。直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果断地决定将本书纳入“哲人石丛书”出版，时已近1999年底了。

为了加快译书进度，我与出版社商定再找两人合译。我们三位译者，算得上是“老、中、青”三代结合。我1947年毕业于辅仁大学英文系，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研究生英语多年，又在《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杂志兼任编辑，退休后仍读书教课，译作不辍。闫鲜宁自1974年起一直从事翻译工作，1989—1994年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商务处及美国芝加哥领事馆商务组外交官，退休后做了自由译者，翻译和校对图书数十种。张新颖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外语系，1991—1999年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记者和编辑，后从事英语特稿采写及翻译工作，现旅居澳大利亚，为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协会会员，笔名“新颖”。我们在译书过程中一同探讨，反复切磋，可谓其乐融融。

今日此书即将再版，译者向原书作者及其代理商，以及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再次深深致谢。同时，我还要向本书的责编致谢，多谢他们一贯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尤其感谢卞毓麟先生自始至终为本书的出版全力以赴，连书名也是他确定的。

希望读者能喜欢此书。它涉及的是古今中外治学的一件大事，即师承问题。人们常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若改为“前人不忘，后人之师”，便是本书的主旨。本书在写法上，着重描述了几代深受敬仰的医学界宗师或学科带头人，人物栩栩如生。大师们功绩卓著，影响深远，但到了晚年，往往殊为孤独寂寞，令人为之恻然。记得译者过去曾听到一位英国老科学家称赞中国对待老年学者比英美要好，我国这种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但愿代代相传。

十余年来，我国翻译出版硕果累累。我想只要国人将“科教兴国，振兴中华”铭记于心，必可期待有更多的好书问世。

江载芬

2012年9月18日于北京

卡尼格尔广泛采访，并运用了大量轶事，来描述那种创造性与实验风格的遗产，如何通过一条师徒链代代相传，它始于香农并传给布罗迪，然后到了阿克塞尔罗德，现在已传送给斯奈德，并又传到珀特那里。

——《科学》

这本书真实可信。

——《美国医学会会刊》

一段迷人的故事，再加上卡尼格尔巧妙地把它讲述出来。

——《华盛顿邮报》

这是用多彩的线织就的绚丽外套，它把社会学和科学两者的学识引人入胜地结合为一体。

——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 莱德伯格（Joshual kderberg），《爱西斯》

罗伯特·卡尼格尔一扫[隐藏]在科学恐惧症背后的那些假定，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用了些不常用的“大词儿”，但仍像雅姬·柯林斯的小说一样巧妙地创作了本书。

——《芝加哥论坛报》